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英国殖民地时代至1991年，施行的一直是单一的电影审查制，其后开始采用电影分级制（G/PG/R18），随后引入R（A）、NC16等不同级别，并在1998年修订《电影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电影分级制度。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围绕着包括电影在内的媒体审查制度，建立起了一整套法律体系与管理规范，以维持在大众媒体领域的话语权。

与欧美各国所采纳的电影分级制度不同，新加坡电影分级制鲜明地保留了大量审查性质，且审查凌驾于分级。政府对媒体的管制依然是威权主义式的，这突出表现在对待政治电影以及色情、同性恋等电影内容之中。

应当说，电影制度之所以出现这种复杂性，与新加坡自身多元文化社会的特性是无法分割的。除了显而易见的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成分外，错综复杂的东西方传统，特别是东方专制主义与英国政治法律传统对新加坡社会起到了重要的形塑作用。现有研究大多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其中一方因素，但抛离任何一种文化视角去考察新加坡社会都是不尽科学的。因此要研究新加坡电影制度变迁的过程，势必需要剖析新加坡历史、文化中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弹丸小国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地处世界地缘政治激烈交锋之处，随时有沉浮于大国逐鹿的可能。根据新加坡政府统计信息，其国土面积仅为710．2平方公里^[1]，且20%为1950年后填海而成。截至2009年其常住人口不过499万，其中373万人拥有新加坡公民身份^[2]。但如此蕞尔小国，近年来却因其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高度文明而稳定的社会著称于世，取得了一系列令人侧目的成就。

在经济上，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7%，其人均国民收入常年位列世界前十，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繁忙之一的空港与海港，同时是世界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以及6 000余家跨国公司在远东的基地^[3]。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IMD）所发表的《2010年世界竞争力年鉴》，新加坡超越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国家，同时继续稳居企业效率世界第一、政府效率第二、经济表现第五的位置。在世界经济论坛、国际透明度组织主办的各项国际评比中，新加坡均有不俗表现，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新加坡多次被评为亚洲最廉洁的政府，与其东南亚邻国屡屡陷入政治献金、贪腐丑闻形成强烈对比。其经济之发达、社会之文明，在亚洲国家中几近卓然不群。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大为称赞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凝聚力两方面同时取得的高超成就，而美国前任总统乔治·布什则称新加坡是“自由经济与开放市场的举世楷模^[4]。”

但另一方面，在西方舆论界中，新加坡又往往是“自由民主模式”的对立面、缺乏人情味的“苛政者”。在以妥协、选举与非暴力为共同特征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阿根廷、乌拉圭、印度、韩国，乃至新加坡周边诸国均被席卷其中，倒是新加坡作为威权主义国家依然故我。“在1990年，新加坡是唯一没有民主政治体制的非石油出口的‘高收入’国家，新加坡的领导人公开拥护与西方民主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儒教价值观^[5]。”这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与民主化进程总是正相关的结论背道而驰。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旗手萨缪尔·亨廷顿教授自己也承认虽然经济因素与民主化程度之间存在着全面的相关性，但是这些因素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格局自身对导致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或是充分的^[6]”。李光耀从不避讳人民行动党一家独大的现实，同时他不止一次表达这样的观点：“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7]。”人民行动党始终积极倡导与西方民主思想极大抵触的儒家价值观，强调集体胜于个人，权威胜于自由，责任胜于权利。

就这样，伴随着国内经济腾飞的脚步，保持威权主义的新加坡成为了经济发达国家中的一个“异类”。威权主义作为新加坡的基本社会语境，对其内部政治、文化、社会、法律诸多环节带来的巨大形塑作用自然深刻影响了位于多种社会结构交叉地带之中的大众传媒制度。而在大众媒介中，电影又是比较特殊的传媒类型，除了对社会价值观念与文化习惯具有重要形塑作用、蕴含巨大的经济利益外，电影还是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国家所施行文化保护中较为严厉的传媒类型，并维系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诸项规定。此外，电影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作为20世纪大众传媒最为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使其“相对于平面传媒业而言，电影与广播电视领域的制度安排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特点，20世纪西方传媒制度最大的演变也主要集中于此”^[8]，所涉及的是传媒基本范式的转型。当代电影制度的变迁，直接折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的转变，并始终处于深刻的解构与建构过程之中。因此，研究其电影制度由严密的审查制到分级制的变迁，有利于我们透视新加坡大众传媒制度在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所发生的种种嬗变，也将帮助我们较好地阐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国家性质、多种族多宗教文化特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我们研究新加坡电影制度从审查制到分级制的变迁过程中，首先需要做的是对新加坡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进行大致概述，这是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一个威权主义国家的现实基础，也是电影审查与分级政策中一些核心概念的文化背景。

