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是奥地利作家，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一、创作与生平

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德语为其母语。小学至中学卡夫卡在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自幼酷爱文学。1901年他进入布拉格德语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后从父命改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到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供职。1908年7月起，在“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工作。一战期间，他一方面反感奥匈帝国的战争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一方面曾于1915年做好了入伍准备并认购了战时公债，直到1917年3月断然拒绝了“为祖国献身”。1917年他因肺结核病发作而不能正常工作，于1922年提前退职，此后，在同病魔的顽强斗争中坚持着写作。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因肺病恶化，医治无效而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灵疗养院，6月11日葬于布拉格斯特拉施尼茨的犹太人公墓。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原是一个半行乞的乡下屠夫的儿子，靠着个人奋斗和妻子家族的帮助，积累了不少产业。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他是个极端的专制主义者，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卡夫卡从小既崇拜、敬畏父亲，同时又为父亲强大的阴影所压制，对父亲的恐惧纠缠了他整个一生，为此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36岁时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战战兢兢的长信，试图向父亲准确地说明这种恐惧，却没有胆量交给父亲。其母则气质抑郁、多愁善感并耽于幻想，对卡夫卡而言，她也始终只是一位对他既爱又不理解的长辈：“母亲对我的爱正如她对我的不理解一样深，这种不理解融进了她的爱之中，因而，她也许就更加无所顾忌……”^〔9〕受父母和家庭的影响，卡夫卡从小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自闭、敏感忧郁、羞怯脆弱的性格。他害怕与人交往，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亦是矛盾重重。他对爱情并不专一，边谈恋爱、订婚，边与其他女人打得火热，一生有过不少女友。从1914到1919年，他三次订婚均很快解除婚约，原因是既渴望又害怕婚姻，怕孤独又担心婚后会打破孤独和影响写作。从社会环境看，奥匈帝国已日薄西山却穷兵黩武，对内采取高压政策，捷克人与日耳曼人的民族矛盾十分突出。恩格斯曾指出：“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卑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像奥地利那样完整无缺。”^〔10〕叶廷芳先生在《论卡夫卡》一书的《前言》中亦称：“卡夫卡所生活的年代（1883～1924）正值延续了近八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期（它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于战争失败而垮台）。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个帝国‘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它与沙皇帝国和普鲁士结成最反动的同盟，对外反对民主共和，侵略成性；对内实行‘君主立宪’，镇压民主力量，竭力维护家长式的统治地位。”种种原因，造成了卡夫卡个体生活的复杂性。作为讲德语的犹太人，他生活在两个民族的夹缝中，正如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的评价：“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这一切都对他的思想、性格、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卡夫卡一生都保持着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状态。他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文学创作是他的业余爱好或者说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遣忧郁苦闷的手段，也是他理想的生存方式。在给女友菲莉丝的一封信里，他无限沉醉地讲：“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11〕他的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生前他对自己的作品多有不满。临终前他让自己的最后一个恋人朵拉当面焚毁了部分手稿，并留遗言嘱咐挚友马克斯·布洛德：“凡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作品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统统予以焚毁。”所幸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集六卷本；20世纪50年代又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58年）九卷本，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

卡夫卡的作品大致可分为6类：一，长篇小说，包括《美国》、《审判》、《城堡》，均为作者死后出版；二，中短篇小说，主要有《观察》（集）、《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集）、《饥饿艺术家》等；三，散文、寓言、随笔、格言，其中有由布洛德整理的109条格言，定名为《对罪孽、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思考》；四，书信，其中有《致父亲的信》、《致菲莉斯的信》（达500封之多）、《致米兰娜的信》（有140封之多）以及致亲人、朋友的信；五，1910年至1923年的日记；六，为保险公司拟写的公文。

卡夫卡中学时代就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对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代，又受到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1904年，在爱好文学的同学布洛德的鼓舞和支持下，他开始文学创作，并与布拉格的作家来往，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写成了他后来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一场战斗纪实》（1904年）。

卡夫卡首部长篇小说《美国》于1912～1914年间写成，以16岁的布拉格青年卡尔·罗斯曼的视角，描写他因受诱惑而使女仆怀孕，被父母赶出家门并放逐到美国的遭遇。卡夫卡并未到过美国，对美国社会的描写纯属虚构，但在他心目中，美国意味着象征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作品通过罗斯曼在美国的忧郁、孤独的内心感受，侧重表现在一个黑暗而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一个无助的个体的孤独和绝望。

