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以他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流行欧美，波及全世界，许多后现代流派都受他的启发和影响。

一、生平与创作

萨特生于巴黎的一个海军军官家庭。他2岁丧父，童年时代一直随母亲生活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个学识渊博的大学教师，家中藏书很多，外祖父的思想对他产生过影响，使他小小年纪就在思考人生的价值。萨特4岁就能阅读，8岁开始尝试写作，从此他就埋头于文学作品、哲学著作中，在奥妙无穷的书的王国里遨游。1924年，19岁的萨特考入巴黎高师哲学系读书。1928年，他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翌年在全国中学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中名列第一，并与第二名波伏瓦相识，从此他们成为未缔结婚约的终生伴侣。此后，萨特便在中学执教。1933年，萨特作为官费生去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在那里钻研了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现象学派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著作，逐步确立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1934年，萨特学成回国，在中学任教，同时开始写作生涯。在战前的这段生活，正如他在自传《文字生涯》中所描述的，可以用“读书写作”来概括，他说“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它无疑也将以书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萨特的平静生活，1939年9月，从小就患有眼疾的萨特也被迫应征入伍，他感到自己像是一个“社会动物”，被送到了他“并不想去的地方”。次年5月，恰在他35岁生日那天，萨特在洛林被俘，在集中营关了10个月后因视力不佳获释。“战争使我懂得必须干预生活”，在这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中的这段莫名其妙的经历，对萨特日后对待政治生活的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自己是“从纯粹的个人转向社会”。战后，萨特由封闭式的个人生活转向开放式的社会生活，开始“干预生活”。20世纪40年代，萨特发表了一系列戏剧作品，为自己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影响，1945年他创办的《现代》杂志，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强调行动，表现为“行动的存在主义”。他曾公开谴责和抗议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他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多次前往苏联、古巴、南斯拉夫、越南等国访问，他会见赫鲁晓夫、卡斯特罗、铁托等国家元首。他参加各种集会、游行，接待广播电视记者，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说和各种声明，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的独立斗争。现在萨特不只是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还是一个热情的社会活动家。在思想上，萨特日益与左派靠拢，声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虽然他从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又与法共产生分歧，与之长期论争。1955年9月，萨特与波伏瓦一同访问中国。回到巴黎后，萨特又专门为《人民日报》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他说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为建立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1964年，瑞典皇家学会“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萨特“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拒绝领奖。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这一消息传开，立刻在法国和世界各地引起巨大反响。法国总统德斯坦在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讲话中称：“萨特的逝世使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

萨特首先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引人注目的。他的主要哲学论著有：《想象》（1936年）、《存在与虚无》（1943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年）、《唯物主义与革命》（1946年）、《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等。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反映了战后西方人日益深重的危机感、失落感、惶惑感。他又从“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出发，一方面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否定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符合逻辑性，反将客观世界视为漂浮不定的虚设，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诸多关系视为无意义的荒诞；另一方面又肯定人的主观自由和自由选择，将主观自由精神视为对世界意义的谋划。萨特的“自我选择”提倡的是一种直面人生又超越人生的精神选择。它为生活在荒诞世界中的不幸的现代人摆脱生存困境指出了一条出路，因而引起较强烈的社会反响。

作为文学家的萨特，其才能也是多方面的。他是小说家又是剧作家，还写过自传体的文学随笔《文字生涯》（1964年）和《七十岁自画像》（1975年）。

萨特创作的小说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恶心》（1938年）。短篇小说集《墙》（1939年），包括《墙》、《房间》、《艾罗斯特拉特》、《密友》和《一个工厂主的童年》等五篇小说。另外还有未完成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1945年），其中包括《懂事的年龄》、《延缓》和《心灵之死》。

