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孙文鹰[2006年9月8日第8版]

案情回放

2001年4月，张某与妻子赵女士一家4人，通过申报、公示、审核程序，获得政府提供的每月1120元低保补助和160元粮油帮困金，到2003年11月张某一家共领取补助41880元。

2003年11月，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陆续收到张某所住社区居民的举报，称张某夫妇均有手机，领取低保期间还开立账户炒股，并另有房屋对外出租，每月能获利600元。海淀区民政局认为张某冒领低保属不当得利，依法停止对张某的低保发放，并要求张某一家退还全部低保款。但张某至今只归还了2400元，民政局为挽回国家损失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法庭根据张某夫妇亲笔签署的承认有银行存款用于炒股的悔过书等证物，认定张某夫妇确属冒领低保，判决张某一家于7日内将剩余的3.9万余元冒领低保款退回。

“低保户”张某自8月17日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回家后就“深居简出”了。8月31日，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他依旧没有走出明光村17号高楼的楼门。

“现在是上午10点，看看下午的情况吧，看来他是放弃了。”周兴华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嘎嘣脆。作为北京海淀民政局状告“低保户”张某的代理律师，他有资格让声音变得响亮一些，因为他们胜出了。

人虽到了法庭 但是拒不出庭

说起来这个案子是个小案子，东升法庭也把它按简易程序处理，用短短的半个上午的时间，简洁明快，判决结论也是“嘎嘣脆”：张某夫妇确属冒领低保，7日内需将3.9万余元低保款退回民政局。

但是，这件小案子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北京多家媒体跟进，用律师讲评、法官说法、政府回应等栏目“解剖麻雀”，中国法院网还在网上全程直播。

许多网民热烈跟帖，议论纷纷。

有人回忆起毛泽东时代的“五保户”制度，对现行低保政策不满；有人对擦皮鞋、捡破烂、亲朋好友赠送都被视为有家庭收入而不能入保不理解；有的发牢骚，说拿手机炒点股算啥，我们那儿有个“爷”开着车炒房，还领低保呢；有的建言献策给政府支招，说关键要完善“发现”机制，填补“管理”漏洞。

来自政府的声音更具针对性。据北京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的负责同志讲，近年来北京民政系统通过分类救助、分级保障等措施，已经实现了低保人员的动态管理。对低保人员的审核采用入户调查、社区评审、张榜公示、定期复审等一系列手段，特别是在张榜公示接受居民监督方面比较到位。这位负责人也谈到工作中的被动，对银行存款及房产的审核他们无权调查。

海淀民政局比较乐观地认为，法律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好办法——把低保户告上法庭，这在北京是第一例，极具警示意义。主审女法官郝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它应该是北京首例，至少在海淀是。

张某也意识到他的“首例”效应，所以不愿意带这个头。到了法庭，一看现场那么多记者和镁光灯，立即掉头。为了说服张某，东升法庭拖延40分钟耐心等待，“他有眼疾，挺可怜的”，郝法官说。但是，这位女法官最后也不得不放弃调解结案的念头，因为张某拒绝坐被告席。

他在另一间屋子里坐着等，法庭上传来的都是原告的声音，他很快知道不坐被告席有多么失算了。案子当庭宣判，白纸黑字的判决书送到手上，这时候他想说话了。他一口咬定他是“政策盲”，不知道低保户不能有手机和股票，并要求给他16年的还款时间。原告的代理律师不容商量地说：我们等不了那么久。(www.daowen.com)

颤抖地擦了擦已经失明的右眼和视力微弱的左眼，张某哭了。他说：“停了低保以后，我们一家4口一星期7天有5天都只能吃面，我们夫妻都没有劳动能力，大女儿还在学校读书，小儿子才6岁。”听起来他的处境是如此不堪，但据海淀民政局接到的举报信反映，张某夫妻不但持有手机，名下还有四五万元的股票，而且已经查实。但是，张某又说了，“我们夫妻的手机是岳母生病时，岳父为了方便联系才给我们买的，已经几年没使用了；10万元股票是10年前我哥哥给的，现在也在亏损。”

找到了他的家 找不到他本人

“这些情况是真是假，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原本想通过明光村的居民核实张某的一些情况，在树荫里择菜的一位大妈毫不客气地打掉了记者的念头。“这年头谁了解谁？我们就知道他眼睛不好，不看事，别的不知道。”她说。在楼底下玩“顶牛”的一群“老爷子”更有意思，记者把“低保金”几个字一说，他们马上把记者当成了街道居委会的低保协管员，还煞有介事地问：是不是要填个表？保不保就你们街道说了算。

记者亮明身份以后，他们就失了兴趣。再三向他们打听张某的情况，都摇头不语。一面善老者向远处指了指，叫记者去居委会了解情况，他说他们小区里的低保户都怕被人知道。

通向街道居委会的楼道里充斥着浓烈的油漆味，负责人是个人高马大的青年孕妇，她用类似“不清楚”、“不好说”这样的字眼，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采访“线头”扯断了。

剩下最后的一招，就是去跟张某“面对面”。8月17日张某在东升法庭已经声泪俱下告诉媒体，“家里就靠哥哥姐姐给的100多块钱度日”。在北京，每月用百元钱养活一家4口，可以想象那种窘境。但是，记者在那幢高楼里找到张某的居所并敲响四敞大亮的防盗门时，既听见了宠物狗的叫声，也闻到了一股烧饭的肉香，而且从敞着的门洞里看到了室内堆满的家什。一平头男人光着膀子拎着锅铲，随着狗叫声出来打了个照面，然后就隔门“答记者问”。这是张先生的家吗？不是。他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登记的就是这个门牌号码？他不住这儿了。能告诉他现在住哪儿吗？不知道。

事后据在法庭采访过张某的同行讲，张某留的就是平头，个子不高，圆圆脸。如果那个拎锅铲的平头男子就是张某本人，那么他的“用100多块钱养家糊口”的话就经不起推敲，因为宠物狗是个很好的物证。北京市民政局、财政局等单位早在2000年底就印发了《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对城市低保范围作了详细规定，其中饲养高级观赏宠物的城市居民“不在低保范围之内”——也许那不是张某。

不管他是与不是，8月31日很快过去了。

记者致电东升法庭，被告知：张某已放弃上诉。至此，张某冒领低保金的行为确凿无疑，一家4口从政府那儿冒支的近4万元不当得利必须还给政府。

周律师的反应很迅速，他打电话告诉记者：强制执行的申请我们已写好了，张某如果不能在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还款，我们就申请强制执行了。

孙文鹰（左一）

作者自述

2001年初秋我从法制日报社调入人民法院报社。11年来，在人民法院报组织的多次重大宣传报道活动中，我有幸参与并担当重任，包括全国“两会”报道、先进典型报道、重点选题的调查等等。

在这些重大采访活动当中，我总是满怀激情和热情，作深入细致甚至是独辟蹊径的采访，自己单独或与同事合作完成的一大批新闻作品，均有深度及影响力。其中2006年采写的人物通讯《赵庆令法官，拍起来当当的》自己觉得甚好，别人也说甚好。它给我带来了2006年―2007年度全国法制好新闻通讯类一等奖。

我一直不间断地自学、写作，利用业余时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发展心理学研究生班，目的也是为写作。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有热爱才有喜悦。16年前我放弃警察职业而投身新闻战线，就缘于我对写作的热爱。我坚信我的热爱和执着会让自己和他人喜悦，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