（一）新加坡历史概述

事实上，新加坡在1965年正式建国之前，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过，从有明确历史记载的信诃补罗王朝开始，新加坡便一直臣属于他国而存在。新加坡早期历史记载并不多，公元3世纪，中国将新加坡称为“蒲罗中”，即马来语“半岛末端的岛屿”，后有华人称为“石叻”。1330年，中国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在所著《岛夷志略》中将之称为“单马锡”，据其记载当时的新加坡便已有华人居住。室利佛逝、满者伯夷、暹罗相继控制这个岛屿，后来新加坡岛成为柔佛苏丹国的一部分，由拥有“天猛公”头衔的官员治理。受到中国文化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强大辐射作用，新加坡一直处于东方君主制王国统治之中。

东方专制主义思想源于西方古典哲学与政治学与东方历史的对比之中。尽管没有明确的定义，但西方学者通常从以下几个角度诠释东方专制主义：相比欧洲文化明显缺乏法制传统，专制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他的意志即是法律；国家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专制君主及其政府垄断着某些经济生活，而且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拥有者，整个国家表现出强烈的重农轻商的倾向；社会中保存着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村落、家庭组织，作为专制君主制的基础组成部分；此外，东方君主制国家具有稳定性，任凭政治风云变幻和王朝更替，社会基本结构不曾改变^[9]。

在东方学者看来，“东方专制主义”的视角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在价值观念上存在着对东方社会的歧视，其理论包含着过多臆断。相比之下，东方学者更乐于使用“儒家价值”来阐述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但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确能敏锐地揭示出东方社会的某些特性。在漫长的历史中，西方学者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深刻构筑了新加坡的主要族群——华人与马来人的社会文化。

新加坡的封闭状态直到1819年1月才被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莱佛士初次登陆新加坡，在印度总督哈斯丁授权下与天猛公签订条约，于当地建立一个贸易港，作为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商业据点。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1823年新加坡的贸易额便已超过槟城。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最初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当局管辖，1867年升格为海峡殖民地，与槟城、马六甲合成一区，直接受英国管辖。随着蒸汽技术的发展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新加坡成了航行于欧洲与东亚之间船只的重要停泊港口，到1869年，已有10万人生活于新加坡^[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并改名为“诏南”。日占时期是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日军宪兵队犯下了一系列暴行，极大地刺激了新加坡（尤其是其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其中自然包括日后蜚声政坛的李光耀^[11]。“从那个时候起，李光耀就不再是华侨，而成为新加坡人^[12]”。新加坡民族运动即在此时兴起。

随着日军于1945年8月战败投降，英国重新管辖新加坡之后，起初试图使新加坡永远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以遏制席卷亚洲的民族主义浪潮^[13]。但此时的新加坡已经不满足于继续保持英国殖民地身份。在新加坡人一再发出呼声与二战结束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汹涌的背景下，英国当局最终接受渐进自治方案，即通过扩大新加坡本土居民选举的范围，尤其是逐步给予新加坡华人以选举权，使得政权逐步转移到本土人手中。在1948年与1951年两次举行的实验性上议院选举中，进步党都赢得了多数席位。但是由于担心民族主义运动在新加坡蔓延，最初的两次选举均将占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排除在外，使得华人族群对这两次选举结果非常不满（这种不满为日后华人与马来人的种族冲突埋下伏笔）。鉴于华人在新加坡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议院实际上与其大多数国民并无关系，进步党也因此无法被视为真正代表新加坡最广大阶层利益的政党。1955年旨在推动新加坡宪政发展的新一轮选举，第一次大幅增加了华人选民的数量，新的选民登记制度使得原本不过7万多人的选民数量增加到30万人。最终，劳工战线赢得了最多席位，其领导人马绍尔成为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刚刚于1954年成立的人民行动党参加了这次选举，并赢得了3个席位，其中之一属于李光耀。李光耀在此时已经意识到赢得华人支持的重要性，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选择与亲共人士合作、赢得华人支持，成为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最明智的选择。

在一系列繁冗的讨价还价后，一份赋予新加坡更多自治权利并使其成为自治邦的条约在伦敦签字，并于1959年举行了自治大选。蛰伏5年的人民行动党依托华人支持，一举攻下立法会51席中的43席，毫无悬念地成为最大党，李光耀则在随后成立的自治政府中任首任总理。但人民行动党获得的支持在1961年两次地方补选中很快变得岌岌可危，东南亚地区华人民族主义浪潮使得英国与马来亚深深担忧。李光耀也加紧呼吁新加坡与马来亚的合并，理由除了华人运动外，还有就是新马合并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能创造一个共同市场，以使新加坡的资本与马来亚大陆更大的市场与丰富的资源结合起来^[14]。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曼拉提出新加坡、马来亚合并组成联邦，对此人民行动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李光耀自然支持合并，而林清祥等13人最终选择脱离人民行动党成立社会主义阵线。但这并没有阻止1962年新加坡全民投票通过新马合并提案，不过有必要提出的是，李光耀在全民投票中施展了并不光彩的手段（选票上没有反对合并的选项）。合并后的马来西亚联邦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李光耀出任总理。(www.daowen.com)

