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Albert Gamus，1913～l960年）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和评论家，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一、生平与创作

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蒙多维镇，他的父亲原籍法国的阿尔萨斯，早年为谋生而到当时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当过雇农与酒窖工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加缪一岁时其父即因参加一战受伤而去世。之后，加缪和母亲与哥哥一家三口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贫民区过着穷困的生活。

加缪经人帮助获得奖学金，上了中学，又进阿尔及尔大学。为了上学，他勤工俭学，当过气象员、汽车推销员、机关职员。加缪上学期间母亲病逝，17岁时他又染上肺结核，尝尽了人生的艰辛。他在大学攻读的是哲学，深受他的老师让·格勒尼埃怀疑论的影响。1935年，他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他发起组织戏剧团体“劳动剧社”，深入到工人群众中，编写剧本并扮演表现旷工罢工题材的话剧。1937年，他因不满法共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立场改变而退出法共。此后他开始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报纸《阿尔及尔共和报》担任记者。

1937年，加缪出版随笔《正面与反面》，翌年出版著名散文集《婚礼》，这是加缪成为作家的开端。《婚礼》的主要内容有：《蒂帕萨的婚礼》，在蒂帕萨海滩这个古罗马城的废墟上，太阳和大海之子庆贺他与大自然的婚礼；《吉米拉的风》，黎明，在死的城市的凄惨沉默中，歌颂清晰，它使人们有可能同命运拼搏到底；《阿尔及尔的夏天》，新的明亮的阿尔及尔城在炽烈的阳光下教诲人们不要虚假，要选择生活，不把希望寄托于虚无飘渺与来世；《沙漠》，托斯卡纳地区的绘画大师在他们不朽的杰作中，告诉我们“肉体和片刻的双重真理——它使我们狂喜，但同时也毁了我们”。在这4篇随笔中，作者以抒情的笔调、诗的语言讴歌了非洲的大海、阳光以及地中海沿岸的绮丽风景。

1939年，在二战阴云密布之时，加缪来到巴黎，边做新闻记者，边进行文学创作。1941年法国沦陷后，他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成为《战斗报》的骨干。1942年6月和10月加缪相继出版《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这两部著作写的是同一主题：荒诞。就是这两部作品使加缪一举成名，从此奠定了他文学家的地位，为他赢得了存在主义或荒诞哲学大师的声誉。

1944年8月法国解放，加缪被聘为《战斗报》主编，在此前后他发表了许多著名的社论，这些文章收入1953年出版的《当代》一书中。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加缪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其主要作品有成名作《局外人》（1942年）以及稍后发表的小说《鼠疫》（1947年）、《堕落》（1956年），短篇小说集《流放和国王》（1957年）和《幸福的死亡》（遗著）等。加缪的剧作有《误会》（1944年）、《卡利古拉》（1945年）、《戒严》（1948年）和《正直的人们》（1949年）。此外，他还有哲学散文论集《西西弗的神话》（1942年）、《致一位德国朋友的信》（1945年）、《反抗的人》（1951年）等。

《西西弗的神话》是加缪的一部哲学随笔。在这本书里，加缪系统地阐述了关于荒诞的理论、对荒诞的体验和所应取的人生态度和该走的生活道路。加缪认为荒诞并非一种已知的原始状态，而是意识与它对外界的投射之间“分离”造成的结果。坐以待毙和想入非非无法阻止荒诞的滋生和蔓延。据希腊神话所载，西西弗永世被诸神罚往山上推动巨石，但快到达山顶的时候，巨石又滚落下来，于是西西弗又得重新开始，再度推动巨石，如此循环不息。后人常借用“西西弗的石头”比喻一种周而复始却又毫无成功可能的艰苦劳作。加缪认为，西西弗是一个荒诞的象征。他对诸神的蔑视，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得到这无法比喻的惩罚，这惩罚使他用尽全力却得不到成功。这就是对尘世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是人的主观理性与不合理的客观世界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和的分歧。但加缪又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因为西西弗一直在积极、主动地抗争。加缪通过西西弗颂扬了人类为了消除荒诞而以自己独立意志向不合理的客观世界挑战的抗争精神。

