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一方面继续强调社会责任、公共安全、道德观念等因素决定了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以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在电影领域无可否认的话语权；另一方面陆续积极引入各项改革措施以推动制度创新与转变。追求经济新发展、以文化多样性推动创新，这构成了传媒制度结构转型的内在动力。

分级制度于1991年的推出虽然只是众多革新措施中的一环，但分级制度的实施扩展了自由创作与多元选择的空间，部分溶解了威权主义体系在电影领域的统治力，发挥了激活电影创作、更大限度开发电影市场的实际效益。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本土电影大量吸收西方现代影视理念，为自身注入了鲜明的当代气息，提升了自身影响力^[205]。

实际上在电影政策之外，新加坡的媒体政策，乃至整体社会制度同样在经历着嬗变：2003年新加坡公布“21世纪媒体”计划，提出将新加坡构筑成为亚太地区影视产业中心，并将之上升至国家战略的地位；2000年政府决定强行打破两大传媒集团新传媒（Media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以经营广播、电视、电影为主）与新加坡报业控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经营报纸与期刊）之间的平衡状态，让这两大集团互相进入对方的业务范围，彼此竞争媒体市场份额与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市场；素以法律森严著称的狮城，近年除了对大众传媒领域中政治电影、情色、暴力等放宽限制外，连续发布了多项令人眼花缭乱的解禁项目^[206]，政府甚至公开承认以后将考虑聘用同性恋人士为政府公务员。

前任总理吴作栋在公布其“重造新加坡”计划时便表示政府将尊重多元选择的合理性。吴作栋认为，“如果要民众多为自己做决定，（我们）就必须允许民众多冒些风险”，从新加坡的实践行动来看，“如果我们要推动一个敢作敢为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允许某些具有风险及一点刺激的活动”。

与邻国马来西亚或者泰国不同，激烈的政治制度转变与政治运动并没有在狮城出现，新加坡也没有在亨廷顿所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发生民主化转型。但这并不妨碍在自殖民时代以来便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威权主义制度框架内部，制度创新因素安静裂变的过程。电影制度由审查制到分级制的转变，就是这种看似静态的发展过程所结下的最新果实。要解释这一制度变迁过程的动力，一方面要考虑当代全球化这一历史变革进程对于新加坡的外部作用，另一方面要与新加坡本国相对特殊的威权主义政体相结合。

（一）全球化

当今时代，全球化正以多种方式、多种维度改变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建立在全新的电子通信技术与跨国公司之上的世界新体制超越了单纯国别、国境之类的民族国家界限。许多学者乐于阐述单纯作为经济现象的全球化，例如资本与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是如何将各个经济体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并形成全球市场与经济一体化，或者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竞争^[207]。虽然经济维度是全球化之于普通人生活感受最为明显的角度，但全球赋予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更为深刻的改变，是政治、文化、社会、经济诸因素共同运动形成的复杂集合。在全球化进程中，个体、民族、世界体制、人类集体诸多秩序交错其间，共同构造全新的世界生态环境^[208]。

电子科技的日新月异、通信技术由模拟网络到数字网络的转变，史无前例地拉近了世界各个国家、各个社会，乃至个人之间的距离，时间与空间深度压缩，人们习以为常的明确的国家界限观念日益淡薄，可能原本与某一遥远地域了无关系的民族国家，也不得不选择成为新的世界联合体中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在改变世界面貌的同时赋予了我们崭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全球化视角。全球化视角开阔了生活在各民族国家民众的眼界，使政府与普通民众认识到，与世界其他部分不断加强的联系意味着自身行为与世界问题的联动。贝克教授认为，“此时此地在国内和国际运作的世界，内政已经演变成一种从结果看完全公开的转移权力的游戏”。民族国家政府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他们再也无力完全独自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在这场游戏中，边界、基本规则和基本差别都是国内和国际的跨国运作公民运动、超国家组织、民族国家政府与组织重新讨价还价的结果^[209]”。