1914年8月开始创作并于1918年写成的《审判》（又译《诉讼》），是卡夫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银行襄理约瑟夫·Ｋ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事。约瑟夫·Ｋ在30岁那天早晨突然接到法院通知：他被捕了，但并未公布有任何罪行和罪名，而他除被法院传讯过一次，照样上班、生活，行动很自由。开始，他为自己无辜被捕很是愤慨，在一次开庭时揭露了法院的腐败和法官的贪赃枉法，决心对这个案子不予理睬。但内心深处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为此，他几乎天天四处奔走，找人帮忙，希望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然而一切看来均属徒劳。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找到法律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认罪。最后K在自己31岁生日那天夜里，被差役架到一个采石场，在悬崖下用刀戳死了。K的最后一个想法是：“像狗一样死去。”《审判》表面上是一部荒诞离奇的小说，但它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机构的神秘性和司法制度的腐败，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控诉了残忍、荒谬、非理性的社会。

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城堡》（1922年）是一部极富于表现主义特色的小说。作品写自称土地测量员的约瑟夫·K雪夜孤身一人长途跋涉，来到了城堡附近的村子，准备请求政府允许他在村子里安家落户。城堡就在前面的小山丘上，但道路迂回曲折，可望不可及。K住进了村子里的客栈。次日，他让一个叫巴纳巴斯的旅客作向导，带他去城堡，但天黑时却到了巴纳巴斯的家里。城堡方面根本没有招聘过土地测量员，却给K派来了两个助手。城堡统治者CC伯爵的爪牙辖制着一切，可是谁也未曾见过CC伯爵。为了见到CC，Ｋ与一名叫克拉姆的部长联系，为此，他甚至去勾引部长的情妇弗里达，而这一做法又得罪了客店的女主人。作为权宜之计，弗里达要求K屈尊给学校当门房。但是，K又因看不惯教员们的脾气，被他们撵出来了。回到客店后，K怀疑这里住着的一位大老爷就是克拉姆部长。女仆告诉他，克拉姆正要驾车出门，K赶忙去找，终于等到的却只是部长的一个秘书，而此人以部长的名义要求K回答问题，K拒绝了。后来，K得知巴纳巴斯是部长的通讯员，后者还带来了部长给K的一封信，信中对K根本没有做过的土地测量工作进行了表彰鼓励。K坚持要巴纳巴斯捎口信给克拉姆部长，要求接见。在长久的等待中，弗里达埋怨K向她隐瞒实情，因为K从何而来，向哪里去，她一点不知道。这样，K的一个助手开始与弗里达调情。房东巴纳巴斯的大妹妹阿玛丽亚向K透露，其妹奥尔嘉喜欢K，但K声称自己有未婚妻。他一门心思地等巴纳巴斯带回消息，奥尔嘉只好告诉他，作为部长信差的巴纳巴斯也没有见过部长本人，甚至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克拉姆，因此他每次去城堡只是空跑。看来巴纳巴斯是不可能取回信件了，而且，按照奥尔嘉的看法，K是卷进旋涡了。弗里达为了K同奥尔嘉姐妹的友情大发醋意，宣布自己同别人同居了。K则指责他的助手朱雷玛是受人指使破坏他同弗里达的关系。克拉姆的一位秘书召见K，要他把弗里达还给部长。最后K断绝了与城堡联系的一切可能性。按作者的写作计划，K在死前终于接到了城堡的通知：他可在村里居住和工作，但不许进入城堡。在作品中，“城堡”是一个真实存在而又虚无缥缈的“迷宫”，其内涵是抽象不明的，而K进入城堡的过程也扑朔迷离，颇为朦胧。这样，就导致了研究界针对小说的主题的多种解释：

