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年～），法籍捷克裔当代著名作家，被誉为当代最有想像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他“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

一、生平与创作

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钢琴家、音乐教授，当过布尔诺音乐学院院长，是捷克“民族乐派”的倡导人之一，并且藏书甚多。米兰·昆德拉自幼跟随父亲学习钢琴，10岁开始学习乐理理论与创作，弹得一手好钢琴并能自行创作，与此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文艺名著。在他十三四岁时，正是二战期间，其父将其送至一位犹太作曲家朋友处学习作曲，这位老师颇有见地的讲解对昆德拉日后哲理思想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苏德战争爆发，米兰·昆德拉像许多经历过二战的满怀理想、积极上进的青年学生一样，目睹了法西斯的暴行（伏契克、万楚拉等倒在了法西斯的枪口下），开始亲近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1947年，18岁的米兰·昆德拉加入捷克共产党。1948年，19岁的昆德拉从布尔诺中学毕业后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院学习文学、美学和作曲。

此时的昆德拉兴趣极为广泛，最早沉迷于造型艺术，一心想当雕塑家和画家，一度成为家乡小有名气的小画家，曾为剧院和出版社画过不少插图。1950年，由于“时常有反官方言行和反党思想”，他被开除了党籍。这给他留下了许多自由的时间，他狂热地爱上了音乐，他自己也承认25岁前音乐比文学更有吸引力。但在迷恋音乐的同时，昆德拉还投入到了写诗的热情之中。捷克向来有抒情诗的传统，许多作家都是首先通过诗歌登上文坛的。昆德拉得益于他的堂兄——诗人卢德维克。堂兄是战时捷克一个超现实主义诗歌小组成员，昆德拉对这个小组十分仰慕，同时堂兄也发现了昆德拉身上的艺术天赋，总是尽量为他创造各种机会，还将他引见给著名评论家格罗斯曼。在堂兄的影响和鼓励下，昆德拉有了最初的写诗冲动。1952年，昆德拉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在诗中表露出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但由于他超现实手法的运用而被官方批评为脱离群众。1955年在学院教书期间，他还出版了另外两部诗集《独白》和《最后一个五月》：一部描写的是感情受伤的女子们的忏悔录；另一部描写了一个在捷克被占领期间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主要根据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的内容，生动地展现了主人公英雄主义的内心世界）。20世纪80年代，昆德拉正式宣布他所有这些早期的文学作品为“不成熟之作”，不准任何出版社再出版。一段时间后，他意识到音乐不是他真正的事业，于是又到布拉格电影学院读电影专业。1956年，捷克的社会环境有所松动，昆德拉自动恢复了党籍，并且完成了在布拉格电影学院的学业，留校任教一直到1970年。

昆德拉称，要在许多方面发展自己，寻找自己的声音。在30岁之前，昆德拉在音乐、绘画、电影、诗歌、理论、戏剧等艺术领域中逐一摸索了一遍。1958年，昆德拉在创作剧本《钥匙的主人》间隙，写了一个短篇《我，悲哀的上帝》，这是他的第一篇小说，后来收入《可笑的爱情》中。昆德拉惊喜地判断自己有写小说的天赋，1959年，昆德拉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分三册出版。这时他才确信找到了自己，从那以后，小说便成了昆德拉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小说使昆德拉声名鹊起，也让他尝尽了人生的艰辛。

1960年昆德拉发表《小说的艺术》，写作此书的直接动机是获得教师资格。书的副标题“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走向伟大史诗之路”，这是一本探究捷克作家万楚拉的书。在捷克散文作家中，昆德拉最推崇万楚拉，极为佩服他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精神和勇气。该书1964年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尽管如此，昆德拉后来始终把此书当做一部不够成熟的作品。1963年昆德拉担任了“捷克作家协会中央委员会”成员，1967年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玩笑》很快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被译成了法语、英语、日语等几十种语言，为昆德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作者在捷克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从此确定。