这种新的视角促使民族国家民众及其政府不得不改变固有姿态，全球化也因此构成了新加坡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变迁的时代语境与内外交集的力量。

从经济上看，世界经济走向电子一体化时代，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开始面临挑战^[210]。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使用互联网与崭新通信技术的队伍之中，一个隔绝于世界信息网络之外的国家将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市场中失去其竞争力。尽管全球化主要规则由西方社会主导建立（国际法、经贸协定、各种国际政府组织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但新加坡缺乏腹地与自然资源，面对新的世界经济格局，除了积极融入全球化体系、争取信息话语权与全球经济体系地位外别无他法。

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各国的传媒格局，从覆盖面到影响力，从经营方式到组成结构莫不如此。传媒正经历着垄断日益凸显、跨国生产、日益扩大的竞争范围等一系列新挑战。在由日新月异的技术更新支撑起的信息时代中，工业愈发失去在经济中的核心价值地位，信息成为决定成败的重要标杆。因此，从文化上看，伴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首先作用于文化结构的结果，即知识经济的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全球交流，旧的世界文化版图被打破，并最终改变新加坡电影制度的文化基础。

就电影产业而言，由于局限于本国狭小地域与相对匮乏的人才储备，新加坡电影市场自出现起便基本被进口电影所占据。伴随着与以美国为首的一系列国家签订贸易合同、全球电影市场的形成与跨国电影巨头吞并市场的决心，新加坡电影制度更加迫切需要按照世界主流发展方向进行改革，以求与世界接轨。因此，在欧美国家已成大势的电影分级制度必然成为新加坡需要借鉴的重要内容。

在经济持续增长与有力的社会保障下成长起来的新加坡中产阶级，是新加坡电影制度的主要服务对象，他们本来就因新加坡特殊的社会构成而具备多元文化特点。在遍布全球的跨国电视台与互联网络崛起后，夹裹在越境数据流^[211]中海量的各类信息融汇为“全球文化”，并通过各种电子技术被民众接收。如今想要再成为文化上的孤岛，无异于宣布彻底脱离全球传媒圈之外，而这是任何一个理性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的。因此，新加坡政府想再做到严格控制民众所接触的传媒内容在理性角度越发不现实。

观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各国文化层面，有两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

第一，随着全球化的触角探入文化领域与媒介领域，文化意识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变量，多元文化成为基本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原本潜伏于一国之内的不同属性文化开始兴起，与全球文化进行相互交往。在形成全球性共同观念、相似看法的动态融合过程同时，也放大了不同文化在价值、道德、习俗上的差异与分化，并最终在无所不在的全球化环境中，形成了新的文化差异。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不同文化往往对同一问题看法南辕北辙，矛盾重重。此外，全球化所引发的种种世界范围内社会结构转变，更是为后现代主义文化，乃至草根文化、同性恋文化、女权主义文化、性文化等社会亚文化提供了培育与生长的天然温床。新的传播技术则为这些文化之间的交流推波助澜，不可能再有类似极权主义那样，排斥并消灭一切不一致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化多样化成为国际社会和许多民族国家文化政策变迁无可阻挡的趋势。

对性的态度转变是新加坡社会文化变迁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尽管一份于1995年进行并被新加坡国会引用的调查显示，67%的受访者不赞成婚前性行为，66%的受访者不赞成同居，高达86%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同性恋，同时报告特别强调，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是“极其保守”的^[212]。但是2000年由新加坡社会发展与体育部进行的研究发现，在较年长的新加坡人中，分别有80%、70%、71%的受访者认为同居、离婚与同性恋是不可接受的，而在年轻人中则分别只有51%、47%、71%的受访者持同样的反对态度^[213]。在受互联网影响更深、融入全球文化更多的年轻人群体中，对待性的态度与老一代新加坡人相比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

如果考虑到新加坡本身即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国家，回头再看新加坡电影制度的变迁，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民行动党政府最终放弃“一刀切”式的审查制而选择了尊重多元多样需求的电影审查分级混合制度。