按照社会学观点，城堡代表了崩溃前夕的奥匈帝国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卡夫卡对法西斯统治的预感，表现了现代集权统治的各种症状，在城堡里，官僚主义严重，效率十分低下，官员们既无能又腐败，彼此间矛盾重重。按照神学的观点，又存在若干种解释：可把它视作神和神的恩典的象征，那么，K追求的就是最高的和绝对的拯救；还可拿城堡比喻神，把K的种种行径理解成反对现有秩序，想证明神的不存在；或许它根本就不代表神，假如城堡里真有神，那也是一位躲藏起来不让人见的神；主人公K处身于基督教义的信与不信之间，代表没有神可信赖的人类的悲哀；K的处境是犹太教、犹太人的处境，一切的努力在于得到非犹太教世界的承认。心理学观点认为，城堡客观上并不存在，它是K自我意识的外在投射，是K内在真实的外在反映。存在主义者认为，城堡是荒诞世界的一种形式，是现代人的危机。主人公K在失却自我情形下徒劳无益的挣扎，就是人的生存状态。形而上学的观点也很多样化：K努力追求和探索的，是深层的不可知的秘密，他在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城堡的一切出自善意，由于K不了解城堡而不能真正认识它；K的目标不明确，他只是为了寻求而寻求，而寻求是没有必要的，寻求可以显出生命的强力，可以显出人格的力量。实证主义者详细考察了作者的生平，依此说明作品产生的背景。另外较有影响的，还有不同的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人的看法，他们或认为K的恐惧来自于与物化了的世界之间的矛盾，或指出作品的现实意义和K努力要求自己权利的积极意义。

在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1912年写成的《变形记》，此外，《判决》、《在流放地》、《一份致科学院的报告》、《饥饿艺术家》、《地洞》等都是内容精深、风格独特的佳作。

写于1912年的《判决》，是卡夫卡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表现了对家长制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并且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非理性。小说写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在母亲去世后和父亲一起生活，生意比较兴隆。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他写好一封信，想告诉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一直不得志的朋友自己订婚的消息，之后带着信来到父亲的房间。想不到，窗外阳光灿烂，可父亲的房间却很昏暗，父亲对他态度也十分奇怪，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随后，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受其未婚妻的勾引，玷污了对母亲的思念，并且背叛了他的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格奥尔格看着站在床上的父亲，脑海里闪过“让他倒下，摔得稀烂！”的念头。父亲接着又拿生意上和未婚妻的事威胁格奥尔格，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父亲便声称儿子是魔鬼，并判儿子去河里溺死。于是，格奥尔格真的去投河死了，临死前轻声说道：“亲爱的父亲，我一直都是爱你们的。”

短篇小说《在流放地》（1914年）写一个旅行者来到流放地，出于礼貌，他接受了一位军官的邀请，来观看对一个士兵的处决。军官得意洋洋地向旅行者介绍那台处决犯人的机器，而军官本人曾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参与制造了这部构造极其精妙的机器。被处决的是一位勤务兵，他的罪名是侮辱上司，在死前他要经受整整十二个小时的酷刑。然而，这台机器在处决勤务兵时运转很不正常，于是那个军官自己竟然躺在了处决机器上，轧死了自己。小说揭示了现代机器文明和现代统治制度对人的异化，机器的发明者成了机器的殉葬品。

《一份致科学院的报告》（1917年），以马戏团里一只被抓来的猿猴的口吻，描述了它如何经过各种各样的驯化最终成为会说话的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起初，这只猴子刚被从非洲的黄金海岸抓住时，心里曾产生过对人类的厌烦和抗议，但被关到了轮船上的笼子里以后，它感到“生平头一次没有了出路”，于是忍气吞声接受驯化，从学人吐唾沫、抽烟斗甚至喝白酒，到接受较为“正规”的表演训练；从被迫学习，到用鞭子鞭策自己学习，渐渐的，“猴子本性连滚带爬地钻出我内心，嗖嗖地离我而去”，变化之快，训练之主动，甚至使它的第一位老师都惊愕得住进了精神病院。终于，它取得了足以让自己骄傲的成就：“我以迄今为止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努力，使自己达到了欧洲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它俨然进化成了一个事业成功的人，有安逸的生活，并时常参加科学座谈、朋友聚会，应酬完一切回家之后，还会有一只半驯化的小母猩猩伴同它温柔一番。实际上，这是一篇与上述《变形记》异曲同工的“动物变形记”，通过猴子渐渐失去动物的野性而获得所谓“人性”的过程，展示了一个弱势个体在难以对抗的外力倾轧下被残酷异化的心路历程，有着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www.daowen.com)

