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马路

从定边往东北方向经过砖井镇、安边镇、堆子梁出境，分路经内蒙古羊场壕、城川，东北入巴拉素，过清河到榆林，计程225公里。这条路叫做三马路，因为贸易与行旅的方便由榆林到定边，又开通了几条直线道路横穿毛乌素大沙漠，故又有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之称，而把原长城以内的“塘路”又叫“老边路”。这条路从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三马路主要是驮道，是盐商进入内蒙古、榆林的主要道路。从包头到榆林的路线则要经过内蒙古的乌审、鄂托克二旗，长约八九百里。陕北各县互相之交通，如榆林与靖边、定边等县，为便捷起见，亦当借道蒙旗。因交通之关系，甚为接近。从内蒙古至榆林，为绥、陕间之重要交通，长六七百里，南段经札、乌二旗，长约三百里。

明清时期陕北最大的城市是榆林。明代榆林是延绥镇所在地，系“九边”之一，完全属于军事性质的战略重地。该城内的商业市场分布如下：镇北米粮市、柴草炭市，俱在鼓楼东。南米粮市、柴草炭市，俱在旗神庙前后。盐硝市各随南北米粮市。杂市在凯歌楼前，木料市在有库前，驼马市在凯歌楼前，猪羊市税课司南，以上俱镇城常市。此地，货物多半是粮食、布、茶、绸缎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铁制家具等，大部分来自关中地区及山西等地，商业贸易到明朝中期有了大的发展。

万历年间(1573—1619)，明政府在陕北边墙一带设立了花马池市、红山市与蒙古族互市，“颇有利”。到了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由于全国统一，边墙不再成为商业贸易的阻碍了。据载，“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32]。可见蒙古人民与陕北地区的贸易已经十分发达了，于是陕北的红山市、神木市、皇甫川市都成为蒙汉贸易的中心。康熙《延绥镇志》卷二之四《市集》记载了当时互市的盛况。(www.daowen.com)

“边市距镇城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又东为皇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人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掏穴以居，或施帐篷。其货则湖茶、苏布、草缎、盐、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之至者则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马。镇城及营堡俱布市，而沿边村落亦间有之，如皇甫川王呆、黄坪，清水营之尖堡子，神木营之红寺儿……其税少至数钱，多不过二两而已，各堡之守备总司之，于春秋两季解布政司充饷”。

蒙古、汉两族人民在陕北的互市，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保持了不断扩大的势头。例如，陕北各地的“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变”。这样扩大了陕北商人的贸易范围。

三马路就承担着这样的任务。定边的盐商来往于定边、内蒙古古和榆林之间，发生着频繁的贸易。马自蒙古来，年前余匹，大半由商贩至陕、晋、豫者多；牛来自蒙古，商贩至晋；绒毛来自蒙古，远至泾阳，近有运至晋、直隶，年万余斤。更突出的是陕北商人携带生活用品深入河套的伊盟各旗，换取羊毛，然后转驮运至榆林，再加上陕北各地的羊毛也集中在榆林，所以逐渐使得榆林在北方的皮毛市场上居于重要地位。陕北的羊毛商再把集中于榆林的大批羊毛运至包头，经平绥铁路运往天津，卖给洋商，转销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