这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的当天，身为主席团成员的昆德拉率先发表了《论民族的非理所当然性》的讲演（同捷共中宣部和负责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负责人讨论一些准则。这些作家希望有喜欢些什么就写什么和在什么时候高兴写就写的自由；党则要求他们忠诚、老实，不要干预政治事务，可多在作品艺术技巧方面下功夫。于是讨论和争论最后发展成一场全力以赴的较量了），这一讲演最后成为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先声。

1968年是关键的一年，昆德拉荣获“联邦作家奖”，同年苏联入侵捷克，为数众多的捷克异己分子遭到镇压。昆德拉毅然投入反对苏联出兵捷克的爱国运动中去。《玩笑》被认为“为社会主义抹黑”而遭查禁。1970年，他被开除出捷共，失去了布拉格学院的教师职位，其作品也从图书馆和书店清除掉了，最后昆德拉在捷克完全丧失了出版权，并不时受到当局的传讯，审查其所谓的反国家的阴谋活动。这7年里他以别人的名义用法文写了一部根据狄德罗的小说《宿命论者雅克》改编的三幕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1971年完稿，1981年在法国首版）。出于无奈，1975年，他接受了法国雷耐（Rennes）大学的聘请携妻离开捷克，从此踏上流亡法国的漫漫之路（他的父母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被关到监狱）。在此之前他多次去法国，从不掩饰自己对法国，尤其是对法国文化的迷恋。在他的心目中，法国始终是欧洲文化的中心，是他的精神故乡。

米兰·昆德拉创作开始进入高峰阶段。1976年，《为了告别的聚会》（又译《告别圆舞曲》）在法国出版。1978年，《笑忘录》英译本在加拿大首印出版，其内容因激怒捷克共产党使昆德拉被剥夺了捷克公民权。他先是在雷耐大学做客座教授，1978年开始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授课。两年后，法国总统密特朗鉴于米兰·昆德拉与日俱增的文学声誉而赠与他法国公民权。1981年，改编自狄德罗小说《宿命论者雅克》的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在法国出版，1985年在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执导下在波士顿公演。1983年，米兰·昆德拉访问美国，获密执安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84年，享誉全球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法国出版，小说在1987年由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改编为电影《布拉格的春天》。1986年该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90年昆德拉发表长篇小说《不朽》。昆德拉原先一直用捷克语进行创作，但近年来，他开始尝试用法语写作，1994年发表第一部法语长篇小说《缓慢》。1995年他获捷克共和国颁授“捷克功勋奖”。此后，他于1997年发表《身份》，2000年发表《无知》，最近的作品《帘幕》于2004年在法国出版。

米兰·昆德拉除创作小说、剧本外，还用法文写作随笔和评论。至今他已出版了两本关于小说艺术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1986年）和《被背叛的遗嘱》（1993年）。

目前77岁高龄的米兰·昆德拉健康状况良好，仍居巴黎，拒绝任何人对他个人生活的探知和采访。（他曾于1990年回故乡布尔诺私访，作短暂停留，后又悄然回法。）

《玩笑》（1965年）描写了一桩政治错案给主人公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和痛苦。主人公卢德维克是党员大学生，担任学生会干事，爱上了一年级女同学马尔盖达。她在暑期党员集训地写了一封情感热烈的信给卢德维克，并为卢德维克未能参加集训而惋惜。卢德维克在回复中开了几句玩笑，说“乐观主义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类的话。不料，这句玩笑使他丧失了学籍和党籍，还被作为“人民的敌人”下放到矿区劳动改造。15年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卢德维克又回到大学完成学业，进了研究机关。一次偶然机会，他遇见了大学时期整他的党小组长才曼内克的妻子海伦娜。为了报复才曼内克，他诱骗了海伦娜的感情。两人私通后他才发现自己并没达到报复的目的，因为才曼内克已有了新欢，正要抛弃海伦娜，而且摇身一变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为青年学生所崇拜。更为可悲的是，他和才曼内克在年轻一代的眼里是被过分政治化思维和难以理解的术语败坏了的整体。小说揭示了现有的世界的荒谬性这一哲理性主题。这部小说被译成欧洲多种语言出版，轰动文坛，世界瞩目。