《饥饿艺术家》（1922年）是卡夫卡最精彩的短篇之一，写商品社会里真诚艺术家的孤独感。作品中骨瘦如柴的艺术家是人性异化、精神异化和艺术异化的象征，是现代人痛苦悲哀现状的写照。一位表演绝食特技的艺术家被关在了笼子里，向大家展示其不吃不喝的高超本领。对他而言，最苦的不是忍饥挨饿，而是观众的不理解——他们不相信他真的可以绝食，为此有人专门在夜间设赌局暗中窥视他是否进食。而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连续几天不停地观察他，只有他自己才真正明白自己的诚实无欺。看守者只准许他最多绝食40天，因为一过40天，观众就会失去兴趣，而此时，饥饿艺术家的表演才进入佳境。40天后，果然再也无人理会他了，更无人来统计他挨饿的天数。偶尔的造访者也都嘲讽他骗人。最后他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参观，无异于真正的动物。

《地洞》（1923～1924年）是卡夫卡小说中表现现代人的生存恐惧的名篇。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不知名的穴居小动物，它凭着天才的创意和不知疲倦的劳作为自己筑起了一个设计精良、功能齐全、攻守兼备、出入自如的迷宫般的地堡，但是，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灾难感却使它寝食难安。它不断地加固、改建地洞，以无可比拟的耐心勘察可能存在的疏漏，“即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尽管担心的事情始终没有发生，但他似乎永远绷紧了每一根神经，面对着“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有个人来了”。小说中的地洞象征性地表明，处身于这个变幻莫测、危机四伏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在劫难逃的。

卡夫卡是时代的先知，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法方面，都为现代西方文学奠定了基础。在思想内容方面，卡夫卡适时地感知到了时代的思想脉搏，作品中传达出20世纪初西方不同思想派别的知识界对传统价值观的唾弃，也较早地关注到现代人的困境和人的存在主题。卡夫卡极为关注的“异化主题”也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所表现的重要主题。在艺术形式方面，卡夫卡较早地探悉到属于20世纪的和未来的审美信息，以自己独特的审美习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习惯。他不属于某一阶段或某一时代，他身后不同的流派和思潮在他那里都可以找到渊源：存在主义者看到了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找到了“反英雄”；黑色幽默看到了灰暗色调和讽刺意味；超现实主义者看到了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者看到了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参见《卡夫卡全集·序言》）

卡夫卡的小说在艺术上与19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明显不同，它不讲求故事的明晰性、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环境描写的具体性，也不交代具体的地点、没有确切的时间，不说明具体的社会背景，所有这些特点都是由小说内容的哲理性所决定的。他善于营造幻象世界，把荒诞的情节和绝对真实的细节描绘结合起来，深刻地反映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他的作品常借荒诞、变形、陌生化、抽象化的艺术手段创造出一种虚拟的现实，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他着力表现的“异化”既体现为制度对人的异化，更体现为人自身的异化。他的作品在追求预言性、寓言化和多解性方面对现代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变形记》

这是一个荒诞而令人哀伤的故事。一天早晨，某公司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身上长了许多只脚，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万分焦虑，担心公司的职务因此要丢了，而现在他还得赶5点钟的火车出差呢！母亲关心地来敲门询问，父亲则不耐烦地敲门催他起来，妹妹不安地来敲门安慰。可他既不能开门，也不敢承认自己变了形。一会儿，公司的秘书主任赶来，隔着房门向他透露：经理因为他没有按时上班而怀疑他贪污了现款，如不赶紧出来交代不上班的理由，就要受开除处分。这时他父亲怒不可遏，要请锁匠来撬门。格里高尔在极度难堪和痛苦的心境下，艰难地挪动着身子，用牙齿扭动钥匙。门一开，秘书主任不由发出一声惊叫，母亲当即晕倒在地，父亲恶狠狠地—拳把他打回房间里去！在秘书主任逃走时，格里高尔竭力恳求对方在经理面前为他美言几句，以保住他的饭碗。一开始，妹妹每天给变了形的哥哥送饭，但格里高尔随着形体的蜕变逐渐失去了人的习惯，而产生了“虫性”：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和人的声音，不肯吃新鲜的食物而宁肯吃腐烂的东西，习惯于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爬来爬去……但他还是保持着人的心理特点和思维能力。他自惭形秽，躲在沙发底下不敢见人，每天耳朵贴着墙壁，偷听隔壁房间里家人对他的议论，为家人的烦恼而感到愧恨。妹妹尽量把房间里的家具搬出去，以便为他腾出更多可以爬行的地方。一天，他母亲想看看不幸的儿子，她进门一见墙上的大虫子就昏了过去。他父亲则气恼不过，不断向他扔苹果，把一只苹果砸进了他的后背。家里经济从此每况愈下：侍女请不起了，雇了个早晚帮忙的老妈子，房子也不得不腾些出来租给三个房客，连母亲和妹妹的首饰也拿出去变卖。格里高尔为此十分难过，因为他越来越成为家人的累赘。有一天，妹妹向父母提出“一定得把它弄走”，声称格里高尔是他们所有不幸的根源。老妈子每天用鄙夷的目光看着这个“屎壳螂”爬来爬去。房客们终于发现他们竟与这样的东西为邻，便愤然离去。父亲把家里的这种尴尬处境归咎于儿子。妹妹最后干脆把格里高尔的房门一锁了事。格里高尔在所有的亲人都厌弃了他以后，于极端的孤独与饥饿之中悄然死去。他家人对此无不感到轻松，痛痛快快地出去春游了。

