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自诞生起，一切衣、食、住行及生产、生活，无不依赖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地球上的大气、森林、海洋、河流、湖泊、土壤、草原、野生动植物等，组成了错综复杂而关系密切的自然生态系统，这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长期以来，人类把文明的进程一直滞留在对自然的征服掠夺上，似乎从未想到对哺育人类的地球给予保护和回报。在取得辉煌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却使得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满目疮痍。人口增长和生产活动的增多，也对环境造成冲击，给环境带来压力。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障碍。地球森林面积，1862年约为55亿公顷(1公顷=10000平方米)，到20世纪70年代末只剩下不到26亿公顷。由于热带雨林对调节全球气候有重要作用，大面积地砍伐，将产生严重的后果，由于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世界上被风蚀、盐碱化的土地日益增多。据联合国有关部门估计，由于土壤遭到侵蚀，全世界每年损失240亿吨沃土，沙漠化土地扩大600万顷，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加上城市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占用大量农田，全世界现有的耕地20年后将损失1/3，世界粮食生产将受到严重威胁。另外，由于野生生物的栖息地大量消失，人类又肆意捕杀这些生物，且环境污染日益加重，世界上植物和动物的遗传资源急剧减少，这对人类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发展。不解决它，不仅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会受到影响，而且人类自身的生存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上，全体代表为地球静默了两分钟。这两分钟的静默，代表全人类在向地球忏悔，在反省，在思索: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饮用水源问题普遍而复杂。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和污染防治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身体健康，控制饮用水水源污染，改善饮用水水质是举国上了普遍关心的大事。几十年来，我国在饮用水水源保护上做了许多工作。70年代以来，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制定了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或条例。这些法规和条例在饮用水水源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其中明确规定了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各项条款。1989年国家环保局、卫生部、建设部、水利部、地质矿产部联合颁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防治管理规定》。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已经走上了法治的轨道。

各地在保护饮用水水源中对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都有明确规定，并有具体的保护机构和保护办法。在饮用水源地里通常还划分为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是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100米的区域，也包括陆域。二级保护区是从一级保护区的边缘开始，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主要指河流)。对于设置两级保护区仍然不能满足要求的，还可以设置准保护区，即以二级保护区的边缘为起点，上游1000米、下游50米的区域(主要指河流)。对各级保护区实施不同的保护要求。

在准保护区里，间接或直接向水域排放的污水，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废水排放标准。当不能保证取水口的水质要求时，在该区域排放的污水也必须削减排放量。

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可能会与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矛盾。例如北京市曾经考虑大力发展密云水库的旅游事业，并已开始实施，经过多方面的激烈争论，最后确定密云水库为水源保护区，对旅游及水产事业作了严格限制，并颁布了北京市密云水库、怀柔水库、京密引水渠道水源保护暂行办法，对北京市的水源保护起了良好的作用。

要改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水质，根本的出路在于控制和治理污染源，例如北京修建了西郊污水干线工程，把污水截住，不让污水流入水源保护区。此外，还在水源上游修建了一批中、小型的污水处理厂，切断污水对水源的污染，构成北京上游保护饮用水源的防线。

饮用水水源保护是大家的事情，光有一两个部门很难做好这样一件重要的工作，它需要大家的努力共同完成。

英国在经历了1952年和1956年两次伦敦烟雾事件，付出了血的代价后，首先于1956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令》。法令禁止伦敦市的居民、工厂和发电站燃烧煤，家庭煮饭取暖改用煤气和电，分区实施，由政府给予经济补贴。工厂和发电站也照章办理。这个办法果然生效，几年后，伦敦终于摘掉了一度被称为“黑都”的帽子，变为比较清洁的城市。香港是在1959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令》的，规定了煤烟控制区;1969年又公布了《街道交通规则》，限制车辆废气的污染程度。洛杉矶市于1961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令》，禁止在家庭后院焚烧垃圾，并要求所有的新工业设施设置空气污染控制设备。市政当局还建立了三级警报系统:当烟雾达到一定程度时，发出一级警报，禁止私人车辆开行，并警告工厂停工;当烟雾较严重时，发放二级警报，除救火车、救护车、警备车等执勤车辆外，禁止其他一切车辆运行;当烟雾极度严重时，拉响三级警报，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众、参两院于1970年正式通过《清洁空气法》，建立了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及对一些新的危险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日本于1971年6月颁布《恶臭防止法》，1975年4月对排入大气的污染物开始采用总量控制。