加缪在1937年开始创作、于1945年出版的四幕剧《卡里古拉》显现出存在主义世界观的端倪。剧作描写古罗马青年暴君卡里古拉在他的情妇德律斯娜死后，痛感人总是要死的，人并不幸福，因而逃离宫廷，尽情玩乐，叫人为他摘取月亮……意在以自己的荒诞行为来战胜人生的荒诞。经过一阵疯疯颠颠、作恶多端之后，他终于醒悟：人不能毁掉一切，如何能安然保住自己不受伤害。他放弃了原先无望的古怪念头，而且拒绝挫败反对他的阴谋，以致在阴谋者打击下死去。该剧体现人在荒诞的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哪怕你是一个有权有势的暴君，哪怕你用荒诞来对抗荒诞。

《误会》一剧中加缪的存在主义思想进一步成熟。剧中的人物各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最终一切落空后，他们才明白：只是出于误解，人们才认为有可能获得幸福，事实上，当你走出迷雾之后才认清，痛苦是绝对的，人永远是无能为力的。这部剧作彻底实践着存在主义“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主题，流露出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

加缪于1941年撰写并于194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鼠疫》，使他的存在主义文学创作达到了顶峰。《鼠疫》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天，家住阿尔及利亚的沿海省城奥兰的里厄医生在住所的楼梯口发现一只带病菌的死老鼠。两天后，奥兰城里到处都是死老鼠。里厄医生认定这是鼠疫，经他呼吁，市长采取紧急措施。此时，鼠疫已经蔓延，全城宣布封锁隔离，禁止居民出入，以防止鼠疫的扩散。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表现，最终以医生里厄为首的各种人物联合起来，同鼠疫展开了斗争。第二年，鼠疫消退，奥兰城对外开放，全城欢声雷动，里厄医生感慨万千，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清醒地认识到，鼠疫杆菌仍然潜伏，说不定灾难会卷土重来。小说以象征手法写成。作者借被鼠疫侵蚀的阿尔及利亚地中海城市奥兰市象征被德国法西斯围困时的巴黎，用鼠疫夺去了千万无辜百姓生命的惨不忍睹的事实，控诉了德国法西斯像瘟疫那样残害众生的罪行，市民奋起抗疫则象征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

作品主人公里厄医生不仅是位舍己为人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是个拯救人类于水火的英雄。从他选择医生职业的第一天起，他所想到的就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他所“憎恨的是死亡和疫病”。在鼠疫面前，有幸灾乐祸的资产者，有发瘟疫财的贩卖低劣药品物资的投机商，有千方百计想法逃走的个人主义者，也有把群众的死活束之高阁，甚至不愿承认事实上已蔓延开的鼠疫病的冒牌医生。但里厄每天工作20个小时，时刻为病人着想。当想逃出城市的人以友情相许，要里厄出张证明，说明他未染上鼠疫可以出城时，他拒绝了；当被拒绝者误责他没有和亲人分居的痛苦时，他不向对方吐露有关病危在外的妻子的半个字；甚至当妻子病亡消息的电报送到他手上时，他也只是良久沉默不言，随后又投入了工作。里厄不是个麻木不仁的局外人，他是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道主义者。里厄认为惟一正确的道路是“同客观事物作斗争”，他的事业决不半途而废，而是斗争到胜利，直至最后获得幸福——即全城人从鼠疫的威胁中解放出来。最后他还清醒地认识到，毒菌仍然潜伏，威胁始终存在，也许还会给一个不幸的城市带来灾难与死亡。

《鼠疫》同《局外人》都描写了世界和人类生存条件的荒诞，但主人公与荒诞社会斗争的方式和情绪不同。正如作者认为的那样，“《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苦闷心情，而“《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即团结起来与瘟疫的世界抗争。《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是一个茫然冷漠的消极反抗者，《鼠疫》的主人公里厄医生则是一个在邪恶、瘟疫面前认识了自己的责任，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积极投入到抗恶斗争中去并最后取得胜利的存在主义英雄人物。从莫尔索这个局外人到里厄这个局内人，反映了加缪认识的飞跃。