吴作栋曾形象地比喻：“并非每间房子的装潢都需要相同品味。有些人喜欢冷色调，有些人则喜欢在墙上贴上美女海报。”某种程度上这不仅是单纯出于谨慎考虑所做出的“选择”，更是在多元需求兴起、社会态度改变等现实压力下的必然要求。

第二，虽然欧美国家在全球化文化传播中有输出“普世价值”的兴趣，欧美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占据着世界文化领域的主要空间，但是，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从未失去过自身传统文化在国内的深刻烙印。

在整个全球化进程中，欧美一直以巨大的优势牢牢控制着世界电影市场，乃至跨国大众传媒。早在1969年，美国学者希勒便指出“美国的军工企业正利用电视节目与影片夺取文化产品方面的全球主宰权^[214]”。不少学者对全球化形成了一种“文化焦虑”，担心欧美国家会凭借在世界经济体与信息传播方面的优越地位，依靠媒介话语权与所有权的过分集中，输出（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的）西方社会自认为能被全世界共同接受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即所谓普世价值，变全球化为“西方化”，以形成文化霸权，进一步巩固西方社会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并破坏其它国原生社会文化环境。

但总的来看，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同质化现象并没有完全代替民族国家内部保持自身传统文化的努力。除了全球化外，民族国家也在同时经历着逆全球化过程的区域化与本地化对于本国内在特质的塑造，而本地化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增强对社会与国家的控制^[215]。在开放的全球化进程中塑造全球文化的同时，各个文化间的差异并没有被抹去，反而在不断的同质化与分离化两种看似背道而驰的倾向之间得到争鸣、放大与保留。

当今世界媒介语境中，往往正是由全球化推动形成的跨国政府组织或者国际协定（例如WTO协定中对电影配额的规定），充当了保护各民族国家差异的角色。

对民族国家来说，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结合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与社会形态，逐步形成本国文化轴心与制度内核，也在发挥着抵制全球文化同质化的作用。新加坡作为本地区融入全球化态度最积极、经济发展水平也最高的国家，正是在与西方文化就某些内容谈判调和之余，大力维持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统治地位。李光耀曾与西方舆论界激烈辩论过的“亚洲价值观”便是具体表现之一^[216]。

李光耀认为尽管新加坡的社会文化注定会由于经济腾飞、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发生改变，但新加坡仍然需要保留住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念。他说，“身处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希望能在探索未来的同时不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于是新加坡对西方试图以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代替本国文化传统坚定说不，坚持传统价值观念的主导地位^[217]。

结合这两大基本事实，我们可以认识到，全球化使新加坡国内多元文化需求日益上升，迫使新加坡政府必须采取适应措施，并尽可能在不触及政治底线前提下满足这些新的需求。与此同时，新加坡为投身世界范围竞争、接轨世界电影发展主流趋势，也在主动借鉴源自欧美国家的电影分级制度，但是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

对于新加坡威权主义体系面对全球化时所作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会的Terence Chong教授将其称之为“选择性全球化^[218]”。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千方百计鼓励社会投入经济全球化中，以求在世界竞争中继续保有领先地位的竞争力，一方面依然在积极维护“保守化社会”。

如果以移民、国际金融一体化与高科技电子通讯来阐释全球化的意义，新加坡无疑将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国家，但它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对媒体的控制方面）的表现又显得与这个概念距离甚远。这种彼此矛盾的实践行为或许从侧面印证一个事实：对于新加坡这个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国家来说，保持国家存在与发展才是唯一目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不过是一种手段。

正因如此，新加坡电影分级政策中，才会继续保有如此之多的审查禁令与限制。因为电影分级政策归根到底，也不过是维持执政权威、确保新加坡稳定发展的工具之一。总之，我们需要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全球化进程施加给新加坡电影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结构调整与转型固然形成了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推动力，但不宜过分夸大其对新加坡媒体政策的瓦解作用。

