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花马池盐湖的变迁

花马池盐，历史悠久。“南风至，风起波生，即水凝盐”，天生地利，捞晒简便，而且产丰质优，素负盛名，为定边“三大宝”(食盐、毛皮、甜甘草)之首，充分显示了“白色经济”的无穷魅力。

花马池盐在定边社会经济中起过莫大的历史作用。花马池盐是包括花马池、苟池、波罗池、莲花池、滥泥池等诸多盐池在内的总称，所在地定边“盐城堡”就因盐而成为定边西部的第一大堡。历朝历代皆因关系“税源所在”而受政府重视。汉代时已在此设“盐官”实行“盐专卖”。迄至唐代，“天下财赋，盐利居半。宫闱股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7]，因而唐王朝在此设“盐池使”，归朔方郡节度使节制，每年仅乌池以盐榷米达15万石，成为盐州财政的主要支柱。为此严禁盐池私贩，设巡盐兵600余人，专司食盐缉私，并规定“盗两池盐一石者死”。到开成年间(836—840)，盐池周围挖壕围篱，以设堤禁，“凡损篱盗盐者，皆处死刑”^[8]。

宋代时，盐州为西夏所并，盐业更成为王权羁制外番的战略物资和民生第一大计。当时盐、夏两州农业生产不发达，两地民人唯以所产食盐换取陇东、关中的粮食，花马池盐成为两地唯一的经济支撑。《宋史·郑文宝传》中记载：“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为命尔”，这里的“青盐”即花马池的前身“乌池”盐。为了防止物流西夏，宋王朝实行严厉的“禁盐私犯”政策，“诏自陕以西有敢私市者，抵死”，但由于以盐换粮乃民命所关，“犯者众”，人们“冒法图利，欲入番境，私贩青盐”，“往之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说明贩盐换粮成为定边人民主要的经济活动，坐牢杀头都无法禁止，食盐关系定边国计民生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

元代，由于民族关系融合，定边与外番的盐禁稍弛，监察御史帖木儿不花建议放弃盐禁，准许陕西、环庆一带得食青、白盐，以日食盐量抽税，从此花马池盐得销内陆，“盐吏免巡禁之劳，而民亦受实惠矣”^[9]。明代后，边关内缩，定边成为边关重地，明廷在定边设营，驻守镇兵，以保证陕西关中及京师安全。为保证边防军后勤供应，明初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以定边盐为利源，招徕陕西、山西乃至南方商民输粟边关，换取盐斤，“召商输米与之盐”。盐商依时估米豆，赴镇城及东路各堡上纳，由于开中边盐，利重三倍，陕西关中商民纷纷输粟塞上，从而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地域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陕西商帮的兴起。为了节省输粟边城的运输和交易成本，许多陕西商民屯垦边地，“盐商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10]，从而促进了定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有记载说当时边地是“军民错居，守望相助。屯田之兴，于斯为盛”^[11]。使一向缺米少粮的陕北堡寨星罗，粒米粮集，仅“真定(即定边县)县仓有十余万石。或化为尘，或充廪或贷民，而易其新”^[12]，花马池盐成为推动定边经济发展的领头产业。因此，时任御史的涂宗浚感慨地说：“三军之为国家效力者，特有此月饷。月饷之所以充足者，特由此盐商耳。”^[13](www.daowen.com)

明正统三年(1438)，为解决边防军的军马所需，宁夏总兵官史昭奏请以花马池盐换取延庆、平凉官民所养战马，这便是历史上的盐马交易，当时规定“上马一匹予盐百引，次马八十引”，花马池才第一次实现了名实相符，“一泓充积雪，千里影追风”，为边防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盐马交易政策在定边一直执行到嘉靖三年(1524)，停止买马，专一招商，使定边食盐产销完全走上商业化道路。

入清后，花马池盐实行官督民产商运的管理体制，设盐课大使驻定边盐场堡，专门批验经官方检验后的“熟盐”，纳课贩运。而对花马池以外的非官池，如滥泥池、莲花池、波罗池等盐池，因产盐无定，网开一面，官府放禁“准许附近孤寡残弱诸色贫难人等，每日货贩四十斤，易米度日”，花马池盐进入“官民并存”的历史时期，成为边地贫苦人民解决生计的重要途径。到乾隆初，户部题准“六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残疾少壮，妇女和老而无依者，由县申报，给印烙腰牌木筹，日赴场贩盐一次”，即为“牌盐”。

进入民国后，花马池盐实行包商合同法管理，由华永昌、仁洛和、正兴公三家商号承包运销。

纵观定边花马池盐数千年的发展，可见食盐产销的白色经济始终是定边的主导产业，并为边地和谐、民族团结、国家安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