五幕剧《正直的人们》和随笔《反抗的人》表现了加缪的政治主张。《正直的人们》是以1905年俄国革命为背景，主人公、革命诗人伊凡·卡里亚耶夫受命以爆炸手段谋杀沙皇暴政魁首、大公爵塞尔日，却因车上有两个小孩而放过了机会，等大公爵单独乘车时才动手。卡里亚耶夫反对主张必要时也可以伤及无辜的斯捷潘时说道：“革命是为了推翻专政，而不是为了建立另外一种专政。”“我参加革命是为了热爱生活（生命）”。斯捷潘不以为然，他认为“正义高于生活（生命）”。在这里，加缪的非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已经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我们由此很容易想起雨果在《九三年》中所表述的人道主义思想。

加缪在《反抗的人》中，历史地考察了一番反抗的“态度、企图和后果”，把反抗分为两大类：即一个人反抗他的命运及对整个世界的超验反抗和历史的政治上的反抗。无论哪种反抗都是暴力和恐怖的表现。因此，他觉得“认为处死路易十六是法国历史上的伟大时刻的人是可鄙可耻的”。这部书曾经引起萨特的不满，两人从此决裂。

1957年，加缪因在作品中出色地“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接受该奖时说：“在这20多年疯狂的历史中，在这个时代剧变中，和我同时代的人们一样绝望得迷惘的我，只有一件事支持着我：一种深藏在内心的感情，因为今天的写作是一种信奉，而信奉并不只是为了写作，所以写作成了一种荣耀。”(www.daowen.com)

1960年1月4日，从马赛至巴黎途中，一次车祸夺去了这个非凡的作家的生命。加缪的旧友、后来分道扬镳的萨特也对加缪的死亡表示哀悼：“一个雄辩而激昂的声音戛然而止是多么残酷、多么荒诞！”

加缪的作品形象地为我们阐述了死亡、荒诞、选择、自由等存在哲学的概念与态度，真切、细腻地描绘出了一个个在荒诞社会中的人的各种微妙的情感与心理。同是存在主义大师，加缪和萨特都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但他们对荒诞的具体看法却不尽相同。加缪所感受到的荒诞比萨特要强烈得多。加缪认为人是理性的，他有各种各样的合理要求，世界则是关闭的、分裂的，充满着非理性。荒诞就是在人类的合理要求和世界的非理性的沉默这两者的对立中产生的，他们之间是一种对立甚至敌对的关系。荒诞在萨特看来是一种存在之经验，是存在的绝对性质。他认为存在是荒诞，没有意义的。此外如何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或者说拯救之途是什么，加缪和萨特产生了分歧。加缪提出的行动准则是“反抗”，而萨特的拯救之途则是“自由选择”。加缪提倡的反抗是指一种对于人所面临的生存条件的反抗，这种“反抗”并不是要消灭荒诞、改变荒诞的现实，而只求在精神上超越荒诞，要求一种精神和行动的自由。而萨特的“自由选择”则强调人不仅要从抽象的道德意义上，而且要从具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上确立自己的行为，用追求具体目标的斗争取代脱离实际的反抗，在社会斗争行列中获得人的本质、意义和价值。所以萨特的“自由选择”比加缪的“反抗”具有更多的积极取向。加缪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给后起的法国荒诞派和新小说派的文学以很大的影响。他不仅是一代法国青年“精神上的导师”，而且还是20世纪世界文学无可争议的经典作家之一。

二、《局外人》

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局外人》的情节并不复杂，整个故事可以说是同时期出版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的思想的艺术化再现，当然也可以说后者是对前者的诠释。

小说的内容由两部分组成，叙述者即是书中的主人公莫尔索。第一部分写的是一天，“我”（莫尔索）收到80公里以外的母亲所在的养老院拍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上说：“母死，明日葬……”“我”向船运公司老板请了两天假去料理母亲丧事。当“我”赶到时母亲已经入殓。看门人告诉“我”，如果想再看母亲一眼，他可以把棺盖打开，“我”回答他：“不用了。”其间，“我”照常生活，抽烟，喝咖啡。母亲下葬时，“我”怎么也流不出眼泪来。回来后的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去游泳，在那里遇到过去我所喜欢的同一办公室里的已离职的打字员玛丽，我们一起游泳，晚上又一起看电影并同居。对“我”来说一切无所谓。不久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的邻居雷蒙约“我”和玛丽及其他几个朋友去海滨木屋野餐。在海滨，雷蒙和两个阿拉伯人发生争吵。当事情了结之后，“我”带着雷蒙交给“我”的手枪，在大太阳底下回到阿拉伯人呆的地方。“我”碰见其中的一个阿拉伯人，这个人与“我”毫无瓜葛，只是使“我”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而已。这个阿拉伯人拿出一把刀，阳光下刀锋闪光发亮，像一柄利刃在“我”眼前晃动。这时阳光照得“我”汗水淋淋，两眼模糊，恍惚中“我”对阿拉伯人扣动了扳机，而后又连开四枪。

