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对于脉诊和舌诊的发展尤为突出，对于诊病、辨证原理，更有进一步的阐明，可以说，明清时期是中医诊法学的成熟期。

（一）脉学成就

明•张介宾《景岳全书•脉神章》，详述《内经》《难经》，以及仲景和诸家脉义，对脉神、正脉十六部、脉之常变等，论述甚为详细。张氏之所以研究脉理精深，是基于他对脉理的深刻认识，正如《景岳全书•脉神章》中说：“脉者，血气之神，邪正之鉴也。有诸中必形诸外，故血气盛者脉必盛；血气衰者，脉必衰；无病者，脉必正；有病者脉必乖。矧（shěn况且）人之疾病无过表里寒热虚实，只此六字，业已尽之。然六者之中，惟虚实二字为最要。凡以表证、里证、寒证、热证，无不皆有虚实……欲察虚实，无腧脉息，虽脉有二十四名，主病各异，然一脉能兼诸病，一病亦能兼诸脉，其中隐微大有玄秘，正以诸脉中亦皆有虚实之变耳。”其“脉神章”凡二卷，择诸家珍要精髓，以测病情。李时珍所撰《濒湖脉学》撷取诸家脉学之精华，分析27脉，把其中同类异脉的特点、鉴别点和各种脉象所主病证编为歌诀，于读者习诵极为方便。他在《奇经八脉考》中说：“内景隧道者，惟反观者能照察之。”意即脏腑内景和经络隧道，只有具有内视本领的人才能看到。张世贤则把《脉诀》加以图注，撰成《图注脉诀辨真》一书，使学者以图解脉，使抽象的脉理形象化、具体化，对后世脉诊影响颇深。

清代李延昰（shì同“是”）所著的《脉诀汇辨》十卷，书中汇集古今各家脉论，参以家学，特别是其叔李士材的《诊家正眼》的28脉，他都详加校阅，并附其晚年未尽之秘，以脉参证，据脉论证，体现了脉诊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此外，清代医家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研究脉理多与生理、病理以及证候紧密结合起来，以详究脉理。如清•贺升平《脉要图注详解》，其内容包括脉学总论、各科脉法、运气、28脉、奇经八脉、骨度、经脉、络脉、经别、经筋，以及身形、脏腑、营卫、颜色、五音、五形等诊法。博采众说，附图示文，内容丰富。周学霆的《三指禅》，也是清代重要的脉诊著作。其论脉以缓脉为评判诸脉的标准，以浮、沉、迟、数为四大纲脉，统论27脉，并运用对比的方法鉴别各种不同脉象。周氏论述疾病时脉症相参，联系病因病机辨析其理，切合实用，很受推崇。最突出的是沈金鳌，他所著的《沈氏尊生书》中有《脉象统论》一卷，《诸脉主病诗》一卷，论述脉理，较前人更为详明。还有周学海的《重订诊家直诀》，是《周氏医学丛书脉学四种》之一，书中撷取了《脉义简摩》和《脉简补义》之精要，综论脉象，诊脉指法，以及病脉主病，并用对比的方法阐述24脉的体象及主病之不同，又以脉象的位、形、势、数、微、甚、兼、独八要素作为分析脉象的切入点，纲目清晰，甚为切要。还有罗浩所辑撰的《诊家索隐》，撷取了崔紫虚、余抑庵、张石顽三家之说，并按李士材所论28脉，增以张石顽所增附之脉，又据宋•刘立之的浮、沉、迟、数为纲，附以弦、短、长脉三部，对诸脉的体象、考辨、主病及参变诸方面论述甚详。管玉衡的《诊脉三十二辨》，在脉诊三十二辨中，论述诊脉大法，用浮、沉、迟、数、滑、涩六脉，统领29脉，独具见解。

综上所见，时至明清，脉学的发展日趋成熟，已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医诊病方法。

（二）舌诊成就

自元代杜清碧增补整理敖氏所著的《点点金》《金镜录》为《伤寒金镜录》的舌诊专著问世以后，明清时期，舌诊得到医家的广泛重视而予以深刻地专题研究，舌诊研究的专著也相继问世。16世纪后期，申斗垣集当时舌诊研究之大成，著成《伤寒观舌心法》。至清康熙七年，有张诞先取申氏舌诊研究成果，正其错误，削其繁芜，参入其父张璐及其个人经验，著成《伤寒舌鉴》，附图120幅。此书详述伤寒观舌心法，观舌辨证，颇为扼要。另有傅松元所著的《舌胎统志》，把舌分为枯白舌、淡白舌、淡红舌、正红舌、绛色舌、紫色舌、青色舌、黑色舌8种。该书内容丰富，经验颇多，切合实际，倍受推崇。刘以仁所编著的《活人心法》一书中，载有王文选《舌鉴》，摘录张诞先《伤寒舌鉴》中的120舌，杜清碧的《伤寒金镜录》中的36舌，段正义《瘟疫论》中的13舌，辑录其中149舌而论之，并对温热病的辨舌经验加以补充。随后，梁玉瑜对张氏的《伤寒舌鉴》推崇备至，于是将其原文逐条加以辨析，并增入杂病观舌辨证之法，辑成《舌鉴辨证》，载图149幅，可谓是明清以来形成并发展成熟之观舌诊法的总结。此外，叶天士《外感温热病篇》，王孟英《温热经纬》中关于热病的辨证验舌观齿的诊病方法，经验可贵，值得重视。