《变形记》是一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现象的艺术范本。“异化”本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指主体在一定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异化现象归结成“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变形记》借格里高尔化身为虫的荒诞故事，把一个社会个体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沦为物质的奴隶，为物所异化的过程和图景全面、深刻地表现了出来。

首先是劳动对人的身心的异化。格里高尔在发现自己变形之后，他关心的不是自己为什么会变形，也不顾及变形会导致什么灾难性后果，而是对因此会招致的老板的怀疑和责难忧心如焚。果然，秘书主任很快以强硬的姿态出现了，按其要求，已变成虫子、处于困境中的格里高尔不顾身体的剧痛和撕烂嘴巴的危险，用奇特的方式打开了房门。看着秘书主任恐惧地逃窜的身影，他还在向对方求情，目的很明确，就是保住职位。劳动本是人的价值所在，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它却往往降格为单纯的谋生手段和可以出卖、不得不出卖的商品。

其次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格里高尔心目当中有着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渴望，比如，他埋怨自己的工作是“累人的差使”，由于其常年在外奔波的特点，所以“萍水相逢的人也都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心的朋友”。在家里，他把妹妹当成是最可亲近的人，甚至想有朝一日送她进音乐学院，发展她的音乐特长。就是到了最后回房等待死亡的一瞬，他还将留恋的目光投向了胆小懦弱的母亲。但现实是残酷的，老板视他为一个不需要休息、不可能生病的可以永动的赚钱机器，稍有怠慢便会横加指责、施以高压。在家人眼里，他的价值也仅在于养家糊口，这一点在他的父亲身上体现得最鲜明。在发现儿子没有按时上班的情况下，父亲粗暴地敲门，后来还差点用脚踩他，甚至把一只苹果生生地砸进了格里高尔的肉里，对他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格里高尔的妹妹最初是对他最关心的一个家人，但因他的变形导致家庭经济困难时，却是她坚决地说出了一家人的心里话：“我们一定得把它弄走，我们照顾过它，对它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一定要抛开这个念头，认为这就是格里高尔。我们好久以来都这样相信，这就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在格里高尔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虚假到了何等令人震惊的程度！人一旦失去了谋生的能力和手段，就无异于虫。恩格斯所言：“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关系”，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作品还通过格里高尔变形后的内心体验，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及其必然性。卡夫卡在精神上最为趋同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1813～1855年）曾说过，人生有三绝望，即不知有自我、不愿有自我和不能有自我的绝望。不知有自我，指人在生活中忙忙碌碌，劳心劳力，什么也记挂着，惟独忘了自己；不愿有自我，是讲当一个人因为某种原因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可是却因拥有自我的同时也便拥有了压力、烦恼，于是宁愿放弃自我；不能有自我说的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我，也愿为自我而负责、抗争，但是，由于压力过大，不确定因素太多，到最后终于发现，实际上根本无法有自我。卡夫卡于1918年4月初曾写信对好友马克斯·布罗德说：“克尔凯郭尔有时候是难于理解的，与我联系起来就容易理解了。”在《变形记》里，格里高尔先是身陷“不知有自我”的绝望而不能自拔，他以异乎寻常的韧性拼命地工作。有了他的彻底付出，一家人才得以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当大家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时，突如其来的“变形”使他恍然大悟，他埋怨自己单单挑上了一份累人的差使，希望这一切都“见鬼去”。可是在这种自我意识产生之后，他又着急去上班，因为一旦失去了工作，有了“自我”，就会面临无以养家的巨大压力。然而，不期而至的“变形”又使他无法回到过去，他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自我！接下来，格里高尔确乎为成为自我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比如，当母亲和妹妹要搬走一些家具，打算腾出足够的空间供他爬行时，为了按照自己的意愿留住心爱的书桌和自制的贵妇画，他毫不犹豫地利用虫子的外形捍卫自己的生存空间，以致再一次吓晕了母亲。另一次，他在妹妹的琴声里似乎嗅到了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渴望的“某种营养”，为此而不知不觉爬到了起坐室，在吓坏了客人、出尽了家丑的情形下，终于使父母、妹妹忍无可忍，决定灭之而后快。当此时，格里高尔才真正发现自己无可归依。他陷入了既不可无、又不可有“自我”的绝境，剩下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格里高尔的命运充分说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摆脱孤独与恐惧，人不是自身的目的，人是工具，为物所役。