《恶心》（又译《厌恶》）是萨特的成名作。这是一部典型的存在主义小说。《恶心》采用的是日记体、自叙体。主人公是青年历史学家洛根丁，他来到布城，本想静心地研究历史，从事创作，但是，他很快就陷入到孤独、烦闷的处境。他完全生活在自我感觉中，深深体会到外界的荒诞和无意义，于是千方百计避免与身外的人与事发生联系，但周围的世界侵入他的意识，使他感到“恶心”。“恶心在那边，在墙上，在吊带上，在我身边的一切事物上。”他和昔日的情人安妮最后幽会时，彼此的心灵都是干枯而空虚的，幽会与分手都很乏味。他从而感到赋予他生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和自己本人也产生了无以名状的“恶心”感。“恶心”感令洛丁根茫然不安，他意识到再照这样下去，自己将可能发疯，所以他决定运用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力，去重新安排未来的生活。小说将结束时他打算“试写”另一本书，“必须能使人透过印出的字和书页，猜出某些不可能存在的、超出了存在之上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洛根丁企图通过创作新作品这种方式，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存在本质。

洛根丁感悟到的世界的荒谬性，实际上是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的表现。《恶心》阐明了萨特学说的出发点，洛根丁的“恶心”感标志着荒谬世界中人的醒悟的开端。

小说集《墙》中的5个故事将人置于五种荒谬、极限处境之中，让主人公自由选择，阐明了“人是自由的，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房间》的主人公夏娃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一方面她拒绝了“正常”世界，不过“正常人的生活”。她认为，“正常”世界是虚伪的、冷酷的、丑恶的。她宁可与精神失常的丈夫一起生活，宁愿最后亲手杀死丈夫，也不愿接受医生和父母的建议，送他进精神病院。另一方面，她又不能真正进入“疯狂”的世界，她不能化入丈夫的错乱的、虚幻的世界。于是夏娃漂浮于看似对立实则互补的两个世界之间，这正是她的悲剧所在。《艾罗斯特拉特》中，主人公对人类极端蔑视和仇恨，希望模仿古希腊的一个无赖艾罗斯特拉特的骇世之举使自己留名，但他在杀人的关键时刻失去了勇气。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了对那些以反人道来标榜自己是恶棍的否定，表现了萨特对恶的自由选择的否定。《密友》的主人公吕吕因为亨利的生理缺陷对夫妻生活不能满意，女友劝她出走，她最终还是回到了丈夫身边，表面上是因为道德观念，实际是她的性冷淡。小说揭示的实际上是一种掩盖真实、囿于日常平庸生活的自我欺骗。《一个工厂主的童年》描写了一个未来工厂主的童年的生活和心理活动。吕西安性格敏感，容易冲动，充满好奇心，试图寻找却一直找不到自我，因而想自杀。他是同性恋，后来成为狂热的反犹分子。《墙》以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为背景，写三个反法西斯战士被捕后被判处死刑，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一个充满恐惧，一个强作镇静，主人公伊比埃塔的心绪却十分复杂。第二天，两个怕死的青年被处决，伊比埃塔宁死也不说出革命军领导格里的下落。他明知格里藏在朋友家中却信口胡诌说在墓地，而法西斯分子真的从墓地抓到了刚刚转移至此的格里，伊比埃塔被免除死刑活了下来。小说通过几个人的遭遇与心态的描写，表达了存在主义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即世界充满了荒诞，生死纯粹是偶然的，想生的死了，打算死的都活着。“墙”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死亡之墙，它把人与世界隔离，人越过这道墙就死去，留在墙内就生存。墙内与墙外，生还是死，都是偶然的。但是人的选择却是自由的，人的一切行动都是选择，即使在监狱的高墙下，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伊比埃塔就是实证，他充分行使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作出了希望勇敢地死去的自我选择，表现了一种无畏的气概。小说集《墙》一方面揭示存在的荒谬性，一方面认为这是主人公自我选择的后果，也可有不同选择。当时萨特认为一切取决于个人的意志，自由是绝对的。

《自由之路》是萨特的长篇三部曲，第一部《懂事的年龄》和第二部《延缓》发表于1945年，第三部《心灵之死》发表于1949年。这部长篇小说是萨特在经历了战争的磨炼和考验之后完成的。作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二战前哲学教师玛第厄使情妇玛赛尔怀了孕，但又不愿结婚，认为那样就失去自由，于是四处借钱为她打胎，而亲朋好友借钱给他的前提却是他必须先与马赛尔结婚。马第厄想做个自由人，没有选择结婚。二战爆发后，在战争风暴和民族危机面前，玛第厄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个人自由是多么的空虚无聊，于是应征入伍投入战斗。在一次狙击战中，他一人坚守阵地，抵抗敌人，成了一个英雄。在这部小说中，萨特通过玛第厄的生活道路，对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做了一个形象的图解。萨特认为懦夫是自己造成的，英雄也是自己造成的，人的本质并非与生俱来，固定不变，一切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玛第厄正是通过自己自由的选择最终成了一个英雄。玛第厄对自由之路的思考与探索，同时说明自由是置于一定的社会制约之下，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命运无法分割。