新马合并后，巫统作为联邦中最有势力的政党，本想在新加坡扩展自己的力量，但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新加坡大选中采取“冷藏行动（在选取前突击羁押、扣留敌对党党员，这也是人民行动党日后对待反对党非常喜欢的一种伎俩）”，大败社会主义阵线，再次奠定优势地位，并反过来开始在联邦政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巫统对华人占多数的人民行动党始终心存芥蒂，时刻担心共产主义力量在新加坡的运动导致马来亚自身倾覆，种族沙文主义随即升腾盘旋于政坛上空，巫统与人民行动党关系不断恶化。1964年7月新加坡严重的种族骚乱最终导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关系破裂，第二年8月9日，新加坡被极为狼狈地逐出马来西亚，新加坡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当天中午，李光耀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泪俱下，称签署分家协议令人痛苦，他激动的情绪甚至使会议中断了二十分钟^[15]”。

李光耀当时的痛苦与忧虑不难理解，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一个仅有港口却无腹地的国家，一个身处民族主义漩涡中的国家，这就是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的实际情况。李光耀后来称，“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16]”。战后李光耀在英国当局与华人族群支持下逐步迈向权力顶峰，但是他个人一直以来坚持的联邦国家构想在现实面前遭到严重打击，“新马分家对李光耀最大的影响也许是政治思想中理想主义的破灭和摒弃^[17]”。虽然无从考证李光耀对自己的执政理念做过何种反思，但是在日后的政治实践中，李光耀越发表现得像一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这极大影响了新加坡政策的制定。

建国之后，新加坡迅速寻求国际社会承认，另一方面在国内扩大自身领先地位。1966年社会主义阵线退出国会做非宪制斗争，却被善于制造政治运动的人民行动党彻底击败而遭到淘汰，从此以后新加坡国会便完全被人民行动党控制。李光耀为了保持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地位，对新加坡建国后不同时期出现过的反对党软磨硬泡，加以种种限制，以至于被西方学者批评为“在通过选举制度赢得了权力之后，便运用手中的权力削弱这种制度，对民主价值和实践没有什么信念^[18]”。直到1981年，工人党J．B．贾亚拉南赢得议会席位，才打破了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国会的完全垄断，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在新加坡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极少数的反对党议会席位使得新加坡的不同政见者总是显得人微言轻，新加坡目前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是自1959年便获得绝对优势的威权政体的继承者。

不过无论政治学家如何看待新加坡的威权主义，必须承认人民行动党领袖们卓越的施政才能与雄心。在政治地位稳固的前提下，人民行动党得以腾出空间，全力投入经济发展，开展一系列经济改革，迅速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住宅短缺、天然资源匮乏、失业率居高不下三大问题。在一系列政策中，包含五项基本措施：创立法定团体监督和协调各种活动；采取财政激励政策；压制工人运动；发展包括通信设施在内的国家基础设施；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19]。为了吸引外资，李光耀决定给予外国资本免税减税政策；成立裕廊工业区，集中发展新加坡制造业；大力倡导使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积极谋求新加坡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一个重要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走入快车道，市政建设成果累累，旅游业、服务业与高薪产业蓬勃发展。1995年7月，世界经合组织宣布，从1996年1月起，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新加坡在短短数十年间完成了飞跃。而这一切，都是新加坡以一个威权主义国家身份完成的。

（二）多元文化社会

多元文化社会是新加坡这一威权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除了建国早期出现过严重的种族主义冲突，之后几十年发展历程中，新加坡国内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不但未拽滞其社会发展，反而能保持相对融洽的气氛，促进整个社会稳定。可以说，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这一基本背景，可以解释新加坡接纳威权主义政治的部分合理性。

根据新加坡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新加坡2009年常住499万人口中，华人占据74．2%，马来人13．4%，印度人（包括巴基斯坦人、斯里兰卡人、孟加拉人）9．2%，欧洲人、阿拉伯人和其他种族（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种、世界各洲人种和混血人种）3．2%^[20]。如此复杂的种族构成源于新加坡身处世界枢纽马六甲海峡，历史上长期以移民城市、贸易枢纽身份存在，伴随着英国在新加坡经营上百年时间，新加坡早已成为欧洲商人在远东的重要集散中心，再加上近年来新加坡经济腾飞，政府虽然建立了严格的移民制度，新加坡仍然成了许多国家移民向往的目的地，民族成分日渐复杂。

