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金元时代的诊法学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对诊法突出贡献的医家有钱乙、陈言、施发等人。

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在儿科诊断上，钱乙根据小儿脉微难见，又怯生人，多啼哭吵闹，脉象难凭等特点，重视对小儿的面部观察和眼神观察，提出了以五脏为纲的辨证方法。这种五脏病证诊法要点，既合《内经》之旨，又体现了儿科临证特征，切合实际，临证实用。实际上，钱乙的学术思想超出了儿科学的范围，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学术体系的宝库。

陈言所著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把病因学说加以系统化，首倡病因辨证方法，对各科疾病的诊断分类也更加详细而准确。在详述诸科病证的同时，充实了24脉主病的内容。南宋的施发所著的《察病指南》是诊法的专著，沿用了“七表八里九道”24脉主病的分类方法，并绘制脉图33种，以图示脉，在世界上最早把图示引入脉学研究。此外，尚能将切脉诊法与听声音、察气色、嗅气味诸诊法相结合，对疾病进行全面考察。

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对妇产科诊法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他在用药物验胎方法中说：“妇人经水不行，已经三月，欲验有胎，川芎为末，空心浓煎，艾叶调下三钱，腹内微动则有胎。”这是最早运用药物刺激子宫使其收缩增强以验胎动的方法。

《卫济宝书》首先论述了疡科的“五善七恶”诊法。古人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认识到，在痈疽病的进程中，证候的善与恶和疾病的转归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该书指出，诊察此类病证的善恶，对判断其发展预后尤为重要。所谓“五善”，是指饮食如常；实热而大小便涩，内外症候相应，肌肉好恶分明，用药如所料等。所谓“七恶”，是指发渴而喘，睛明眼角向鼻，大小便反滑，气绵绵而脉濡与病相反；目中不了了，睛明陷，未溃肉黑以陷，已溃青黑腐，筋骨黑；发痰、发呕等逆证。掌握了这一诊法，能提高对疮疡病的辨证和预后判断的准确性。

此外，尚有南宋的崔紫虚所著《崔氏脉诀》，以浮沉迟数为纲，分论24脉，对后世亦颇具影响。

金元时代，专攻诊断者不乏其人。有敖氏者，著《点点金》及《金镜录》，论伤寒舌诊，分12图，是舌诊第一部专著，惜其已佚，后经杜清碧增补36舌图，整理成为今之所见的敖氏《伤寒金镜录》，开创了舌诊研究之先河。

此期专攻脉诊者众，如戴起宗所撰《脉诀刊误集解》，针对六朝高阳生之《脉诀》，以《内》《难》之理，刊其谬误，穷究其理，于脉学发展大有裨益。滑寿的《诊家枢要》专载诊法，他据华佗等人的理论，指出：“脉者气血之先也，气血盛则脉盛，气血衰则脉衰，气血热则脉数，气血寒则脉迟，气血微则脉弱，气血平则脉治。”同时，滑氏在继承前人小儿指纹诊法内容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此法始见于唐代王超的《仙人水镜图诀》，是从《灵枢•经脉》诊鱼际络脉发展而来。后世如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等，对此诊法都有论述。

滑氏指出：“小儿三岁以下，首先看虎口三关纹色，紫热红伤寒（即外感风寒表证）；青，惊风；白，疳病；惟黄色隐隐，或淡红隐隐，为常候也。”后经清代陈复正《幼幼集成》精详论述，使之广泛运用于儿科临床，对小儿病证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www.daowen.com)

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结合《内经》中有关死脉的内容，如肺之死脉，“如风吹毛”；肝之死脉，“如新张弓弦”；脾之死脉，“如鸟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肾之死脉，“发如夺索，辟如弹石”（《素问•平人气象论》）等内容，命名并论述了釜沸脉、鱼翔脉、弹石脉、解索脉、屋漏脉、虾游脉、雀啄脉、偃刀脉、转豆脉、麻促脉等十种怪脉，使危重病证的脉诊规范化。

“金元四大家”于诊法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刘完素（河间）生长于宋代，当时运气学说盛行，刘完素深受影响，他将《内经》的运气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他认为人体的内在因素和外界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自然界气候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影响。因而他在医疗实践中广泛地运用运气学说理论进行诊病，并用之探讨疾病的机制，他是成功的将运气学说用之于疾病的诊断治疗的优秀者。所以，他说：“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

张从正师承于刘完素，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颇有研究，对内、妇、儿、外各科都有独到见解，尤擅长于时病的诊断治疗。他对时病的辨证治疗，主张“六门”分类辨证法。所谓六门，即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邪气。无论内伤或外感诸疾，张氏皆按“六门”归类诊断，并重视症状的鉴别诊断。如他对斑疹伤寒与其他发疹性疾病的鉴别，甚为明确。

李杲（东垣）诊脉重视四诊合参，并注重内外伤的辨证诊断。例如据内伤、外感的有余不足，辨别证之属阴属阳；运用《内经》的“人迎寸口二部诊脉法”，辨内伤外感病证。他认为：人迎脉大于气口，其见于左手为外伤：外感寒邪，则左寸、人迎脉浮紧，按之洪大紧急：外感风邪则人迎脉缓而大于气口一倍或两倍、三倍。气口脉大于人迎，其见于右手为内伤；内伤饮食，则右寸气口脉大于人迎一倍；劳役过甚，则心脉变见于气口，气口脉急大而涩数，时一代。此外，李氏还据患者之寒热、手心手背之温度、口味、渴与不渴诸方面辨内伤与外感。这些诊断方法，都是李氏临证经验的结晶。

朱震亨（丹溪）诊病，主张从外知内。他认为临证治病，最重要的是莫过于辨证，不能执一方而通治诸病，于是他在《局方发挥》中说：“医者，意也。以其传受虽好，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厂……医之视病，问证已得病之情矣，然病者一身血气有浅深，体段有上下，脏腑有内外，时月有久近，形态有苦乐，肌肤有厚薄，能毒有可否，标本有先后，年有老弱，治有五方，令有四时，某药治某病，某经用某药，孰为正治反治，孰为君臣佐使，合是数者，计较分毫，议方治疗，贵乎适中。”朱氏的见解，正符合现代医疗条例所规定的“医生非亲自诊察，不得处方用药”的原则。

金元时期在外科的诊断方面得到了较大发展。外科在传统上多以医方为主，其主要倾向是：只重视疮疡的名候、部位，轻视脉象、舌苔变化在外科临床上的意义。这几乎成为此前外科医者的一大弊端。元代御医院太医齐德之在《外科精义》一书中，首次把26部脉象变化和外科临床紧密结合起来，旨在扭转外科轻视脉诊的不良倾向，从而为外科整体观念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在诊断上详述了诊候入式法、辨脓法、辨虚实法、辨深浅法、辨善恶法等，使中医外科的诊断有了本质上的突破。

另外，这一时期的王好古也十分重视临床辨证，他的辨气血之体、辨阴证阳证、辨内外伤、辨伤寒六经传变等辨证方法，都很实用。尤其在阴证的辨证方面，王氏很注意色、脉的诊断，认为：“若面现青黑，脉浮沉不一，弦而弱者，伤在厥阴；若现红赤，脉浮沉不一，细而微者，伤在少阴；若面现黄洁，脉浮沉不一，缓迟者，伤在太阴。”此对伤寒三阴证的辨证诊断作了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