萨特的戏剧作品主要有：《苍蝇》（1943年）、《禁闭》（1944年）、《死无葬身之地》（1946年）、《恭顺的妓女》（1946年）、《肮脏的手》（1948年）、《魔鬼与上帝》（1951年）、《涅克拉索夫》（1955年）、《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59年）等。

萨特把他的存在主义戏剧叫做处境剧。萨特处境剧的特点就体现在“境遇”上，也就是在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萨特主张给人物提供特定的环境，让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本质，表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在萨特的处境剧中，作者着力渲染被置于充满危机、生死攸关的可怕境遇中的人物对生存环境的恐惧感和他们的生存选择，突出表现了人都不是天生的英雄、懦夫、叛徒或杀人犯，而是在特殊的境遇下，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自由选择了自己的行动，决定了自己的本质。

《苍蝇》是三幕悲剧。这个剧本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故事。它讲述希腊联军首领阿伽门农从特洛亚归来后，被其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与情夫谋害，以致成百万的苍蝇在阿耳戈斯城上空盘旋。人民焦虑不安，但又讳莫如深，容忍着罪恶的存在。当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来到阿尔戈斯城为父亲报仇时，众神之王朱庇特企图阻止他，警告他不要触动城邦的秩序和人们心灵的平静，否则将引起大灾难，并且暗示他屈从命运的安排，悄悄离开阿尔戈斯城。但俄瑞斯忒斯复仇之心已定，没有屈从于朱庇特的压力和摆布。他坚信复仇的正义性，他要作出决定性的选择，并且打算承担一切后果。他认识到人是自由的，人应该在自己选择中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他相信，神不能成为人的主宰，神创造了人，但神并不能主宰人的命运，人应该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把握自己的命运。俄瑞斯忒斯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其情夫，离开了阿耳戈斯并带走了所有的苍蝇，把阿耳戈斯人从罪恶感中拯救出来。俄瑞斯忒斯的思想和行为是萨特“自由选择”原则的体现。在萨特看来，人是命定为自由的，人要真正获得存在，就必须获得自由，自由是不可阻挡的，是绝对的。正因为如此，当埃癸斯托斯请来天神朱庇特，要他用雷电劈死前来复仇的俄瑞斯忒斯时，作为众神之王的朱庇特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出了自己的秘密：“一旦自由在一个人的灵魂中爆发，神对这个人就无能为力了。”俄瑞斯忒斯就是这样敢于自由选择，敢于承担责任，从而获得了自己的英雄本质，获得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剧本所表述的存在主义思想无疑是对西方一二千年以来的理性主义决定论的反叛，它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危机下的人的精神的“转向”：应该激励人勇敢地活，勇敢地肩负起扭转被动地位的使命，并让人以寻觅自我生存的意义来充实世界、人生的虚无。世界人生本无意义，只有人的行为才能赋予荒诞的世界和自我人生以意义。

这部剧作还暗示了反抗专制暴政、鞭挞奴性意识的主题。此剧发表时，欧洲正被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阴影所笼罩着，而法国也正处于被德国占领的屈辱境地。当时正投身于抵抗运动的萨特，借用这出古代神话悲剧艺术地破除了人对自然之谜的惶惑感，传递出人能战胜“上帝”、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现代意识。这个剧为法兰西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及时的精神动力。