（二）威权主义政治体系的有限松动(www.daowen.com)

除了经济与文化层面，全球化进程也影响到了新加坡社会的政治结构。

从世界各国普遍状态来看，全球化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可以被视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集中、深化体现。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的迅速发展使得国际经济活动首先摆脱政府影响，通过各种国际经贸条约或国际法的形式削弱了政府的经济主权。在全球化浪潮前，政府通常只需要对国内各种力量间进行制衡，而现在政府还需要和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展开博弈与抉择。

对于这种改变，有的学者认为政府丢失的不只是部分经济主导权，全球化颠覆了民族国家执政权威的基础、抹去了不同国家间的边界，国家甚至退化到只保有内部行政、国防以及维持治安的功能^[219]。实际上，政府的活动空间虽然的确有所减小，各种国际力量也在逐步上升，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各国政府仍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代表。全球化并非模糊了国家边界，而是模糊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界限。

当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活动，便使得国内事务越来越体现出国际背景。政府如果要允许本国力量参与国际竞争，便必须接受越发难以分辨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现实。换句话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必须使得国内制度安排能适应于国际政策，各国政府间为此要就各种问题展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全球化进程就这样在新加坡外部发挥着消融威权政体外壳、渗透新加坡国内媒体制度安排的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使得新加坡威权主义政体有所松懈。

全球化还有力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个人主义的兴起。全球化在社会中各领域的影响使得几乎每个人都在被全球化改变着，人们有更多机会与条件认识自己的位置，了解并改变自己的生活，从而建立新的自我认知。在新加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宗教的影响都在减弱，人们开始更轻松地构筑自己的生活与选择。这种不断增长的个人能动性削弱了国家本身以及国家认同的重要性^[220]，同时侵蚀了执政权威的基础，使得国家权力出现了从上向下的转移，从民族国家重新分配给较小的单位^[221]。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加坡民众除了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之外，还呼唤更多的观影自由与选择余地。实际上不光是新加坡，扩大民众权利是20世纪各国政治普遍变革趋势之一，新加坡所做的建立电影分级制度、政府与制片方对电影分级“共同管制”等努力只是民众权利扩张的其中一种表现。

这种趋势在新加坡的出现，又是以新加坡特殊的威权主义政体作为关键背景的。中国台湾学者洪镰德以及一些大陆学者将新加坡政治体系称为“软权威主义”政治，认为新加坡政治现实情况在一开始便与出现在韩国、菲律宾等国家的军人政权有所不同。新加坡自开埠之后一直以殖民地身份存在，虽然与亚洲本土文化观念差异甚多，但毕竟英国殖民当局在百余年经营中，以本国模式为蓝本，最终建构了西方式的基本政治结构与宪政精神。早在1867年殖民当局便颁布《海峡殖民地宪章》，将其与英国宪法共同适用。这使得新加坡很早便将公民基本权利以成文法的形式确认下来并加以保障。同时，宪章的存在令新加坡政治生态环境中拥有了多党竞争的民主因子，这点与东方专制主义大相径庭。新加坡在独立之后，直接承继了源自英国的文官系统与政治制度、理念，所以与严酷的军人政权相比，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从一出现便拥有天然的民主特征与法制规范性，并与新加坡亚洲文化背景——尤其是儒家伦理道德紧密结合，也因此更具伦理色彩和柔和性。

这再次肯定了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治的多元特征。这种多元性出自历史惯性、文化起源、社会结构、国际背景与人民行动党执政信念，使得新加坡一方面施行威权主义统治，一方面又允许民众与反对党的适度表达和有限竞争。凯伦斯·滕纳教授曾总结威权主义存在着不宽容异己的倾向，总是“时刻防微杜渐，力求一致，建构并维持着集体标准规范^[222]”。对于威权领导者来说，所有挑战标准规范的情况都是不值得尊重的。但新加坡的威权政体并非如此，反而在政治领域中存在着一定的容忍空间。

