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我结构的认识,前后经历了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宗教的,认为人有一个脱离肉体的灵魂存在;后一个时期是科学的,认为物理结构和物质构成是人的本质。前一个时期有5000多年的历史,后一个时期有200年的历史。那么,这两种观点谁对谁错呢?
当然,科学打倒宗教是有它的道理的,谁叫宗教没有可证性呢?比如说,宗教说人是有灵魂的,那么灵魂究竟在哪里?它长得什么样子?谁能拿出来瞧一瞧呢?既然拿不出来,那肯定是假的。与此相比,现代科学就太有优势了,它们所说的每一个观点都可以拿来一个或无数个证据给你看一看,不怕你不信。经过近200年的不断教育,现代科学实证的特点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
但是,我们有一个疑问,现代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宇宙中唯一正确的方法吗?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宇宙是无限的,而人类的认识方法则是有限的,用有限的方法绝对不能涵盖无限的宇宙。因此,就人类的目前而言,根本不存在唯一正确之说。我们的每一种方法,只是看到了宇宙本质的一个方面而已。比如说,用现代科学的这套思维方法,我们只能看到人的一个方面,而不可能看到人的全部。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否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我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不敢说研究),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太大的感触,它真是全人类的精华。可惜,这部分财富没有很好被利用,甚至没有很好被研究,责任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总是看见别人的东西好,捧着金饭碗到处去乞讨。实际上,中国古代文明走的不是现代科学的路子,如果说现代科学是物质文明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明就是“中介文明”,它是站在精神和物质之间的一种文明模式,比单纯的物质文明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可惜的是,多少年来,我们自己却把它批判得一无是处,而我们用来批判的标准又是所谓的现代科学,这是用落后批判先进,是用错误批判正确,简直荒谬绝伦。关于“中介文明”的观点,我们将在以后细细讨论,现在来谈一谈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曾用四项伟大的发明托起了人类在文明道路上迅跑的脚步,那就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
假如没有这些发明的话,哥伦布很可能会在大西洋转一辈子的圈子,而不会发现美洲大陆;达尔文的书房里会堆满一张张腥臭的羊皮,上面写着《物种起源》的传世大作;法国的风流皇后会用十辆马车拉着成卷的木片,上面写满男人们给她的火热情书;当然鸦片战争时射向虎门炮台的也不是一发发的炮弹,而是成捆的弓箭和粗壮的投枪。
但世人也许并不知道,中华民族在这四项伟大的发明之外,还有一项更伟大的发明,那就是中华的国粹——中医学。如果要说意义的话,也许中医学对未来人类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前四项发明,因为它将是人类告别纯物质文明,走向新文明模式的一座桥梁、一座里程碑。
在本世纪初期以前,古老的中医学尽管有无数的病例可以证明其有无比的价值,但在有些方面不完全符合现代西方科学的“规则”,故而被排斥在科学的大门之外。这也难怪,用现代科学是无法规范中医学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说中医是内科还是外科?如果说它是内科,可中医往往离不开推拿与针灸;如果说它是外科吧,可中医又涉及汤剂。这就让那些办事很认真的外国人感到为难,因为西方基本上没有内科外科混为一体的医学模式,怎么看中医也不符合规则,美国就规定:凡进行针灸的,必须有外科行医执照。
另一方面,中医从头到脚散发着西方人不能忍受的迷信气味。例如,明代大医学家张介宾就说:“是以《易》之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而且中医普遍有“医者,《易》也”的说法。《易》是什么呢?它就是《易经》啊!说起《易经》,那可是了不得的,现在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部卜巫之书,就是从前巫师用的经典之作,是彻头彻尾的迷信。再看中医的架式,治病先要望、闻、问、切,望是什么,了就是相面顺,中医满嘴的精气、阴阳,西方人就是想破了脑袋也不会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这类词句绝对是不能翻译的。于是,如来承认了中医,那无疑要承认许多稀奇古怪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在西方人看来又散发着迷信的臭气。
中医学还有一个特点令西方科学不满意,那就是它的经验性,或者说它的主观性。中医的医就是“意”,这个意有很强烈的主观意志性。比如,像把脉这种事,那就全凭经验,同样的浮脉或洪脉,它主什么病,虽然有一些医书的根据,但更多的却是凭经验,凭感觉,这里面玄妙得很,只可心领神会,却不可言传语达。这与西方实证性的规则是不相符的。
更成问题的是关于中医的来源问题。西医学的源头有一条十分清晰的脉络可寻找,它是来源于生理解剖学。而中医的来源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有人说,中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在劳动过程中积累而成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上山割破了手,他偶尔抓起一把草按上去,鲜血马上不流了,所以知道此草有止血的功能等等。但这个解释很难令人信服,最主要的是它没有实证性,因此当然很难被西方现代科学接受。