《禁闭》写于1944年，是萨特的代表作。

《死无葬身之地》是一个四幕剧，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5个法国游击队员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之后游击队队长也被捕了，但敌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这几个人被枪毙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而在这之前敌人还要用酷刑逼他们说队长的下落，于是为队长保守秘密这个任务使他们开始进行斗争并各自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死无葬身之地》所要表现的无非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自由选择。不过萨特所强调的是积极的选择。萨特把5个人放在极端的境遇之中，是忍受酷刑而成为英雄，还是苟活而成为可耻的叛徒，他们是自由的，选择的自由在他们自己手中。卡诺里斯被严刑拷打时，不吭一声，坚强不屈，拒不招供，可以说是他选择了英雄。昂利受刑时，虽然叫喊，但同样宁死不供出战友，也可说是选择了英雄。索尔比埃担心自己挺不住酷刑而招供，选择了跳楼自尽，这也不失为一种英雄壮举。吕丝发现自己的弟弟可能叛变，出卖战友，竟同意昂利掐死自己的弟弟。她自己则宁可忍受被奸污的痛苦和屈辱也拒不供出战友。在这个极端的境遇之中，他们每个人都在作出选择，而且必须作出选择。他们为了自由而参加了抵抗运动；为选择不做叛徒而宁死不屈。他们的壮举体现了萨特的自由选择原则：人是自由的。他们经受了严刑拷打，克服了自身的软弱，保护了战友，成了英雄。他们所作出的自由选择是积极的选择，是法兰西民族在抵抗运动中应该选择的道路。同时这出戏揭示了世界的荒谬性，也揭露了法西斯野蛮的行径。

《恭顺的妓女》是独幕剧，描写美国白人妓女丽吉目睹了一起白人酗酒闹事、毒打并杀死一个黑人的事件，她出于义愤准备在审判中出庭作证。但后来在凶手的亲属、某参议员及其儿子的威胁、利诱之下，她最终在伪证上签了字。这部戏剧揭示了种族歧视的丑恶现象，并且通过黑人的悲惨命运，呼唤人们积极选择，奋起反抗，人的自由选择是绝对的，人有打碎一切牢笼的权利。

《肮脏的手》是五幕悲剧。它描写了某东欧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路线斗争和因此而展开的一桩政治谋杀案。主人公雨果被指派去执行暗杀党的领导人贺德雷的任务，他心中很矛盾，犹豫不决，最后却出于情杀而开枪打死了贺德雷。萨特在这出戏中通过雨果执行任务前后进行的选择及承受的压力，形象地说明他对社会的思考和他所关心的哲学问题。雨果怕弄脏了自己的手，贺德雷却认为搞政治的人没有不弄脏手的。这部剧传达出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观点，并肯定了人道主义。(www.daowen.com)

《魔鬼与上帝》是三幕剧。主人公格茨原是一个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的无恶不作的人，后由于一次赌赛，他立地成佛变成了好人，把土地分给农民并建立了一个以爱为法律的“太阳城”。后来，因别人报复性的火焚，他的“太阳城”化为灰烬。格茨陷入反思，他曾想绝对地行善或绝对地作恶，可最终却是毁灭了许多人的生命。这是萨特本人偏爱的一部戏。它以历史传奇剧的形式探讨了善与恶、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或者说个人与绝对的关系问题。全剧情节复杂，思想深邃。波伏瓦指出，“萨特在此又一次以实践的有效性来对抗道德的虚幻性”，它显示出作家对社会实践的作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涅克拉索夫》的主人公乔治·瓦莱拉自己编纂了一段欺瞒人的历史，在自鸣得意的同时却掉进了当局所编纂的更大的历史骗局之中，骗人者最终成了受骗者。其实，在这个世界中，不管是乔治·瓦莱拉，还是同一剧中的其他人物，每一个人一旦被无端地抛入这个世界，便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上帝或历史派给他们的角色。于是他们将自己生命的全部追求局限于那个角色之中。他们按历史预设的轨道走着他们的路，说着历史要他们说的话，干着历史要他们干的所有招摇撞骗的大小事。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悲剧。这种由人自己编造的所谓上帝、历史的神话，居然让一代代的人盲目地为之奋斗不息，或搏斗于生死之间，或陶醉于得失之内。