根据葛兰西的理论，新加坡更应该被认为是一个“霸权国家”而非“独裁国家”^[223]，“它的威权统治不仅基于强制力量的支撑，还拥有广泛的认可。^[224]”在葛兰西看来，霸权并不只是由武力推行，形成意识形态霸权还包含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间通过争论、博弈，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很多说服、妥协的余地，最后达成的“共识”也远比单纯依靠压迫所维持的统治更具人心。新加坡正是这样一个霸权国家，推行的是在人民行动党主导下，经过政府权力、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全球化等诸多结构性因素谈判、调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性质为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保留了讨论空间，并保证最后的制度安排能获得大多民众的满意。

在目前的全球化世界语境中，新加坡依然在各个领域中面临着民主转型或维持威权政治的问题。如同萨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一致，新加坡确实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而听到了更多不同政见的声音。但通过协调政府、市民社会、工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积极地商讨交流，新加坡社会业已形成的韧性稳定结构使得政府有能力几乎不花费太多精力便完成调整，同时保证改进体制之后社会状态依然可控。同时，《内部安全法》赋予政府超越司法权力的行政权限，作为保证权威的最后王牌。

在媒体方面，新加坡前后执行或颁布的政策可以归类为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倾向，但这些政策集合到一起，却能发挥出人意料的配合作用：既满足越来越多的不同利益需求，同时保持自身稳定。面对随着社会发展而屡遭诟病的电影审查制度，执政者看起来似乎下定决心将之改革，并应社会呼声之情颁布了分级制度。但紧接着，人民行动党政府以政治电影禁令、继续赋予电影审查委员会查禁影片的权力等政策制衡分级制，同时也限制所有在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被继续视为“不良的”、“不合时宜”的电影。

有些时候，这些政策看起来像反反复复摇摆不定，但人民行动党收获的依然是媒体产业（自然包括电影业）连年不断的快速发展，并牢牢控制着社会运行轨迹，一如其在国会中长达40余年稳坐如山的优势地位。表面上看，人民行动党政府长袖善舞、收放自如的执政水平令人赞叹。事实上，这是由于新加坡的威权主义体制本身的多元性与容忍精神，帮助吸收了儒家文化、东方专制主义、西方宪政民主精神与殖民地管制模式等不同文化系统中有利于新加坡发展的部分，并加以调和，最终使之契合新加坡社会政治、文化的种种现实条件。

在全球化的世界变局中，新加坡需要做出改变，也必须做出改变。但是威权主义的国家性质对此一再强调：维持国家政权稳固与执政权威，同样是新加坡不容挑战的底线。如果说全球化解释了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力，那么相对特殊的威权主义在新加坡社会内部为制度变迁预留空间，同时划定不容超越的界限。

（三）新制度学派视角的考察

新制度主义理论由美国经济史学者诺斯在20世纪70年代奠立基础。虽然其后的学者依据个人视角的不同，由新制度主义理论衍生出许多争议，但该理论框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仍将是解释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有益视角。

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密不可分，强调应将制度而非行为作为政治分析的核心，借用经济学范式中的理论与术语，以制度为核心统一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讲，它们“是人为设计的影响人类互动的约束^[225]”，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新制度主义语境下的“制度”作为一种规则，具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家庭、企业、政府、市场属于前者，而价值、道德、意识形态与人的行为习惯则是非正式制度安排^[226]，它们通常会产生多种形式的互动。而制度变迁，正是在这两者复杂互动中，“由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规范和实施的复杂结构的边际调整组成^[227]”。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

为了进一步说明，诺斯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础，即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借以说明绩效取决于“产权”、国家是“产权”的界定者与实施者、意识形态的不同影响等问题。诺斯认为，要理解社会制度变迁，就需要首先理解作为一种政府组织的国家的功能：“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228]”国家需要从现行制度或制度变迁中收益，同时也需要确定产权结构以及各类组织间的契约关系，对社会发展或衰退负责。