《生活在别处》（1974年），昆德拉的第二部小说，虽然是在捷克完成的，但它的首版是在法国。小说写的是主人公雅罗米尔，一个母亲溺爱下具有一身艺术气质的年轻人激情而又短暂的悲剧一生。昆德拉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青年时代是个抒情年代，伴随着神经过敏、浪漫梦幻和不停的自我审视。

《为了告别的聚会》（1976年），也是在法国首次出版的，他着力描述了性道德的堕落和自我欺骗。故事的背景是在捷克的一个以治疗不孕症而著名的小镇。小说详细叙述了一夜风流导致受孕而发生的风波，试图对诸如流产、精子库、自杀等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一种小说的探索。

《笑忘录》（1978年）以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为时代背景，描写了捷克不同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个在苏军入侵后失去工作、被监视的捷克作家，一个漂流异地却永远也摆脱不了亡夫灵魂纠缠的妇人，还有法国诗人保罗·艾吕阿，他在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极“左”狂热革命理论后拒绝去援助自己的朋友。小说着墨于遗忘个人或文明历史的后果，在故事叙述当中，探讨了人生中记忆和遗忘的哲学关系。在这部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现代派小说杰作中，昆德拉试图打通小说、哲学和政治议论以及自传之间的隔膜关系，从政治的角度探讨人生、音乐、性、哲学、文学和政治等重大话题，用笔诙谐独到，常常使阅读者在沉重的阅读中邂逅绝妙的幽默趣事，以致忍俊不禁。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年），是昆德拉最有影响的作品。昆德拉通过两对男女主人公的生活进行了类似命题的阐述。

《不朽》（1990年），是昆德拉在法国写成的第一部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他探讨了媒体炒作、大众文化、资本运作形成的宣传机器是如何扭曲人类对真实的理解的。在《不朽》中，昆德拉加进了他的小说人物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论述，例如，主人公阿涅斯是由一个60多岁的老夫人在游泳池里向救生员挥手的一个动作而产生的，她的丈夫贝尔纳，是听到广播员的声音而创造出来的。《不朽》讲述了阿涅斯、她的丈夫、她的妹妹劳拉三人之间的纠葛和误解，其中夹杂了歌德和海明威的故事，甚至还有他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昆德拉的小说里，小说、小说家、传记、历史，这些概念常常掺合在一起，它们的区别比一般人的正常理解都小得多。当昆德拉的复调写作手法给他不断带来声誉的时候，批评他的人也越来越多，比方说《不朽》中的松散情节和奇异插曲就遭到批评家的指责。

《缓慢》（1996年），是昆德拉用法文所著的第一部小说。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在一个城堡改成的旅馆过夜，那里正好在举行一个动物学研讨会。小说混杂着对卫芒·德农（Vivant Denon）的题为《明天会怎样？》的文章的思考，这是篇半论说文半小说的作品。它批判了当今这个无处躲避的世界，权力的滥用造成对隐私的侵害：一对年轻夫妇在好奇人的注目下做爱；现代科技成就了一些人舞台上的表演：索马里战场上士兵举起的一袋大米诠释着慷慨，政客们在镜头下怀里抱着个孩子表达着亲和力。

《身份》（1997年），是昆德拉用法文所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对情人之间的微妙感情。小说的人物非常简单，实际上只有两个，尚塔尔和让—马克，一对恋爱了多年的情人。但后来，在诺曼底一个小镇的海滩上，尚塔尔看到男人们都带着他们的孩子，全都爸爸化了。她想，如果自己从其中一个爸爸的身边走过，这个男人会不会回头看她呢？这个疑问让她惊恐万分，她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男人再也不会回头看她的世界中。她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她意识到了时间的作用，她意识到了个体的脆弱，爱情只是建立在一座流动的沙丘上。人会变老变丑，内在的东西也会变，一切区别于别人的东西都会变得模糊，而她所珍视的东西就建筑在这些变化之上。让—马克也很痛苦和忧郁，他梦见尚塔尔长着一张陌生而令人讨厌的脸。然而，她并不是另外一个人，她就是尚塔尔，他恐惧的，并不是他会失去尚塔尔，而是他再也不能把她和别的女人区别开来了。于是他们对人的身份本身发生了质疑：我们所爱的到底是谁？沉浮于爱情中的我们，到底是谁？昆德拉的这篇小说继续着对类似命题的探索和质疑。他巧妙地融现实与虚幻为一体，从哲学的层面探讨了情人之间与另一个“他”的关系。

