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初的“食盐开中”与陕西商帮的兴起

在明代初年，陕北屯兵5万余人，粮草供应刻不容缓，每年需粮料522400石，棉布73240尺，棉花40727斤，草3136618束。明廷除从延安府、西安府、凤翔府调粮北运外，又从河南运夏税粮78000石，仍每年缺少粮料141561石。即便是每年从“京运年例银四万两，开中价银九万三千一百五十八两”在当地购买粮食，但因榆林“镇城百余里之内，一望沙漠，不生五谷”，致使“库银短缺，兵食不足”。如宣德二年(1427)宁夏总兵奏称：“宁自军士粮饷皆仰陕西有司馈送，道途险远，民力维艰，以不足为尤”^[20]。这便要求明廷另求新法，拿出一个即使“转出之费省”，又使“军储之用足”的两全其美的法子来。遂有洪武三年(1370)户部尚书郁新建议并被批准执行的“食盐开中”新经济政策的出台。

“食盐开中”是明廷针对产粮丰盈的陕西量身订制的政策，就是以盐利为利源，刺激陕西关中商民将所产粮食贩运边关，换取食盐贩运许可证——盐引，然后赴食盐产地贩盐。由于中盐利厚，“成化年间榆林城一引值钱二钱，而三升米只值钱三分”^[21]。二者的比价是20∶3，因此，输粟中盐“本一而息恒六、七倍”^[22]，极大地刺激了关中商人输粟换引的积极性，许多陕西关中商人因输粟换引而成为奔走于塞上江淮之间的大盐贾。由于输粮边关，量大路遥，一家动辄“数千万石”，商人个体家庭难以承担，只好动员姻戚乡党，共同参与输粮换引的活动，形成集团化经营，这时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就在“开中制”的政策引导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在“开中制”执行中，定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定边有陕西最大的食盐产地——花马池盐。用池盐开中，路近费省，官民两全其便，遂使定边成为“开中制”实行较早的地区。明天顺四年(1460)，在太监王清的奏请下，明廷准许花马池盐开中，每年额定四万五千引用以开中招商。这便使许多陕西关中商民因输粟定边“开中花马”而转化成为“三边盐商”，极大增强了定边商业经营的力量。

在花马池盐开中过程中，许多关中商人因在定边中盐而发财致富。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中富平商人李月峰。李月峰家为富平财雄富户，从其老当家“月峰公起为边商”，在定边发的家。李家利用开中之机，以一家之力“输粟延安之柳林涧”，供应柳林涧堡2300余名兵士军粮所需，输粮“数千万石”，并“食安边、定边、安塞军数万人”。李家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月峰“任侠好施，善骄射”，在从富平运粮到定边的茫茫荒徼之中，“挽强弓，乘骏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保护了自己经营边城事业的顺利进行。以李家一家之力，供应柳林涧堡2000余名兵士所需军粮，必有困难，李家便联引富平韩村之李氏、亭口镇之王氏、磐石村之石氏、薛家村之路氏，共诏边事，并“世相婚姻，他族不得与”，遂成为“富平北乡四大富户”^[23]。这里已经充分显露了乡党互相联引在商帮形成过程中的能动历史作用。(www.daowen.com)

除李月峰外，高陵富商刘锡也在定边发财致富。刘锡“少时贪宴，以制面箩为生，妻则纺织于室……遂商于三边、两淮间，裕矣”^[24]。后来还成为秦府的典膳官，人称“刘典膳”。还有高陵张洛“世居关中，度赡养不给，遂服贾江淮，越秦陇兆泯占兰吴晋”^[25]。还有咸宁县张臻“与兄弟秦风西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甘凉之墟，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26]。历史巧合的是泾阳大商人张旭发家正是在正统八年(1443)至天顺八年(1464)的花马池实行开中期间，张旭就是在此期间在甘肃河、巩地区，经营边饷而成为大商人。此外泾阳县的张洋、张巍父子也是此间在朔方经营盐业，“用盐夹输粟塞下”^[27]，才发财成为著名陕商。

今日的柳树涧堡

凡此均说明，花马池盐在定边开中期间，成为陕西商帮形成的重要历史动因。它对于说明陕西商帮是明代产生的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有重要的历史佐证意义。

由商人自筹米粮，运边换引，仍存在比较成本的矛盾，“商欲运载于产米之处，费既不支，欲就采于少米之乡，则价将益踊”^[28]。为了解决自输米粮路远费繁的问题，陕西商人机智地利用明政府“令近边荒闲田地得以开垦，使为永业”^[29]的召民屯垦政策。自出财力在边地屯种得粮，就地输仓换引，这即是明代边地上的“商屯”。这种“即边募种”对商人来说，既“有田产之利”又省“转粟之劳”^[30]，左右逢源；就国家而言，既可开垦边荒，增加边境粮食供应，免运粮之费，又可招抚流亡，屯垦边疆，足食足兵。可谓上下交利，公私富饶，实现了“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的良性循环。当时陕西商人屯种塞上形式多样，或是“自出财力，招致游民从事耕作”^[31]，或是驱其家人戚属移垦边地“逆为家室之谋，由是守望相助”^[32]；或是招佃屯卒，放贷收息，“屯卒在边始资商利以为牛种之需，复于商贸易于秋收，粟得以售，而商之于边卒又如招佃收息，稍得其赢，而两例均便之”^[33]。无论哪种方法都增加了边地粮食供应，“军民错居，守望相助，屯田之兴，于斯为盛”^[34]，使边地大垦，边储以足，“番缠盛于戈矛，墩埤密于亭障”^[35]。明霍韬记述陕西三边商屯的盛况是“富商大贾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墩台，自立堡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36]。《秦疆治略》作者则进一步总结说，这都是“商人输粟之功也”^[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