不同的种族带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涌入星城，新加坡原本地域狭小，又是全球仅次于摩纳哥的人口稠密国家，多种民族元素构成了一个罕见的多元社会。宪法因新加坡曾短暂地与马来西亚合并的历史原因而明文规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21]”，但使用中的官方语言共有4种，包括英语、华语、马来语与泰米尔语。早期新加坡华人依其移民来源不同而往往出现方言不通的情况，例如闽南语与粤语。后来出现了“新加坡华语”并逐渐成为新加坡华人之间主要的共同语。甚至英语也出现了所谓“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尽管新加坡的英语大多以英国语音为标准。而在新加坡印度裔族群中，除了泰米尔语，也有人使用印地语。

相比语言，宗教分布更为复杂。“除分布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各大教派信徒外，也有犹太教、拜火教、天理教的支持者。近年来，还出现了华族新创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甚至‘儒道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22]”。不同的宗教信仰往往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民族心理与意识形态。根据统计，86%的新加坡人有宗教信仰，其中51%国民信仰佛教和道教，15%新加坡人是穆斯林，14%的人口信仰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其他宗教信徒较少。新加坡宪法保护宗教自由，但对少数宗系，比如耶和华见证会有所禁制。根据新加坡法律规定，公民必须服兵役，该教因反对兵役而获罪^[23]。

生活空间邻近交叉的不同种族之间拥有各自的宗教信仰、文化与语言，经济发展水平又各不相同，再加上各种族来源国之间微妙的国际关系，相互间极易处于紧张状态，乃至爆发严重冲突，这在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华人虽然在新加坡人口中占据大多数，但是在东南亚版图中，新加坡北隔柔佛海峡眺望马来西亚，南依新加坡海峡与印尼苏门答腊对视，处于马来人伊斯兰世界核心位置。独立之前，英国当局主持的两次选举均将华人排除在外。新马合并后，马来人为主的巫统与华人为主的人民行动党之间爆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两大族群仇视。最终种族问题酿成了1964年的骚乱，马来亚联邦当局不得不动用军队来控制局势。

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赢得政权过程中，目睹了族群争斗的血腥历史，深感民族问题对于新加坡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所以刚刚执掌权柄，便致力于改善种族关系，尤其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彼此宗教信仰、语言习俗的不同，马来人与华人往往各自聚集，形成单一民族集中居住区域。组屋建设中，人民行动党政府不惜花费大力气，说服马来人与华人打破成见，并将其打散安置在一起；在1962年，新加坡中华总工会领导华人向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追讨“血债”，政府接管其工作，使其成为全民行动，并选派6名非华人加入行动领导工作中，以求淡化“华族”色彩，强调“新加坡人”的身份概念^[24]。建国之后，新加坡各邻国都担心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会自然成为中国大陆在东南亚的“仆人”，李光耀对此不止一次向邻国保证“新加坡在国际问题上一定会遵循和维护主权国家基本原则”^[25]，在制定对华政策上慎之又慎。在对待民族社会团体方面，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华人社团的作用，政府官员也很少参与社团活动，同时于1966年颁布《社团法》，将华人社团活动牢牢纳入政府管制之中，以达到压制市民社会的目的。除此之外，在教育、就业、政治方面，强调英语在这个多种族国家中通用语的地位与重要性。将懂英语视作重要资质，使得华语学生竞争力比不上受英语教育的学生。

虽然这些政策看起来对华人族群非常不公平，充满了李光耀式实用主义的味道，但是确实起到了抑制种族矛盾的作用，种族之间过往深刻的鸿沟慢慢被磨平，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再也没有爆发种族冲突。李光耀认识到，“过去的新加坡各种族间如同散沙，人们过分关注彼此间的不同……而新加坡的成功必须建立在一个能融合所有人的多种族多语言社会基础之上……需要给予全体公民平等的待遇，而无论种族之分^[26]”。

1991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理念。提出新加坡需要将各民族基本的共同价值归入国家意识，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将使新加坡人团结一致。《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不止一次指出，种族与宗教和谐是新加坡生存的基础，是凝聚多元社会不可缺失的要因，并提出“国家为先、社会为上；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口号。共同价值观的理念并不含有任何宗教价值观念，也不等同于儒家价值观或者其他任何一种宗教价值观，共同价值观的确主要吸收的是儒家价值观的精髓，但它存在的第一任务是为了在不同价值观念间搭建沟通互信的桥梁，以最终导向“国家为先、社会为上”的宗旨。这实际上可以解读为使用国家意识替代不同的各民族意识、群体意识以及阶层意识，将“新加坡人”的概念贯穿到新加坡不同种族文化的过程，也是将国家意识置于其他意识形态之上的过程。

总之，对于1965年刚刚独立的城国新加坡来说，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所衍生出的种种问题仰赖严明律政来解决，纷乱的意识形态呼唤统一的国家意识予以统领，波澜起伏的历史转折点需要雷厉风行的政治行动，新加坡的威权主义社会语境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与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