《无知》（2003年），是昆德拉用法文所著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苏联和捷克共产党政权解体后，因苏联入侵流亡他国20年的女主人公埃瑞纳重返祖国捷克，归国途中在巴黎机场邂逅当年失之交臂的男友约瑟夫，然而今非昔比，她发现自己竟把他们忘记了，他们对她也毫无兴趣。回国是如此地不和谐，被中断的故事难以再续，回归总难踏实，导致彼此的无知与隔膜。这是一个尤利西斯式的故事：祖国、怀旧、爱情、自我、衰老、现实等众多主题层层交织，探讨了流亡经历的不同侧面，昆德拉再度展现了他游走于轻重之间冷静而忧伤的叙述能力。

《小说的艺术》（1986年），文论集，算是给自己的写作方法的一个研究升华和总结，也是对往昔的纪念。本书包含3篇论文，2篇访谈录，1篇在耶路撒冷颁奖仪式上的讲话和63个误解小词典。他的3篇论文——《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梦游人”启发下的笔记》、《在那后面的某个地方》，追寻了欧洲小说的发展史。虽然大多批评家都赞同昆德拉的小说理念——小说是个发现的过程，但同时又批评他过于狂妄自大和忽视非欧洲文学和妇女文学的种族中心论。

《被背叛的遗嘱》（1993年），是9篇独立成章的文学随笔。米兰·昆德拉在这部文学论著中，不仅论述文学问题，而且论述音乐创作、社会思想等问题，因而反响很大。昆德拉在书中探讨了小说的幽默精神，小说和音乐的血缘关系，小说的审美，小说的智慧，小说的历史使命。讨论的问题很多，也很松散，继承了他的一贯特色。

《雅克和他的主人》（1981年）是米兰·昆德拉颇具影响的戏剧代表作，曾先后在捷克、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被搬上舞台。故事通过主仆两人的漫游经历，以调侃的口吻，讲述各种各样的趣事，以人物言行相悖和人物关系间的无限变数，否定了当时社会流行的宿命思想。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震撼，他的小说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有的作品已经多次再版，并获得了除诺贝尔奖之外的一系列国际大奖。1973年《生活在别处》获得了法国梅迪西斯奖；1978年《为了告别的聚会》获得意大利蒙德罗奖；1981年他的全部作品获得美国“国家奖”，次年又获欧洲文学奖；1985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问世后，他又获得以色列授予的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1986年米兰·昆德拉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6位候选人之一。有的评论者认为，米兰·昆德拉是个很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哲学的高度思索和揭示复杂的人生，具有相当的艺术深度。他的作品幽默而有力地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