西方现代科学不承认中医学那该怎么办呢?中国人采取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把中医的理论猛劲往西医上靠,你不是不理解什么是经络吗?那好办,我把经络说成是血液循环系统或神经系统不就行了吗?第二种是把中药还原成化学成分,你不是不懂中医的汤剂吗?那也好办,我把汤剂还原成你知道的普通化学分子式。许多人给这种方法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中西医结合”,实际上,这样结合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非驴非马的怪物。
比如说,近几十年我们发明了中医化学,即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研究中药成分。也就是说,把中医最终还原为西医学,将草木、动物、植物、矿物质等中药最终以化学分子式来体现。这种方法合适吗?化学的配方可以完全还原中成药的疗效吗?如果能,那也就无所谓中医和西医了。中国人用这种方法试图弥补中药药理的想法很可能是大错而特错,这对中药根本于事无补,甚至我们是在出卖自己的医学。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医有一剂“当归补血汤”,用黄芪和当归组方,它是根据中医“有形之血不能速生”,而“生于无形之气”的原理,实际上并不是补血而是补气。如果要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说明药理,那么你就必须解释什么是“气”,这个“气”相对应的是西医中的哪个东西,这个“气”与血又有什么重要的关系,黄芪中哪一种化学成分与“气”的哪一个部分发生作用。如果解释不了“气”,那么即使把当归和黄芪的化学成分分析得再清楚,同样无法说明中药的药理。
大家知道,中医的单方并不多,在实际中使用的大多是复方,《黄帝内经》载方13,《伤寒论》载方113,《本草纲目》载方11000,绝大多数都是复方。中药的复方是按君、臣、佐、使配伍而成。复方的配合,治病只是一个目的,更重要的是调节阴阳平衡,扶持正气。那么何为阴阳平衡?何为正气、邪气、清气、浊气、病气?在西医贫乏的词汇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语词。那么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分析复方,你最终想说明什么?再说,每一种中药中都有几十种,甚至百种化学成分,比如山植的化学成分就有七十余种,这样算下来,一副汤剂就很可能有上百种。上千种化学成分,这些成分又是如何体现君、臣、佐、使原则的?化学检测的方法可以回答得了吗?
中医十分讲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气候、时令、地理等因素直接体现在中药里,比如说,按照中医的观点,立秋前后许多药物性质是完全不同,早一天采摘和迟一天采摘区别很大,那么这种差别能体现在中药化学检测中吗?一种草药在立秋前和立秋后它的化学成分可能发生变化吗?同时,中医用药的时令性也很强,同样一种病秋季的用药与初春的用药在原则上就有很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西医所没有的,同样一种化学药品使用时一般也不分时令、季节、地理环境。
事实上,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分析中药药理的做法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它或许可以在几剂中医复方中有用,但却不能概括整个中医药。
比如说,中医的用药大部分是口服,也有一些外用的,但却从来没有静脉注射的,打针这玩艺是西方人发明的。现在发现,将中医提取出的化学成分改为西医静脉注射法,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这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将中药用现代化学的方法处理是没有效果的。
再者,现代西方医学的化学分析法并不是万能的,尤其对于中药而言更是如此。有的中药对动物没有丝毫疗效,但对人却有疗效;有的则是对人无效,而对动物有效。这样一来,研究西医常用的动物试验法就失去了作用,基本堵死了用化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药的路子。
还有一点,根据西医的观点,只有那些有生物活性指标的化学成分才有治疗的功能,才能被分析研究。可实际上,许多的中药并没有生物活性指标,但它们恰恰可以治病,这与西医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用西医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说明中医药,基本上属于瞎胡闹。许多人都因为中医学没有现代科学原则作支撑,所以心里发慌,在骨子里是自己瞧不起自己,于是,厚着脸皮硬往西医上靠,认为只有这样中医才能成为科学。这是多么可悲的想法!中医存在的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承认,西医没有这个资格,早在现代科学产生的几千年前,中医就是一个完整的医疗体系,在人类医学史上更有发言权的不是西医而是中医。
从中医学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医与西医学走的是两条路,如果硬要区分出谁高谁低的话,我们可以毫不脸红地说:中医学在整体上要高出西医学一大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古老的中医里有许多是西医或现代科学根本解释不了的东西,更气人的是,不论你解释得了还是解释不了,中医一直在有效地使用着,你说到底是谁先进谁落后呢?