（三）四诊成就

明清时期，在脉诊和舌诊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的同时，对于四诊的综合研究亦有了瞩目的成就。

明•张三锡《医学六要》将四诊的综合运用列为他主张的医学六个重要方面之一，是较早运用“四诊”概念者。其在“四诊法”专卷中，内容虽偏重于切脉，但也翔实地记述了五官、色脉、声音、问病、辨舌等诊察方法。

明•张介宾所著《景岳全书》是其治学于医的结晶，辟“传忠录”一章，评述“十问”之法，并在“脉神章”中，对于那种专注脉诊而忽视其他诊法的倾向予以批评。

清代在四诊综合运用方面有较大贡献。《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汇集前人有关望、闻、问、切四诊的研究成果，撮其要旨，以四言歌诀简要地介绍四诊理论与方法，便于习诵。这对于四诊方法的广泛运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由国家政府责成吴谦领衔编篡的《四诊心法要诀》是第一部诊法教材，更具历史意义。

清•林之翰的《四诊抉微》所论内容更为全面，注重色脉并重，四诊互参，撷取古今有关四诊论述编纂而成。书中着重指出四诊不但同样重要，而且相互关联，既不要偏于切脉，也不能忽视望、闻、问三诊。他在望诊内容中，详论神气、形色、颜面、五官、苗窍、齿、项、爪、甲等各种形色变化，并附有小儿指纹的诊法。闻诊中指出要听声审音，可察盛衰存亡。林氏认为问诊是审察病机之关键，要尤为重视。在诊脉部分，详于脉理，并能结合诸诊进行诊断。书中盛赞张介宾的“十问篇”，详细中的，纲举目张，有体用兼赅之妙。林氏对诸家脉诀尤为重视，誉《濒湖脉学》为诸家之最优秀者。

此外，还有清•何梦瑶的《四诊韵语》（即《乐只堂人子须知韵语》卷一），首列十二经脉歌，次对四诊心法撮要，辨阴证阳证要诀，脉诊、望色、察面、五官、唇、齿、辨舌，并于闻声及问诊等分别予以论述。另有周学海的《形色外诊简摩》、陈修园的《医学实在易•四诊易知》，论述四诊内容简明扼要。又如汪宏的《望诊遵经》搜集历代有关望诊资料，说明气色与疾病变化的关系。从眼睑、口、舌、齿、须、发、腹、背、手、足等部位的形态色泽和汗、血、便、尿的色、质变化，通过综合分析对比，以辨析病证的表、里、虚、实、寒、热、阴、阳，并预测其顺逆安危吉凶，其内容精要实用，是不可多得的诊法学习参考书。

（四）辨证学成就(www.daowen.com)

辨证思路肇端于《内经》，其中已有寒热虚实证候的概念界定，如《素问•通评虚实论》对虚证实证的辨证即是其例。对外感热病的六经分证（见《素问•热论》）即是外感病辨证的发端；对杂证的脏腑分证（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素问•咳论》《素问•风论》《素问•痹论》《素问•痿论》等）亦有论及。东汉张仲景则完善了伤寒六经辨证，以及杂病的脏腑经络辨证方法。仲景的辨证方法影响并延续至今。至明清时代的医家，在承袭前人经验基础上，诊病辨证更加深入。《景岳全书•传忠录》首先深入地论述了“两纲六变”的辨证思路，分别对“表证”“里证”“寒证”“热证”“虚证”“实证”进行了辨证分析，为后世的临床辨证作了示范。

清•喻嘉言《寓意草》为喻氏医案，撰于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全书集疑难治案六十二则，以内科杂病为主。其首有医论两篇，一曰：“先议病；后用药”；二曰：“与门人定‘议病式’”。在治案中，皆反复推论，务求阐明审证用药之所以然，较之各家医案只泛言某病用某药愈者，实胜一筹。至于如何议病，喻氏提出了极其具体的议病格式，值得称誉。更重要的是喻氏所谓的“议病用药”，实质上就是在诊察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

清代陈士铎《辨证录》，十分明确地将“辨证”作为自己的著作名称。在其著作中，分叙伤寒、中寒、中风等126门，七百余证，其辨证着重于症状的鉴别分析。程国彭《医学心悟》认为对疾病的诊断错误，要穷究其因。程氏认为辨证中的失误虽有百端，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辨证中切脉不真，浮沉迟数辨识不清的缘故。与此同时，程氏在继张介宾之后指出，诊病有其总要，即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认为病情变化概不外此，而辨证之法，亦不外乎于此。