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外科医生托马斯在布拉格一家医院工作，与妻子离异多年，过着单身生活。十多年来，他恪守着自己的“性友谊”生活原则。男女双方没有责任和义务约束自己。一次托马斯与乡间餐馆女招待员特丽莎邂逅相遇。这改变了托马斯，托马斯真正爱上了特丽莎。他决定与她长期同居，并请求情人女画家萨宾娜为特丽莎找到了一份工作——摄影。谁想两人生活在一起后，却陷入困境，特丽莎难以容忍托马斯与别的女人保持关系，常生活在嫉妒与噩梦之中，而托马斯也处在性友谊和爱的忠诚的两难窘态之中。1968年苏联出兵占领布拉格，特丽莎已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摄影记者。她用镜头记录下占领者的野蛮行径和抗议者的愤怒情绪。她几遭威胁和逮捕，但仍不屈服。后来，托马斯与特丽莎被迫离开祖国，移居瑞士。萨宾娜也流亡到瑞士，昔日情人相逢。特丽莎备感孤独和痛苦，独自返回祖国，托马斯追随而去。此时，绝望之感弥漫着整个国家，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他们搬到乡下，希望用乡村的静谧来抚慰不安的灵魂，却双双死于一次车祸。萨宾娜在日内瓦又结识了新情人，大学讲师弗兰茨。他决定与妻子离婚，同萨宾娜结合，但他根本不了解萨宾娜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萨宾娜生性孤傲，最厌恶的是媚俗，从反对媚俗出发，蔑视一切约定俗成的原则和戒律。她追求的是既真实又不媚俗的生活，因而她离他而去。弗兰茨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被杀害。萨宾娜几经漂泊，最后定居美国。她终于悟出了人生的奥秘：人的一生所难以承受的并非重重负累，而是生命中不可忍受之轻。离世前她写下遗嘱：尸体火化，骨灰抛撒，让死完成生命所不能承受之轻。(www.daowen.com)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1968年捷克事件为历史背景，用冷静而幽默的笔触描述了外科医生托马斯、女记者特丽莎、女画家萨宾娜、大学讲师弗兰茨等人的生活境况和心态情绪，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两难的窘迫境遇和重重困惑。托马斯困扰于性交与忠诚的两难选择之中，特丽莎和萨宾娜似乎象征着他生存的两极，互相排斥；特丽莎由于对托马斯的爱和对托马斯荒唐行为的反感妒嫉使自己处于困境之中；萨宾娜与弗兰茨的性爱处于一连串的错位，这种错位使两人也陷入尴尬处境，最后四个人都在生存的荒诞的怪圈之中走向了虚无——绝对的生命之轻——死亡。其实，小说人物及其生存状态都是一种普遍的象征意义，它既是四个人的生存状态，又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人类生存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轻与重的选择，或者人类原本应该处在轻与重的处境中。选择的本身或者轻与重本身都是荒诞的，尤其在极权主义者制造的白色恐怖下，无一不充当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同时也失去了人的尊严。他们弱小如羊的性命，变得像雪花一样轻盈，轻得不能承受。

在这部作品里，昆德拉的每一位主人公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内涵，并通过小说中不同的历史背景得到展示。昆德拉解释道：在我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我意识到这个或那个人物的编码是有一些关键词组成的。对于特丽莎，它们是：肉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诗和天堂；对于托马斯则为：轻、重。在题为《误解小词典》一节中，通过分析一些词来研究弗兰茨和萨宾娜的存在编码，这些词是：女人、忠诚、背叛、音乐、黑暗、光明、游行队伍、美、祖国、墓地和力量。

反对媚俗一直是昆德拉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媚俗”的主题放在人类命运的框架中去加以阐释，这使整篇小说具有了悲剧意味。托马斯与萨宾娜是固执的拒绝“媚俗”的，他们追求极端个性化的生活，追求绝对个性化的生存状态。但仔细考虑，这种“追求”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媚俗。因为人类成了被“追求”所役使的奴隶。在“追求”的名义下，不论是我们恣意放纵，还是循规蹈矩，都是在无休止的重复前人，生命也就因“追求”而变得庸俗无意义。这样说来，忠诚、责任、义务、道德、良心等是“重”，无责任、无秩序、无纪律、无义务等是“轻”的话，凡是前人做的、选择的，都是“媚俗”，都该弃之，那么世界、人生真可谓是虚无世界、虚无人生。所以，昆德拉提出轻与重、媚俗有他们合理的时空，但不免有种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味道。但同时作者也揭示了媚俗的虚伪，这一点在《伟大的进军》一节中描绘和论述得最集中也最有代表性。特别是在叙述欧洲各国的那些所谓“爱好和平、崇尚人道”的各类“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各行各业的关注生命、为人类文明而积极奔走呼告的进步人士们，在组织前往泰国，要到柬埔寨边境要求当时作为侵略者的越南开放柬埔寨边境，允许国际医疗机构派遣医务人员前去救援柬埔寨难民而进行游行这一事件时，米兰·昆德拉敏锐地看出了其中各色人物的做作与虚伪：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抢拍镜头，大无畏的女演员仍然一往无前，5名摄影记者和2名摄像师尾随其后，是昆德拉用智慧的眼神识破每个人的“媚俗心态”。每个人都在争抢着被摄影师们拍摄，都希望在世界范围的新闻报道中呈扬自己的“高尚的人性”。原来，一切“高尚的行为”都变成了做作，都变成了一种为个人争取名誉的游戏。原来，每个人都是想借游行来做赤裸裸的自我形象广告。在这些精彩的描述中，作家帮我们呈示了另外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难堪的人性的弱点——媚俗的虚伪！

