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时代的医家，大多把诊法与治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亦有把诊法作为专门学科加以探究者，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为西晋王叔和。他所著的《脉经》是集汉以前脉学研究之大成，共分10卷98篇。书中把病脉归纳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牢24种，对每一种脉象的体状作了确切详尽的阐述，并把相似脉进行比较，推广运用了《难经》所创的寸、关、尺三部定位诊法。该书对世界医学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早在公元562年，该书就传到朝鲜、日本等国。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公元980—1037年）的《医典》就吸收其脉学的内容，到17世纪，该书已被译成多种文体在欧洲流传。

晋代的有关医籍中，对于传染病、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诊断已有比较翔实、具体的记载，如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对天花、麻风等传染病基本上都从发病特点和临床症状上作出诊断。该书还记载：“初唯觉四肢沉沉不快，须臾见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急令溺白纸，纸即如黄柏染者，此热毒入内。”这是对黄疸病人进行实验观察的最早记载。这一时期成书的《刘涓子鬼遗方》在痈疽的诊断上，首次记载了以局部有无“波动”感为特征的辨脓方法，至今仍有临床意义。

隋代著名医学家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源与证候诊断的专著。全书分67门，详列各种疾病1 739候，虽以内科诸疾为多，但其他各科病证也有详细记载，如外科仅金创就有27候，眼科38候，妇科140候。该书内容丰富，诊断指标明确，所论多种病证都涉及具体诊法的运用，如描述妇女阴中息肉为“状如鼠乳”，可见当时就运用了妇科内窥检查。同时对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妇科病、儿科病、耳鼻口齿喉科病的诊断，更有不少精辟论述。例如对疥疮的观察记载道：“疥者，有数种……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状如水内病虫”“疥疮多生于手足指间，染渐生至于身体……其疮里有细虫，甚难见。”巢氏确认该病为疥虫感染所致，这一发现较之18世纪Linne氏的同样报道要早得多。(www.daowen.com)

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方》都是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代表作。其内容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就其中医诊法学方面的贡献而言，认识到消渴病与痈疽的关系，一再告诫人们应警惕消渴病与痈疽的关系，任何来自外界的不洁刺激，都可能增加感染机会而导致痈疽的发生。首先记载了“气胸”的诊断方法。在确定胸膜有无损伤时，《备急千金要方》收载了“验透膈法”以帮助诊断。具体方法是把纸片封贴在胸、背部疮口上，让患者随意呼吸，若封纸随呼吸而动，便证明已经“透膜”。

孙思邈还首先作出了对尿潴留的确切诊断，并首创用葱管插入尿道的“导尿”方法。孙氏还最早对水银中毒引起的口腔炎提出了诊断。王焘首次记载了金针拨内障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