我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于1973年8月在北京举行，会后从中央到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都相继建立起环境保护机构，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对环境的管理。1974年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中国第一部关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在1979年9月13日的五届人大常委会上通过，同日公布施行。《环境保护法》在第三章中明确规定，在大气污染方面要求“一切排烟装置、工业窑炉、机动车辆、船舶等，都要采取有效的消烟除尘措施，有害气体的排放，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该法还规定了奖惩条例，凡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危害人民健康的单位可予以批评、警告、罚款、或责令赔偿损失、停产治理。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引起人员伤亡或者造成重大损失者，应承担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直至刑事责任。《环境保护法》已于1989年正颁布实。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它关系到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当代人的切身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决不是权宜之计。保护环境，合理使用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公害是一个战略问题。由于它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所以环境保护应该作为我们国家一项基本国策。(www.daowen.com)

许多城市都建有纪念碑。有的是伟人，有的是英雄，也有的是传说里的形象。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美人鱼雕像，就是根据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的主人公塑造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有一座特殊的纪念碑，纪念碑塑造的是一条毛毛虫。为什么把毛毛虫当作纪念碑的主人公呢?原来这里有一段自然保护的故事:

大约在1787年，一位英国船长把许多种仙人掌带进了澳大利亚，企图用仙人掌来培养一种可作染料的胭脂虫。没想到，有一些仙人掌从种植园里漏了出来。仙人掌在野外生长、繁殖。由于澳大利亚土地上没有天然控制仙人掌的因素，仙人掌很快蔓延开来。很多年后，大批草原变成了只长仙人掌的荒原，既不能放牧，又不能居住。怎么办呢?1920年，澳大利亚派了几位昆虫专家到仙人掌原产地的美洲去寻找当地仙人掌的天敌。经过调查研究试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蛾子，并引进了澳大利亚。这种蛾子的幼虫毛毛虫专啃仙人掌，而且仙人掌越多，它们的食物越多，繁殖也越快，经过7年时间，终于把最后一批仙人掌也消灭了。昆士兰人民为了表彰毛毛虫的功劳，为它建立了这个特殊的纪念碑。

还是在澳大利亚。好多人知道，澳洲的羊毛和牛肉是世界闻名的。但澳洲本地原来并没有牛羊。由于澳大利亚在很早的地质年代就与亚洲大陆分开了，所以澳洲本土上只有一些比较原始的动物，像袋鼠、鸭嘴兽等。与此相应的是它们有自己特有的食物链。后来殖民主义者到了澳洲，发现那里草原广大，牧草茂盛，是发展畜牧业的好地方，就从欧洲把牛羊引进了澳洲。牛羊在澳洲长得非常好，发展得非常快。但是，随即问题也出来了，那就是该怎样处理大量的牛、羊粪。在牛、羊原产地，它们有自己完整的食物链，牛、羊拉出来的粪，被一种叫做蜣螂的昆虫清理掉。蜣螂又叫屎壳郎，是一种甲虫。它们有灵敏的嗅觉，能很快找到粪土，然后用头切用脚搓，把粪土做成一个个粪球，滚到地下当作食物。它们是牛、羊粪的分解者。屎壳郎有了食物，牛、羊粪又得到了清除，因此在牛、羊原产地不存在牛、羊粪的清理问题。可是，人们在把牛、羊引到澳洲时却忽略了把蜣螂也一起带去，而澳洲本地的蜣螂只吃袋鼠粪，不吃牛、羊粪。这样，大量的牛、羊粪拉在草原上得不到分解，在干旱条件下，风干硬化，压住了牧草，使草原出现一块块秃斑。被牛、羊粪覆盖毁坏的草原竟达到了三亿多亩，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畜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大量的牛、羊粪还造成了环境污染。成亿亩草原上没分解的牛、羊粪招来了苍蝇在上面产卵、繁殖。一时间，苍蝇铺天盖地，不仅在草原，还飞到了城市。有一次一位生态学家到那里考察，看到首都堪培拉的交通警察的手不断在脸前摆动，开始还以为是一种礼节，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驱赶脸前的苍蝇。

这一回澳大利亚的政府有了经验。他们派了好多科学家到牛、羊的原产地，引进了各种蜣螂，经过观察对比，从中选育了几种，每年在300个点上放养500万只。经过几年努力，他们终于解决了牛、羊粪问题，挽救了澳大利亚的畜牧业，也解决了那里的环境问题。这些入选的蜣螂中，我国黄牛产区的“神农蜣螂”以其茁壮有力、“工作勤奋”立了大功。看来以后还应该为我国援澳的屎壳郎再立一个纪念碑。