在表现“异化”的基础上，《变形记》还深入表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存恐惧。在残酷的社会竞争和以金钱为轴心的人际系统里，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谋生的能力和物质的保障，就会随之失去一切尊严和权利，向不可知的命运深处滑落，直至孤独绝望地死去。当妹妹提出消灭格里高尔的时候，父亲也用虚伪的态度表示了同意。这时，对格里高尔而言，生之恐惧压倒了一切，尽管他依旧留恋人生，却急于消灭自己。

《变形记》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在艺术方面的主要特征是用象征和寓言的手法表现真实而荒诞的世界。这部小说中的“变形”与传统作品里的变形技巧（如古罗马奥维德作品里人变为驴、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变为蟋蟀等）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着重体现的往往是人物变形后的事实和结果，而卡夫卡作品里的变形重在表现人变成虫子之后的内心体验。故事的整体构架是借一个象征和寓言模式建立起来的。卡夫卡一笔带过了“人如何变成甲虫”的具体过程，人物既没有误服仙草，也不存在明显的精神打击，因此在这里，人变成虫子的说法，即故事的缘起，显然是不可信的，然而，“变形”的可能性，人化身为虫的精神体验在现代生活中又是很普遍的。在此意义上，“变形”的背后，寄寓了人在哲理意义上的存在状态，作者并无意要读者把人变成甲虫作为事实来接受，而是要读者从超现实的意义上去理解人的存在状态和精神危机。

与整体的荒诞融为一体的，是作品在细节上的真实。在小说里，卡夫卡细致地展现了格里高尔“虫化”的过程，并随之展开了人物的细腻的心理流程。这是一个人性渐渐退化和“虫性”不断上升的过程，格里高尔身体的微妙变化和心理、情绪的起伏都给人强烈的自然主义的真实感。格里高尔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虫子，他意识到这不是梦，但他并无惊恐之感，他环顾四周，看看墙上的画，又把目光转向窗户，意识到了阴霾的天气，埋怨起倒霉的工作来，然而一当他看到柜子上的闹钟，马上意识到了自己会迟到……后来，虫形人心的格里高尔时时还在关心家人，为自己不能上班赚钱造成家境贫困而内疚。家人从希望他好起来到完全失望，从小心翼翼地照顾到残忍无情地置他于死地，作品通过格里高尔的感受与心理活动，描绘了一幅真实无比的家庭生活图景。这样，寓现实于荒诞，借荒诞写现实，“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最不真实的事情，由于细节所诱发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卢卡契语）。

叙事风格的冷漠、客观、简洁，形成了《变形记》又一明显的艺术特征。卡夫卡从福楼拜的创作经验中领悟到，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应该像上帝在世界里一样，人们看不到他，但他十分有权。人们处处感觉到他的存在，却看不到他。因此，卡夫卡的文字总显得不动声色的冷静，即使是十分夸张的情节，在他那里也不会表现出应有的惊骇。《变形记》以极其平静的口吻起笔：“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整部小说中，带有感情色彩的东西，作者都小心地避免了，除非某种情愫是从人物心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形容词往往只用来做定语，名词、动词只分别表明事物的名称和单纯的行动，极少比喻或形象的比拟。面对人物的不幸，作者始终只叙不议，似乎小说里讲的事情来自于遥远的星球、事件的主人公是远远区别于人的莫名的存在物一般。这种平静、单调近乎神秘的写作方式的奥妙在于，其中总是蕴涵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弦外之音，能够把内部的真实和残酷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发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