萨特还写过《争取倾向性文学》和《什么是文学？》等重要文章，阐明他的文学主张。他最基本的观点是主张文学应是“介入”的。所谓“介入”，就是要热切地关心现实人生，积极关注现实人生的种种问题。萨特反对脱离现实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要揭露现实，促进社会变革。作家要为时代而写作，作家应负起社会责任，通过他的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问题作出回答。

其次，萨特认为，文学是人类自由的永恒证明。萨特宣称：作家——作为一个对自由的人们讲话的自由人——只有一个题材，那就是自由。萨特指出，作者与读者都是通过艺术作品进行自由选择。这种选择的自由是绝对的，不管你的阶级立场如何，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思想内容，使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创作，也不管你领会到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这一切都是绝对自由的。

最后，萨特还非常重视文学的真实性，他认为以往的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各种典型人物，实际上是经加工而“失实”的人物。萨特认为应当排除这种先入为主的理性观念，要真实地再现个人的内心世界，恢复人物的精神面貌。萨特所追求的是，表现在最平凡状况下的世界面貌。即使是令人反感的面貌，但只要真实。萨特认为，决不应该把世界和人表现得比现实的世界和人更美或更丑，真实才是重要的。

萨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复杂的作家之一。在数十年多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中，他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哲学著作、政治评论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历史上的大作家们一样，他以他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正如法国理论家加洛蒂所指出的：“萨特首先立意要使自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认真的见证人。他道出了我们时代的混乱状态，也表明了要摆脱这种状态的意志。”萨特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与革命，在哲学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在思想上肯定人的价值，努力探索人在荒诞世界里的出路与归宿，主张人道主义思想。总之，萨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

二、《禁闭》

《禁闭》（或译《间隔》、《密室》）是一出独幕剧，分五场。该剧因其深刻的哲理内涵和巧妙的艺术构思，被誉为西方现代戏剧的经典之作。

《禁闭》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初取名《他人》，刊登在1944年第8期的杂志《弩》上。同年5月27日，在“老哥伦比亚剧院”首演，获得很大成功，翌年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1947年该剧获得美国“最佳外国戏剧奖”。威廉·巴雷认为《禁闭》在萨特戏剧成就中是最大的，它或许最充分地展示了萨特作为一个作家的特殊才华。

《禁闭》是一部荒诞性的悲剧，故事发生在一个荒诞的境地——地狱里。不过这个地狱并没有刑具，也没有刽子手。全剧只有4个人物，除一名不参与剧情的侍者外，其余三人，不分主次，在情节上平分秋色。男主人公加尔森曾是一个报社编辑，他和别的女人勾搭，残酷虐待自己的妻子。在战场上，他是一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他在逃跑途中被捕，吃了12颗子弹而死，因而来到了地狱。女主人公伊奈司是一个疯狂的同性恋者，残酷暴虐，终于导致了她与别人一同丧生，她是一个“该下地狱的臭娘们”。另一女主人公埃司泰乐是一个溺婴犯，放荡而自私，为了追求自己的享乐，溺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最终也来到了地狱。这三个罪人死后来到地狱，同囚于一室，他们勾心斗角，互相折磨。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其他两人的牵制，谁也实现不了自己的欲望，谁都不得安宁，他们彼此折磨又难以摆脱。同性恋者伊奈司本性难移，在地狱又恋上了同性埃司泰乐，因而憎恨异性加尔森。但埃司泰乐对同性恋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异性，因而钟情于加尔森，仇视伊奈司。然而加尔森却蔑视埃司泰乐，喜欢伊奈司。这种错综复杂的牵制关系，使得他们都不能如愿以偿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备受折磨，因而都变得更加凶狠残忍。伊奈司坦率地说：“我活着就是要使别人痛苦。我是一把火，是烧在别人心里的一把火，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便熄灭了。”他们三个之中每一个人都对他人怀有敌意，构成威胁，用伊奈司的话来说就是：“咱们之中，每一个人对其他两个人就是刽子手。”但他们相互又不能摆脱对方，因此像旋转木马似的永远处于痛苦之中。最后加尔森的一段台词点明了剧本的主题：“啊！你们不过才两个人哪？我刚才还以为有好多人呢。原来这就是地狱，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的印象中，地狱里该有硫黄，有熊熊的火堆，有用来烙人的铁条……啊！真是天大的笑话！用不着铁条，他人，就是地狱。”