这两个例子说明，掌握了科学、运用食物链的规律，就能很好地解决一些生产和环境的问题。

还有两个相类似的例子。一个是韩国的牛蛙，一个是我国广东的蜗牛。牛蛙是一种大型蛙类，原产古巴，可以人工饲养，长得快，肉味美。用人工饲养的牛蛙来代替从田间捕捉青蛙，可以保护我们的庄稼。因此我国从60年代开始从古巴引进牛蛙。我国的邻国韩国本土不产牛蛙，也从国外引进饲养，以改善居民的食谱。蜗牛本是国外的一道名菜，它的学名叫福寿螺，是一种大型的软体动物，以吃植物的叶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东首先引进饲养，供应高级餐厅。作为农村一种副业，饲养蜗牛发展很快。韩国引进牛蛙，广东引进蜗牛，本来都是好事，却因为不注意，失去控制，让部分牛蛙、蜗牛逃出了饲养池。于是牛蛙在韩国农田里大吃起本地的小蛙，福寿螺到菜地大啃珍贵的细菜。本来是作为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举措，却一下成了破坏环境、打乱当地生态平衡的事故，以致当地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挽救。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是否掌握科学，对生产、对环境是多么重要。

除了学习科学知识，重要的是实践。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参加有关保护环境、爱护生物的活动。现在许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市花市树，规定了本省本市的植树节、爱鸟周、野生动物日，每年联合国还提出“XX年”以及各种环境方面的活动日，如国际海洋年(1998)、世界地球日(4月22日)、世界环境日(6月5日)、世界人口日(7月11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世界粮食日(10月16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12月29日)等，我们可以围绕着开展一些活动。电视台播放《动物世界》、《人与自然》等节目，全国还有青少年生物百项活动、生物小论文等青少年科技项目。这些活动都给青少年的参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参加这些活动，不仅能学到好多生动有趣的知识，而且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环保知识，使全国人民都来关心生物、关心环境。在活动中，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对几个环境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可不要小看我们的力量。据笔者了解，许多青少年学生的环保小论文都对环保专业工作人员有重要的参考，得到有关领导的肯定。北京市有两位初三学生对北京市的废纸处理问题作了长达一年的调查。他们定期访问居民，统计家庭垃圾中废纸的比例，又走访专家，亲自动手试验。最后，他们发现北京平均废纸回收率只有20%，也就是说每5张纸就有4张被作为垃圾扔掉了;在家庭垃圾中，废纸比例达到46%，最高达到68%;北京市日产垃圾近万吨，其中废纸数量不少(因为家庭垃圾只占垃圾中的一部分)，都白白被填埋掉。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节约原木0.7吨、煤0.4吨、水300吨。他们又分析了废纸回收难的原因，提出许多可行的建议，如节约纸张、重复利用纸张、用纸制品代替塑料制品，建议中小学生爱护课本，把用完的课本传给下一年级的同学(这在有些西方国家早已推行)或支援贫困地区的小伙伴等。两位同学的调查和建议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重视。类似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也来作一些调查、研究、分析，不也可以为改善环境、节约资源作出我们的贡献吗?

因此，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的家园，人人有责，人人都可以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为追求经济发展，采用“高投入”的方式，形成了“增长热”。经济的发展把一个受战争创伤的世界，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发展的电子时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但是，经济赖以生存的环境却不断遭到破坏和践踏，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公害事件连续不断地发生，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痛苦的阴影使人们陷人了生存危机之中。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和健康，人们开展了反对公害的环境保护运动。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环境保护进入了国际社会生活。

1972年6月5日，世界上11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云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联合国在这里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共同讨论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它向全世界所有人发出郑重告诫:“如果人类继续增殖人口、掠夺式地开发自然资源、肆意污染和破坏环境，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必将出现资源匿乏、污染泛滥、生态破坏的灾难。”它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人类环境宣言》都已载入人类发展的史册，它是人类采取共同行动保护地球环境的起步。在这次会议上，世界各国政府首次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的环境战略。尽管各国位于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只有一个地球”的警钟声中，逐步取得这样的共识:人类的命运与地球的命运息息相关;环境污染没有国界;维护全球环境，必须进行长期的、广泛的国际合作;如果人类社会的盲目、畸形发展得不到控制，那么自然界就将控制它，而且会更加残酷;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生存，事关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未来，只有共同关心，才能一齐发展，才有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