与霍布斯契约论所提出的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与公民达成契约，国家要为公民服务”不同，诺斯的“经纪人假设”认为，经济过程的参与者均以获得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抉择的时候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一方。“经济人”不再秉承理性至上的原则，而是由理性与自利共同支配。在参加经济活动时，人们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又关注如何将支付成本降低，因此，“规则（制度）的设计通常将服从成本^[229]”。当“经济人”的假设由经济领域被推导至政治领域，“个体由市场中买者或卖者转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230]”。“政治人”与“经济人”会一样以个人收益为目的、以“成本—收益”计算为选择根据，因为两者都是理性的、利己的。

新制度主义语境中，制度制定者（无论他是经济主体或政治人物）构筑制度的过程是其在成本与收益引导下不断博弈的过程。在诺斯看来，受利益驱使的行为主体如果通过变迁预期中认为可以收益或减免损失，就会产生变革现有制度的倾向，当要求改变制度的行为主体的力量超过要求维持现行制度的行为主体力量时，制度的均衡随即被打破，并根据收益预期产生变迁。

以新制度主义理论考察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解释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制定威权主义政治体系与审查制度、推行分级制度的同时又保留审查手段的原因：对复杂的预期收益的追求。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诱因是外生的。如同我们论述过的那样，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过去各个区域与社会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如今各种层面、各种方位的互相交往与依赖所替代。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局限性被打破，不管是经济、政治或者文化环境都被极大改变了。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文化在同质化与分化两种相反趋势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威权主义的新加坡过去赖以稳定的环境不复存在，政府作为威权主义体系下强势力量的代表必须有所反应。

在电影制度由审查到分级的变迁这一问题中，人民行动党政府复杂的收益预期一部分是巩固政治权威、维护统治地位；一部分是秉承精英治国的责任感，呼唤维护新加坡传统价值观念、保障未成年人成长空间；另一部分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发展电影产业。很难说这三部分预期哪一个更加重要，它们在新加坡建国后的短暂历史中接替反映在政府各项电影制度安排之中。

再加上新加坡民众受制于过分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本身渴望更加自由的选择余地与政治讨论空间，于是也出于对这些渴望的收益预期而积极参与、促进制度改变。这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预期共同构成了新加坡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调整电影审查制度的动力。

制度变迁模式可以分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新加坡市民社会也发出了一定声音要求变革，但考虑到新加坡威权主义社会的性质，将其电影制度从审查制到分级制的变迁定义为从上而下显然更为准确。这种受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并实行^[231]”，新加坡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指挥者的角色，利用优势地位干预或引导电影行业与社会公众接受新政。同时，政府并没有拒绝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在变迁过程中不间断地和公众商讨，以不断做出政策调整。

但是，这只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预期收益高于制度变迁与调整的预期成本时的情况，一旦政府认为制度变迁会减少自身的收益或者威胁到执政权威，那么政府将拒绝继续商讨以保证其收益（保留《内部安全法》赋予的强大行政权力作为最后武器），或者干脆拒绝继续推进制度变迁的过程。

如诺斯所指出的，国家需要“界定产权使租金最大化”与“降低交易费用使得社会产出最大以增加国家税收”。事实上，这两个目标是经常冲突的。它们构成了新制度主义理论中著名的“诺斯悖论”，同时在新加坡电影制度的案例中决定了新加坡政府必须在维持执政权威、巩固统治地位、扩展讨论空间、提供自由选择等问题之间摒弃绝对主义的执政风格，而采用反复博弈的策略，平衡多元需求。

因此，我们不难更为深刻地理解，在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历程中，新加坡政府为什么会采取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政策，为什么会在颁布政治电影禁令之后又取消禁令，为什么会在分级制度中保留如此之多的审查性质规定。所有的这些相悖之处，都是人民行动党作为积极的统治者，为平衡多方收益预期，在变迁过程中不间断地和公众进行商讨，以不断做出政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