《禁闭》是一部蕴含着深刻思想意义的剧作。它表述了存在主义关于人与人关系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他人就是地狱”的著名观点。它通过三个鬼魂互相牵制，互相倾轧的关系，反映了存在主义对荒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看法：人们生活在孤独、隔膜、互相戒备的环境中。“他人，就是地狱”是《禁闭》中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不少人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萨特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从本体上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社会现状。但从价值论的角度看，萨特的这一命题却是“存在先于本质”命题的自然延伸和扩展。萨特曾解释这句话的意义。1965年他灌制《禁闭》唱片时口录了一段前言。他说：“我想要说的是：‘他人就是地狱。’但是，这句话常常被人误解。有人以为我的本意是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总是毒化了的，总是地狱般的关系。然而我要阐明的却是另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恶化了，弄糟了，那么，他人就是地狱……世界上的确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他们太依赖别人的判断了。但这并不是说，和别人就不可能存在另一种关系。”他进一步解释：“我的用意是要通过这出荒诞的戏表明：我们争取自由是多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不管我们所生活的地狱是如何地禁锢着我们，我想我们有权利砸碎它。”

可见，“他人，就是地狱”所表述的仍然是关注个体生命选择的人生态度问题。

首先，如果自己犯罪作恶，毒化了与他人的关系，那么他人就是自己的地狱，即倘若自己是恶化与他人关系的原因，自己就得承担责任去受尽地狱之苦。作品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告诫，即做卑劣的自我选择，则人们就会处在“他人即地狱”的状态，将忍受不堪的折磨，又不能自拔。剧中三人都是罪人，都是败坏与他人关系的罪魁祸首，生前都给他人造成过痛苦。加尔森曾有外遇，他和一个混血女人同居，还领回家过夜。他的妻子对他的不轨行为感到痛苦。战争爆发后大家主张抗战，他却宣传和平主义，最后因逃跑被逮捕枪毙。加尔森在对待国家和世界大事上是个罪人，在对待妻子和家庭上也是个罪人。他因自己的犯罪造恶造成与他人的关系恶化，这种罪魂必遭地狱之苦。第二个人物鬼魂伊奈司，厌弃表哥，夺走表嫂，致使表哥惨死，最后也使表嫂死于非命。正如她说，“我是一把火，把一切都烧毁了”。由于极端自私的同性恋，她毁了一个家庭和两条性命，造成他人的灾难，当然要受地狱的惩罚。第三个人物埃司泰乐发生婚外恋，与情夫生下私生女儿，她把孩子扔进湖中，气得情夫开枪自杀。她不仅变为坏女人，还是溺婴犯和刽子手。这三个罪魂是人群中的败类。伊奈司说：“我们得付出代价了。”萨特通过描写三个已死的“死活人”，正是要点醒许多在世的“活死人”来认识这个道理：造恶者必受惩罚，死后鬼魂也不得安生。

其次，如果一个人完全依赖于他人，那么他就犹如生活在地狱里。如果一个人囿于陈规陋习，为别人的判断所束缚，不想改变自己的状况，怯于作出自由选择，那么他就像生活在地狱里，虽生犹死。剧中人是死人，而我们是活人。因为萨特是主张通过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从而获得自己的本质和价值的，完全依赖他人，即放弃自由选择、放弃自我创造，因而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加尔森从不自察自省、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他耿耿于怀的，总是别人会怎样给自己作结论，“我的一生已经捏在他们手里了，他们根本不理会我就给我做了结论。”死后来到地狱，他仍然争取埃司泰乐相信他不是胆小鬼。他认为求助于她一人的认可便可得救，但埃司泰乐对此并无兴趣。他失望后又去找伊奈司，然而得到的回答正好相反，这样他更加痛苦，因此陷于精神地狱之中。

再次，如果不能公正待己，那么自己也是自己的地狱。加尔森既不能在事前正确选择，又不敢在事后面对事实，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以他人的判断为准绳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就落入了自设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成为一个虽生犹死的“活死人”。与其说是他人给加尔森造成痛苦，毋宁说是他给自己造成了痛苦。他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而陷入痛苦之中。