比如说经络学吧。经络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中医是建立在经络学基础之上的,《黄帝内经》说经络:“行血气,营阴阳,决生死,处百病”。那么什么是经络呢?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曾经有人说,经络是血液循环系统,也有人曾说经络是神经系统,都是用西医理论会中医,根本就说不通。经络既不是血液循环系统,也不是神经系统,经络就是经络,目前它对全人类来说也是一个迷,因为经络在现代解剖学上是看不见的。
有报道说,中国医学家祝总骧通过多年研究发现,经络是不依赖中枢神经和血液循环的隐性循经感传线,是条低阻抗、高电位、高发光的线,是由一些看得见的微小结晶颗粒组成的带状物,它在人体上宽约一毫米。几年前,法国学者通过在穴位注射放射性物质锝,利用锝的R射线可以使底片曝光的原理,借助电子照相机,成功地拍下了锝的行走路线,发现得的行走路线与中医的经络基本相同,同时证明穴位是经络上的某些点。接着,日本的一些科学家采用电子计算机和全息技术,将人体由平面转为立体观察,通过荧光染色发现,穴位实际上是某些组织的“集合物”,它具有高度的灵敏性。由以上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我们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仅仅证明了几千年前的一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又不知其所以然,人类绕了一个6000年的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真是太有意思了,
既然经络是已经被证明存在的,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涉及到中医的主要对象是什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印象,中医的全部理论并不针对肉体的疾病,而是针对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那东西被称为“气”。“气”的理论是中医学的最高范畴,《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一致也。”中医用来解释人体生命的一条主线就是“气”。
气是生命的本源,《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阴阳五行是气的运动形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阳化气,阴成形。形气交感而化生万物。”《生气通气论》说:“生之本,本于阴阳,其生五,其气三。”五运六气是天地的气化,金、木、水、火、土为五运,风、热、暑、湿、燥、寒为六气,它强调“天人感应”的思想。
藏象是人体的气化,《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为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六节藏象论》说:“以其气命其五脏。”
病因病机在于气化失常,《素问·举通论》说:“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阴阳应象大论》说:“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也就是说,气无时无刻不在身体内流转,所谓的病就是气在流转过程中受到了阻碍。
诊断必须全面诊察精神气血,人体病变,可由外在各种表现诊察得知,因为机体气化是“内外相袭”的,“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藏篇》。
治疗在于调理气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灵枢·本神篇》说:“必审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
那么中医里的“气”又是什么呢?这可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首先,气绝对不是指人们的身体,《内经》中曾明确地说,“气先身生”,虽然在表述上它有些唯心论的嫌疑,但它却说明气与身体不是一回事。其次,气也不是指人的思、虑、忧、喜。悲、恐、惧等显意识状态,因为任何显意识状态都有对应的刺激物,也有负载它的可见身体器官,比如说,当身体受到伤害时,人会产生痛苦的感觉,伤害是外在的刺激,神经系统是痛苦感觉的载体。此外,人的显意识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文化类型,像恐惧、爱好等等。
气在中医里是精、气、神的总称,在藏象学中又化为神。魂、魄、意、志五种形式,由此可见,中医里的气乃是指精神,是一种脱离肉体的纯精神,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文化、个人修养等,说白了它就是宗教中所说的灵魂,它是潜藏在我们身体之内的另外一种生命。
中医的“气”是灵魂的推测,也可以从“气”字的甲骨文中得到证实。气在甲骨文中写作“”,于省吾先生认为,这就是中国八卦中乾卦的符号,即三个阳交。乾为天、为大、为生,故甲骨文的气字可以直接理解为生命或生命之本。实际上,甲骨文中的气字还可以理解为数字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气”字同样可以理解为万物生命之源。那么,这些气是从哪里来的呢?甲骨文“气”这个本字的构成也同样告诉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气”是别人给的,《说文》释“气”云:“气,馈客刍米也。从米,气声。氧即馈也,给也。”这个解释与上古造人神话在解释灵魂的来源时是一致的。值得说明的是,在中国的造人神话中没有神“给气”这个细节,而《说文》中的这个解释恰恰弥补了神话的缺陷。从这一点,我们再一次震惊于世界神话的一致性,再一次感到远古文明是一个完整体系的文明,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
因此,中医并不针对肉体的疾病,而是针对精神的健康,它认为,只要精神体健康了(气在体内流转无阻碍),肉体就必然健康,为此中医最讲究养气、调气、理气。从这点上讲,中医是“中介医学”,它是站在物质肉体与精神生命之间的一种医学体系,作用在于协调双方的平衡。
中医的存在恰好可以证明我们的假设:在人类的身体内部确实有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存在,这个生命体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精神生命体。它不以有形的方式存在,而将自己的生命化为无形之中。如果说肉体是我们生命存在的证据,那么,经络就是精神生命存在的证据。中医从根本原则上是站在精神生命体与肉体之间的一种医学体系,它调节着肉体与精神的相互平衡,而最终它关注的并不是我们的肉体,而是为精神生命服务的。
我们推测,中医的基本原则可能是这样的: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当精神生命受宇宙空间各种作用力影响时,它也有健康与不健康之分。当它不健康时,就直接表现为肉体疾病。同样,肉体自身的病变也会影响到精神生命的健康状态。因此,中医的作用就在于调节双方的平衡,沟通与传递信息,用精神强大的力量来治疗肉体疾病,同时用地理、气候、季节等因素来协调精神生命与宇宙自然的相互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中草药治病的机理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矾理决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将中草药还原为化学分子思想是错误的。中草药中一定有精神生命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也不体现为化学分子结构。举一例子,古老的中医学中有“十八反,十九畏”之说,指的是药物配伍上的禁忌,但这种禁忌在现代科学里找不到依据,如,“甘草不能配甘遂”,但用兔子做试验时,未发现任何反常的现象,心跳、体温、瞳孔、肠胃均属正常。再比如,“半夏贝母反乌头”,在药理试验时也未发现任何毒副作用。由此可以推断,“十八反,十九畏”配伍原则所针对的并不是肉体,而是精神生命,意思是说:如此的配伍会伤害精神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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