艺术上，小说不讲究情节的完整性，而是一个个细节的组合；不讲究人物形象的完美塑造，而是一个个人物命运的组合。换言之，它不重视故事情节的铺陈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只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呈现。另外，细致独到的心理描写，浓淡适宜的抒情风格，幽默凝重的笔触，睿智清新的哲理，都是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特征。

隐喻和象征的体现。卡列宁，一条可爱的小狗，它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惟一灵性的活物。托马斯和特丽莎因怜悯收留了它，它进而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后的寄托，成为两个失去了灵魂而变轻的流浪者苟活下去的理由。卡列宁临终前的微笑有着多么丰富、复杂的含义，呈现出昆氏幽默。

复调式结构。米兰·昆德拉最心仪的小说家是18世纪英国的斯泰思、法国的狄德罗和奥地利的卡夫卡，还有更早时期的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抛却了传统小说的结构，强调相关的主题的平行展开：四条人物线索同时叙述又相互交织，第一章、第五章以“轻与重”为主体交代托马斯的故事，同时要交织特丽莎和萨宾娜的故事。第二章、第四章以“灵与肉”为主题叙述特丽莎的故事，同样也涉及托马斯和萨宾娜。第三章、第六章以“媚俗与背叛”叙述萨宾娜和弗兰茨的故事，充满四重奏的音乐性，又将积极的哲学思考、梦、魔幻与现实的分析相结合构成统一体。

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精神就是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是对存在的怀疑和探询，就是提出问题。《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开始就将托马斯的问题摆在那里：在没有永劫回归的世界里，生命存在之轻。小说首先提出问题为托马斯设定规定情境，即轻与重的存在编码，于是哲学思考本身有了小说性，问题本身则是小说家在作品中显现的哲学思考。

昆德拉问题研究的重要特征是拒绝得出结论。昆德拉在书中提出轻、重、灵、肉、记忆、虚弱、晕眩、牧歌、天堂等一系列的生存暗码，并与人物一一对应，支撑起各自的生存状态，展现了心灵与肉体的两重性，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更为广阔的思索空间，让读者去找寻存在的定位和价值，去聆听心灵的牧歌。

注释

〔1〕　张英伦等：《外国文学名作家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版，第40页。

〔2〕　罗曼·罗兰著，傅雷译：《贝多芬传》，“初版序”，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3〕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Ⅰ》。

〔4〕　戈尔丁随笔集《活动靶》（A moving Target，1982）中的同名讲演。

〔5〕　见詹姆斯·M.贝克与亚瑟·P.齐格勒编：《蝇王》，1964年版，第189页，转引自《世界文学》1984年第3期，第108页。

〔6〕　戈尔丁随笔集《火烫的大门》（The Hot Gates, and Other Occasional Pieces，1965）。

〔7〕　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2页。

〔8〕　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9〕　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张秉衡译：《日瓦格医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10〕　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附录”，三联书店1991年，第182页。

〔11〕　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附录”，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65页。

〔12〕　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几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13〕　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14〕　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15〕　曾繁仁：《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

〔16〕　陈映真：《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诺贝尔文学奖全集》，远东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