第二部分写“我”被关进了监狱，“我”觉得，只要回忆过去就不会感到厌倦无聊。“我”到预审官那里去，“我”有时尽可能地把事情叙述得原原本本，可没人理解。法庭检察官引用一些证人的话，控告“我”是带着一颗罪恶的心安葬母亲的：因为在出殡前夕，“我”还抽烟，喝牛奶咖啡，安葬之后第二天，又开始同玛丽来往。从上述事实中检察官得出了“我”是预谋杀人的结论，并指责“我”没有灵魂，没有人性，没有道德观念。“我”被判处死刑。“我”回到单人牢房，尽力不去想将要执行死刑这件事。“我”对自己说：“眼下，最好是不想死刑架，不去知道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是否可能有一条活路。”“我”再三自我宽慰：“三十岁死，五十岁死，都是一死。”“我”拒绝请求赦免，拒绝向神父忏悔，生活没有什么可让“我”留恋，死和不死都无关紧要。为了有一个好的结束，为了避免自己感觉孤单，“我”想只要“我”受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不对“我”发出咒骂的呼声就行了。

“局外人”，顾名思义，就是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的人，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人。不过，加缪所谓的“局外人”，并非客观存在意义上的局外，而是主观感受上的局外。

主人公莫尔索正是“荒诞世界”中的“荒诞的人”的典型。他的悲剧也就是加缪荒诞哲学的形象化。加缪曾经这样说：“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存。”莫尔索也就是人与世界注定不协调的典型个案。他与世界始终处于天然的隔膜之中，而且拒绝通过个人努力与世界认同和沟通，因此他终被恼羞成怒的世界视为敌人而夺去了生命。通过莫尔索这个形象，人们终于领悟到了世界与人的不协调与对立，同时也就认识到了世界与人的荒诞，从而也就具有了荒诞感。

莫尔索是率真的，他不愿说谎，不愿像别人那样在社会这个舞台上演戏。这都是不合乎他的本性的。他要遵从本性而率真地生活。“莫尔索认为世界是真实的，他不仅仅拒绝撒谎……是什么，他就说什么，他绝不掩盖自己的感情。”因为在莫尔索看来，真正的道德就是恪守自己的心灵，尽管在神甫看来这个心灵是空虚的，而这个心灵恰恰是充实的，它拒绝欺骗、撒谎、夸大。这种道德尽管与传统伦理相比较而言是荒谬的，但却是真实的，恰恰是存在的。当律师要求莫尔索说“那一天我是控制住了我天生的感情”时，莫尔索对他说：“不能，因为这是假话。”结果“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萨特认为莫尔索既不是善人，也不是恶人，也无所谓道德和非道德。这种范畴对他并不适用。是的，莫尔索的形象已经全然跳出了这些社会伦理学范畴，他属于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一个极为特殊的人。在他的思想中，世界上的一切人类活动都在一个同样毫无意义的平面上。所以，他对母亲的死，对情人的爱，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境况，对邻里关系，甚至对开枪杀人、被捕入狱、法庭判刑皆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吃饭、睡觉、上班、交友、看电影、性交、杀人全是由荒诞所任意支配的偶然行为。他是被无缘无故地抛入了这个被称为人类社会的世界，一切与他皆不相干，既无所谓追求、希望，也无所谓痛苦、失望，甚至生存与死亡也失去了它固有的人生意趣和威胁。他真正是世界、人生甚至自我的局外人。

“局外人”标示了人与周围环境的完全脱节，人对自己的生存感到陌生的主旨。同时这一标题也蕴含着这一思想：20世纪（尤指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人类的基本生存形象是“局外人”，被流放在一个与本身漠不相关的世界里，世界与人相互分离，人对世界产生了荒诞感。

