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花马池盐的运销规模

唐代，据《唐会要》载：乌池(即今之花马池)“置榷税使一员、推官一员、巡官两员、胥吏一百三十人、防池健及池户四百四十人。”“长庆元年(821)三月敕：乌池每年粜盐收榷博米，以一十五万石为定额”^[24]。上述采盐工及管理人员共574人，年产盐15万石。五代时，乌池的规模仍未缩小。据后唐天成二年(927)统计，乌、白两池之盐，每年获利绢10万匹、米万石。^[25]庆历四年(1044)，宋、夏和议告成，宋承认西夏的割据政权，每年“赐”给大量物资；西夏对宋称“臣”，并趁机提出每年输往宋朝青、白盐10万石。宋仁宗对其他条件都一一应允，唯10万石青、白盐之事不予应允。从这个数字看，西夏时青、白盐产量每年仍在15万石左右。

明代大、小盐池之盐，一般销往宁夏全境及庆阳、平凉等地。延安、榆林等地原食河东盐，隆庆四年(1570)起，也改食大盐池之盐。据《皇明世法录》载，正德元年(1506)，花马池年产食盐为41330引；嘉靖时年产食盐93582引；万历年间(1573—1619)，定边一带所产食盐税额白银可达36000两。明时，定边一带所产食盐，多数由脚户驮运至陕北、宁夏以及甘肃的庆阳、平凉，山西的吕梁等地销售。大池(今花马池)、小池(今惠安堡池)年产销盐7200大引(每大引400斤)。从正德元年至嘉靖八年(1506—1529)，大、小盐池产盐6931万斤，比明初增加了20多倍。

清朝初期，定边各池产盐年约三万驮，后增加至七万余驮，行销于汉中府所属各县、延鄜并清涧以及甘肃、宁夏等地。清朝初年，定边盐额引14400道，课银2246两，行销于肤施、清涧等15州县。至康熙十五年(1676)，每引加银5分行销，后额引增至39400道。行销于汉中府所属县额引25000道。设土商管理盐务，负责向盐课大使衙门领、交盐引，并验配盐。盐每引一道200斤，课税银为2.56钱，由各州县依额引向民征收，上缴藩库。土商另向脚户引收钱120文，用于领、交引张、纸笔等费，名称引价。捞晒盐，均募当地居民，称为坝夫。每池额定45人。遇捞晒盛季，增雇民工，称浮工，随时增减。土商每收盐一引，支银一钱。5分为坝夫工本，5分支于祭祀池神、堵筑水口、修补盐畦、巡役等费。乾隆五十九年(1794)，盐课摊入地丁征收，盐课大使裁汰，设县丞监理，招募坐商管理，土商废止。每引仍收盐价银一钱，后改为盐丰产收银6分，盐歉产收银8分。

1936年定边解放，盐湖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花马池从此得到了新生。1939年秋，我三五九旅第四支队2000多名战士，高举着“生产自给”的旗帜，来到了花马池，除在大池中积极打捞盐粒外，还新筑盐田801块。1943年，以9378万斤的年产量，刷新了前代的纪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被毛主席称为“中央第一财政”。民国三十一年(1942)产盐70余万驮，创抗战时期最高纪录。是年秋，四支队奉命离定。民国三十二年(1943)，盐坝子达2834块。其中苟池882块(约2000余亩)、花马池801块、滥泥池445块、莲花池564块(此三池每块一亩多)，汗滩池、敖包池等计142块。仅苟池、花马池、滥泥池、莲花池四池，即有盐民521户2037人。为便于领导，将盐务机构、地方行政机构合并。盐务局局长张道吾兼任盐业中心区区长及区委书记、各池分局长兼任所在乡乡长及乡支书。并以池组织了生产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由盐户主选举产生，管辖若干变工队或互助组。灌池、打盐等关键生产环节以小集体进行。缩短了结晶成盐期，加快了打盐进度，增多了打盐次数，工效大为提高。原计划生产盐40万驮，实际生产盐52万驮。

定边解放后盐产量、销售、效益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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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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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1994—1999年上产量为粉洗盐产量，下为元明粉产量。

②带括号为盐生产成本，其余数字为工业产值。

资料来源：王永胜《定边湖盐》，2007年版，第141—144页。

1989年，全县共有盐田(俗称坝子)1100余块。大者每块0.267公顷，小者亩许，总面积227.2公顷。其中花马池72.867公顷、苟池99.6公顷、滥泥池16公顷、莲花池8公顷、敖包池9.6公顷、公布井9.73公顷、明水湖11.4公顷。2001年以后，定边长城盐化公司本着“以盐为主、盐化并举、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的经营方针，实施了原盐深水结晶，机械化采掘，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由原来的每亩20吨提高到了每亩60吨，氯化钠含量由86％提高到了95％，成本大幅度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