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冯　莹

[2006年9月29日第6版]

国人的随地吐痰等生活陋习被口诛笔伐时日已久，20多年前，台湾地区著名作家柏杨先生也曾对“脏、乱、吵”、“窝里斗”等国人的“丑陋”之处展开暴风骤雨般的批判，震撼了华人世界。然而，震撼了，也反思了，陋习却“涛声依旧”。

是文化传统使然，还是教育因素主导？亦或是个人素养不够、公共精神有欠缺？也许，应该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句话一以蔽之：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文化角度的检讨

社会学者司马南忙着在湖北录制节目，在进录音棚前的间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司马南在梳理久远的历史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陋习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根除，原因在于，我们今天融入的这个世界，与我们过去古老的农业文明有个历史的“差”。所以，当我们以五千年没有断线的文明而骄傲的时候，久远的农业文明中所形成的一些言谈举止的习惯，与现在的文明不相融之处也就显现出来。比如，在农业文明或者说之前的狩猎文明时代，我们从来就不认为当众抠鼻子、摸脚、随地吐痰、大声说话、吃东西时发出响声有什么不雅。认为这些举动不雅是现代文明的规范，所以不是我们错了，而是我们过去的文明中有某些元素必定会导致今天国人的一些不当行为。

但既然已融入了现代文明，在与人相处时就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我很少见到有人从这一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比方说，吃饭时，现代文明倾向分餐制，因为这样讲卫生，可我们的习惯是大家一定一块吃，而且主人要用自己刚用过的筷子殷勤地给客人夹菜。因为在那个久远的时代，在饥肠辘辘时好不容易有只猎物，邀请至爱亲朋分享胜利果实是最高的礼遇。但今天如果外国朋友来做客，我们还以这种方式表达热情就显得不合时宜。所以我的基本看法是，在保留古老文明的同时，应考虑到别人的感受。这样，才能使我们外出旅游者的形象与域外的文明协调起来。”

这样的分析似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嫌疑。司马南又特别补充说，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中有很多很好的文化。孔子就曾提倡“礼治”，这种制度下，强调受教育的人应当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君子，也就是道德人，要温文尔雅，言谈举止方方面面都要合乎“礼”的要求。

按这一概念，我们在建设精神文明过程中，还是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回溯了历史，司马南又从新近的文化中找到了原因：“我们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流行着一种以大老粗为荣的文化，常常傲视城市小知识分子的罗曼蒂克。”而现在，这种大老粗为荣、粗粗拉拉、高声大嗓的作风，却越来越显得不相融。“我们现在应审慎地分析大老粗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与世界文明发展大势不适应的方面，认真地进行一番清理，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理上，而应变成民众的自觉行动。”

四川省成都市社科院社会学与法制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曾经在一段特殊时期，我们把礼仪和文明视为资产阶级的虚伪，提倡粗犷豪放，谦谦君子、礼让三分会被讥讽为“迂腐，酸知识分子”。

人文素养被忽略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提到，“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义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倒是说过，中国确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义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

“据我的观察，大陆现在好多了，我1988年回去的时候吓坏了。”9月25日，柏杨的夫人张香华女士在电话中对记者说。“台湾随地吐痰现象不怎么见了，但台湾人有个不好的习惯，爱嚼槟榔，把嚼过的渣子吐在地上。也爱大嗓门地吵。”

柏杨从传统文化角度分析中国人脏、乱、吵的原因。张香华女士认为，文化并不是很高深的理论，不是古书上的礼义廉耻、四书五经的内容，而是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生活的现象。“书装帧得很漂亮，摆在图书馆，那没意义，生活中应力行，渐渐地大家就会认识到都会有这个阶段。”

“以前台湾人出国时丢人丢死了，自以为有钱，出国砸钱买名牌，要不就跑到法国餐厅说‘把你们最好的红酒拿出来’。法国有名的红酒和普通红酒价差非常大，买单时价格之高把台湾人吓坏了，全桌的每个人都要拿出信用卡付钱。这种耍酷丢死人了。”

“大陆现在有钱的人较多，跑到欧洲买名牌，也是大牌得很。这些都是慢慢调整的。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目空一切。钱不是万能的，要有这个意识。”

现在网络比较发达，网络一族很时尚，买书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张香华女士很忧虑，“不要一味地追求时尚，只看电视网络，不看书是不行的，书可以让人思考，看一段想一想，翻开一页再想一想，电脑永远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功能。”