这也是一部表现反抗荒诞的作品。《局外人》中许多细节都表现了主人公的抗争精神，这种抗争就是存在主义者对荒诞的反抗。如莫尔索在死牢拒绝忏悔。“我拒绝接待指导神甫，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当神甫问莫尔索：“你就不怀希望了吗？”他说：“是的。”这对神甫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认为人类的正义没什么，而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他要求莫尔索至少向上帝怀抱希望，然而他只听到了莫尔索回答说：“我不信上帝。”当神甫再次说：“上帝会帮助您的。”而莫尔索却告诉神甫不愿意人家帮助他，也没有时间去对他不感兴趣的事情再发生兴趣。神甫气得两手发抖，他说：“您就这样一边活着一边想着您将整个儿地死去吗？”“我回答道：‘是的。’当他一定要为我祈祷时，我好像身上有什么东西爆裂了似的，我扯着喉咙大叫，我骂他，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走了。”表面上看来，莫尔索的行为存在着不可理解的荒谬，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冷淡，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具有强烈荒诞意识的正常人，他具有荒诞式的清醒、荒诞式的坚定不移，在他的斗争之下，神甫终于没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只得惨败而归。

《局外人》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

第一，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写，用最主观的叙述方式写客观的故事。通常第一人称的小说按传统文学的规定，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叙述的主观性和反省性。但这部小说却是客观的和超脱的表现，客观化了的“我”随处可见。这样就达到了“局外人”置身“局内”而又时时体验到“局外感”的艺术效果。如主人公在法庭候审时的一段记述：“我们坐在门旁等着，隔着门，听见一片说话声、叫人的声音和挪动椅子的声音，吵吵嚷嚷地让我想到那些群众性的节日，音乐会之后，大家收拾场地准备跳舞。”“我的律师到了。他穿着法衣，周围还有许多同行。他朝记者们走去，跟他们握了握手。他们打趣，大笑，显得非常自如，直到法庭上铃响为止。”本来对常人来说严肃庄重的审判由于主人公这种无动于衷的叙述而顿时变得滑稽可笑，似乎与自己毫不相干。在这样的描写中，叙述者与自己的距离、与生活的距离、与社会的距离得到了表现，这种冷淡、客观的叙述进一步突出了局外人的性格。

第二，语言非常简练、枯燥，句子与句子之间缺少连贯性，给人以淡漠、干涩的印象。如作品一开始就写道：“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语言干巴，口吻冷漠。还有莫尔索与玛丽的一段爱情对话的描写：“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这种话毫无意义，我好像不爱她。她好像很难过。可是在做饭的时候，她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笑得我又吻了她。”句子与句子之间缺少情感的连贯性，语言枯涩，正如萨特所认为的这里的句子都是孤岛。我们从一句话跳到另一句话，从空无到空无。这种语言风格正是《局外人》独具的特点，是作者刻画莫尔索这个局外人所不可缺少的调色技术。这样的语言形式表现了莫尔索这个局外人有一颗冷漠的心，一个醒悟的灵魂，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是一个浸透着全部荒诞意识的人。

第三，小说使用对照的手法，显现局外人的荒诞性。莫尔索不信仰上帝，但本质并不坏，他诚实，不说假话，他工作勤恳，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母亲。而加缪通过奔丧、结婚和判刑这三件人生大事，描写主人公面对亲情、爱情、死亡的态度来显现局外人的荒诞性。对于母亲的死亡和安葬，莫尔索是冷漠的；对于爱情和婚姻，莫尔索是无所谓的；对监禁、审判和死亡，莫尔索是消极超脱的。在这些事件中，作为主要当事人的莫尔索是局内人，但从主观态度上看，他却是局外人，于是人物的态度与人物境遇就形成了强烈对照。此外，莫尔索这个局外人和周围的社会人的不同态度也形成对照。如母亲死了，莫尔索看到母亲老朋友多玛·贝莱兹很难过，“大滴的泪水流上面颊。但是，由于皱纹的关系，泪水竟流不动，散而复聚，在那张形容大变的脸上铺了一层水”。这里贝莱兹的伤心落泪和莫尔索的冷漠态度形成了对照。还有玛丽和莫尔索的对照。玛丽是莫尔索的女友，她对爱情充满热望，想和莫尔索结婚，而莫尔索认为“怎么样都行”。玛丽说“结婚是件大事”，他却回答说“不”。同这些社会人相比，莫尔索显现了局外人的荒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