关于“八纲”辨证的原则，据有关资料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医家都很重视。如方隅在《医林绳墨》中曾说：“仲景治伤寒，着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然究其大要，无出乎表里虚实阴阳寒热八者而已。”明代医家对八纲辨证思路和内容已广为重视和接受。因此，将八纲作为辨证的纲领，实乃成熟于明代。

对于杂病的辨证，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一书，博采前人经验，结合个人见解，加以归纳整理，内容以叙述杂病为主，包括脏腑、奇经八脉、六淫、内伤外感、面部、身形等类，每类分若干病种，每病各述其源流，详述病之原委，悉完形证，考其主治，因证用方，理法方药，切合实际，是一部诊疗结合，辨证论治之名著，在杂病学中有相当影响。

（五）温病辨证的成就

明清时期不仅对杂病的诊断、辨证有了深入研究，尤其对瘟疫、温热类疾病的认识更有突破性的发展。温病、疫病的概念虽然发端于《内经》，但真正得到发展乃是明清时代。

就温病而言，作为中医的一个独立学科，刘完素功不可没。自刘氏创立火热理论，并力倡“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之说后，河间学派的中坚人物马宗素等便大力阐扬，使“外感宗仲景，热病用河间”观点风靡一时，温病便逐渐地从伤寒的范畴中分化出来。明末瘟疫大流行，诸医从伤寒而治，收效者鲜。苏州吴有性通过自己的实践，深入细致地观察瘟疫流行的特点，推究病情，探讨病源，进行辨证，按温疫辨证施治，大获奇效，于是在其《温疫论》中提出，“瘟疫”的病原，“非风非寒非暑非温，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成”，其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不是从肌表而入，这对温病（尤其是温疫）的病因学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对温病学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清代初期，江南温病几度大流行，温病的辨治成了当时许多医家关注的中心问题。长期的医疗实践，使当时的医家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温病学说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至清代中叶，温病学便形成了自身的理论和辨证论治体系，至此，温病学理论已进入成熟阶段。其与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论治外感病的两大学派，这在中医诊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清代温病学派中，最有影响者首推叶桂。叶氏所著《温热论》，为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辨证的基础，被后世尊为温病学派的宗师，力倡“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他精于诊断、察脉、望色、写形。对于温病传变规律的认识尤为精辟，并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

吴瑭受吴有性和叶桂的影响和启迪，潜心于温热病的研究，所著的《温病条辨》一书，专论温病的三焦辨证方法，对后世颇有影响。吴瑭认为，“伤寒与温病，如水火之分。伤寒之原在于水，温病之原在于火。伤寒病之邪为寒邪，是水之气；膀胱者水之府，寒邪先伤足太阳膀胱经，是以水病水。温热病之温邪，是火之气；肺者金之脏，温邪先伤手太阴肺经，是以火乘金”，这便是伤寒与温病机理之最根本的区别。由于吴氏采用了三焦辨证纲领以别于伤寒六经分证，并认为温病的病机是三焦演化而来，故又把风温、温热、湿热、温疫、秋燥等病都分为上、中、下三焦进行诊断辨证。因而，吴氏之三焦分论，与仲景的六经辨证，不仅有纵横之妙，且与叶氏的卫气营血辨证相辅相成。

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关于传染病方面的诊疗专著。如明•卢之颐《痃疟论疏》，专论疟疾病的诊法与治疗。张绍修的《时疫白喉捷要》，是我国最早以白喉命名的专著，着重阐明了白喉病证的诊断治疗。许佐廷的《喉科白腐要旨》，对白喉的诊断及辨证论治，用药分析均甚明晰。陈葆善《白喉条辨》汇集了诸家之长，结合个人的经验，对白喉的病源、辨脉辨色，察喉辨伪膜以及辨证施治、处方用药、救误善后、调补宜忌均有发挥。

此外，关于小儿传染病的研究著述亦丰。明•万全的《片玉痘疹》，着重于小儿痘疹的特征和辨证施治的诀窍，为后来的温病学说形成提供了条件。清•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心法》，是其目睹小儿死于麻疹颇多的事实，抱着济世活人之志，广收有关麻疹资料，经过精心研究整理而成。是书对麻疹的顺逆、兼症、并病、后遗症的诊断尤为精详，在儿科麻疹专科学术史上有承先启后作用。

另有王孟英的《霍乱论》、罗芝园的《鼠疫约编》等，对霍乱、鼠疫的诊断和辨证，均有较详的论述。

综上所见，明清时期是中医诊法学蓬勃发展阶段。无论从脉法、舌诊、四诊、辨证诸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已经使诊法成为一门完整独立的学科门类，使之更切合临床实用，并且广泛地运用于临床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