最后，说明自由对人的重要性，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地狱之中，人都有砸碎地狱的自由，否则就是自愿入地狱。正像萨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用意是通过这出荒诞戏表明，我们争取自由是多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改变自己的行动是极其重要的，不管我们生活的地狱是如何禁锢着我们，我想我们有权利砸碎它，但如果有人不砸碎它，那他们就自由自在地留在地狱里，这样他们就自由自在地禁闭在地狱里了”。

这部悲剧新颖深刻，其艺术特征主要有四点：

第一，哲理的深刻性。《禁闭》实际上是萨特对其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中论述的“他人”主义的理论的一次形象化阐述。《禁闭》最初取名“他人”，说明作者表述的主旨是“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即“我的意识”和“他人的意识”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他人”？“这是一个和我具有同样本质的思想实体。”我们两种意识有相互依赖性，我和他谁也离不开谁。地狱中埃司泰乐看不到自己，她必须要通过加尔森和伊奈司才能看到自己。加尔森要争取另二人对自己的有利判断，伊奈司对埃司泰乐怀有同性恋的希望，埃司泰乐对加尔森的异性追求，正表现他们的相互依赖性。同时，他们的意识又有超越性。每两个意识之间都有互相排斥的力量。加尔森想与埃司泰乐亲昵，达到共在，以消除他人的注视，伊奈司却永远在旁边冷静得可怖地注视着他。他想杀死伊奈司也做不到：地狱中的人不可能再死一次。所以伊奈司说：“咱们之中，每一个人对其他两个人都是刽子手。”“你就是一个圈套……处处都是陷阱，可是能把我怎么样，我也是陷阱。是对付他的陷阱。”

第二，题材的荒诞性。《禁闭》在构思之初，为表现人际关系，想选择一个封闭的环境条件——二战中长期轰炸期间的一群人被关在地窖内。作者后来又对题材作了重大改造：把地窖改为地狱，把活人改为死者，这就增强了鲜明的荒诞色彩。《禁闭》表现现实的悲剧人生，然而选取的却是非现实题材，全部描写都是地狱鬼魂的矛盾纠葛。作者通过荒诞场景和荒诞情节，形象而奇特地写出了一批荒诞人物在荒诞处境中的真实感受。伊奈司身在地狱却能看见人间的活动：她生前住过的房间被一对男女租用。同样，加尔森也看到报社的同事们在议论他，说他是胆小鬼，令他心里不安。埃司泰乐也看到自己曾经爱过的小伙子，被女友带往舞池跳舞，她妒火中烧又无可奈何。

第三，鲜明的象征性。《禁闭》中的剧名和场景，人物和情节都具有鲜明的象征寓意的色彩。禁闭这一剧名象征人与人难以交流和沟通的关系；三个鬼魂活动的地狱，实际象征了人生的舞台；地狱的房门打不开又象征了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封闭；三个鬼魂无休止的争斗，象征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互相排斥。房间里还放着一尊一直瞪大眼睛注视着这三个人物的铜像。这似乎又形象地说明着主题：人永远处在“他”的注视之中，人在生活中总在遭受“他人”永恒的限制与监视。

第四，处境的极限性。萨特存在主义戏剧的最大特点在于“处境”二字。它们不是按照传统戏剧的原则处理环境与人物的关系，而是让环境支配人物。萨特主张给人物提供一定的环境，让人物在他们特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动，造就自己的本质。《禁闭》中萨特将剧情设置在特殊的处境——地狱里。这个地狱，十分奇特：没有刑具，没有窗户、镜子和床。这里不分昼夜，大家永远不睡觉，睁着眼睛，不会眨眼，不知疲劳。这里没有最高裁判，没有是非标准。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胆小鬼、溺婴犯和同性恋三者结成了特殊的社会关系。对每个人物来说，另两人都是他的客观条件，是他的选择对象。作者为每个主体设置的处境，不仅在物质条件、自然环境方面达到一种极限，而且在社会环境、人际关系方面，也达到极限。极限的具体处境迫使人物必须选择，人物选择的可能性只能在极限范围内活动，这便为展现戏剧矛盾和刻画戏剧人物提供了充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