“如今科技发展之快已经把人推到奇怪的领域，复制人复制这个那个，如果忽略人文方面的修养，人就会变得很畸形。只想着赚钱，搞很多房地产，等年老体衰，根本就觉得人生无味。”

张香华女士到过很多国家。日本人讲秩序“甚至到了呆板的地步”，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为什么不学这些（长处），相反去学那些最肤浅的？哈日哈韩族，学人家把头发染得黄黄的，很不健康啊，说周杰伦很酷，我不知道酷在哪里，他们在搞怪，人要有自己的品味。”(www.daowen.com)

“中国人不要那么功利，可能过去因为贫穷，大家都忙着拼命赚钱，对别的东西，对自己的言行有所忽略。其实人文素养也很重要，也就是要有诗歌、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古时说不学诗无语言，不学诗讲话都讲得不成体统，确实是这样。”

张香华女士写了很多诗，现还在电视节目中诵介诗歌。也许有这个渊源吧，她所寄望的人文的素养是，“诗人要好好地多写些优美、深刻的诗。”因为，一个诗歌的民族，“诗就是很短的几句话，但真的是发人深省，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觉得诗歌如果被出版界忽略是很大的遗憾。”

公共精神的缺失

面对占道扰民的摊贩，面对往河里倾倒垃圾的人们，面对违章停车的计程车……也是20多年前，台湾作家龙应台生气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同一篇文章中，龙应台给出了答案：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中国人说自私也很自私。一定要有意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这些问题：你在家会吐痰吗？会随便丢垃圾吗？会把内衣晾在客厅吗？会让小孩子骑车撞家里的墙吗？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不愿意这样，那么也不要把这些行为带到外面。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有这样的意识就OK了。”美籍华人李文博士很会“将心比心”。

“在这方面共有三种人：一种是有意识不愿做；一种是没有意识你讲了他会做；第三种是没有意识你指出了他也不去改。我最欣赏第二种人。”

李文的一连串反问也可套用经济学上的“公地悲剧”：在一个公共牧场，每个牧民都从自己私利出发，无节制地增加牛羊数量，最终导致草场持续退化，所有牧民破产。

据说，美国一位教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城市脏、乱、差，公共设施被破坏等同样属于“公地悲剧”。

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戴烽则用公共精神来解释：陋习之所以产生和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缺乏一种在公共领域的公共精神，即缺乏社会公德意识、自制自律的行为规范、善待社会的慈悲胸怀等。

在封建专制的社会语境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江山”是皇上的私产，平民老百姓不必同时也无权去过问——没有所有权，自然也就没有责任。所以不讲卫生，不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在国内公共场合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国外了。

并且，我国传统文化同时又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私的文化。孔子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时“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等民间文化也是培养个人主义的土壤。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说：“中国人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民族，只顾防患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私的文化熏陶下，人们只顾小家利益，缺乏国家这个大家的观念，更没有世界公民的理念了。

经济发展及其他

仓廪实而知礼节。“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总体富裕程度不高，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总是和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成正比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人们的文明程度自然也跟着提高。”戴烽的这一观点特别有普遍性。

张香华女士也认为，经济发展当然是起码的，但绝对不是决定文明程度的唯一原因。“日本很穷困的地方都非常干净，非常整洁。”

国人陋习的存在还可以从国民教育、社会从众心理、道德法制建设、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甚至宗教信仰等等因素中找到原因。

作为挑战陋习的亲历亲为者，李文特别强调“行动”，所以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借口，是推卸责任。找不到垃圾箱，可以用纸巾把垃圾包起来直到找到为止，没有厕所，可以给孩子带尿布啊。”

“有一种心态我不喜欢。一些人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说这是文化差异，应该入乡随俗；中国人口太多，没办法……我认为，既然是大国就要有大国的风范，与国际接轨。比方，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中国人吃饭就是喜欢热闹，关别人什么事？可问题是影响到了别人就是礼貌问题了，在家怎么样别人管不着，但在公共场所，最基本的就是不要影响到别人。”

“‘国家行动’整治这些不文明行为是太好的事，不过有些迟，20年前就应做了，不能说等到奥运会要来了，等到越来越多的人都走出国门了，引起外国人的注意和议论，才开始行动。我觉得现在的整治行动有些救急的味道。很多人都对我说过中国要三代才能出贵人，而如今距奥运会只有两年时间了，怎么做‘贵人’？”

记者很赞同李文的观点。这些原因的分析，理由也好，借口也罢，归根结底，行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否则类似的讨论将毫无意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