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吉斯·艾特玛托夫（Chingiz Aytmatov，1928年～　）是当代世界文坛杰出的吉尔吉斯族小说家，也是当今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

一、生平与创作

艾特玛托夫1928年12月12日出生于风景如画的塔拉斯山区舍克尔村。他的祖母是位淳朴聪慧的吉尔吉斯族妇女，尤其善唱民歌和讲故事。在她的熏陶教诲下，艾特玛托夫从小就奠定了坚实的民族文学基础。父亲是吉尔吉斯第一代苏共党员，担任过苏共高级领导职务，1937年惨遭镇压。故乡舍克尔村以古老的传统接待了蒙受不白之冤的寡妇孤儿，给他们多方面的照顾。卫国战争爆发后，艾特玛托夫被迫辍学，年仅14岁就担任村苏维埃的秘书和区财务出纳员等职务。1924年他考入中等畜牧学校，后转入吉尔吉斯农学院。1953年毕业后他到吉尔吉斯畜牧研究所任畜牧技术员。

艾特玛托夫从1952年起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作品。1956～1958年进入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高级进修班学习，结业后担任《吉尔吉斯文学》杂志编辑和《真理报》驻吉尔吉斯记者，并从事专门文学创作。1958年中篇小说《查密莉雅》问世，使他一举成名，享誉世界。艾特玛托夫于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作品获得列宁勋章和三次国家奖金，他本人被授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先后出任苏联作协书记和作协戏剧、电影和电视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卢森堡大使职务。苏联解体后，他被任命为吉尔吉斯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共体和北约的代表。

艾特玛托夫的创作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1969年）是艾特玛托夫创作的早期。这个时期的创作往往以其质朴纯美、情真意切打动读者，被苏联文学界称为“人的赞歌”。对人的礼赞，逐渐形成他文学创作的“最高道德原则”。他曾经说：“最高道德原则是伟大的文学起点。在道德与不道德、永恒与昙花一现、高尚与猥鄙的冲突中，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的大小，取决于它的人格如何以及精神世界的高低。”

成名作《查密莉雅》（1958年）描写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人公查密莉雅的丈夫负伤住在医院，查密莉雅在家伺候着守旧的婆婆。她美丽活泼，情感丰富，但丈夫对她却十分冷漠，每每盼来的信中只是在最末尾，像仓促想起似的，附笔写一句：“并向余妻查密莉雅致意”。查密莉雅不满意这种备受压抑的生活，渴望获得真正的爱情。在送粮途中，她从伤残退伍兵丹尼亚尔身上看到了这个男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他的真诚、热情和善解人意唤醒了查密莉雅，他对生活，对土地充满爱恋的歌声点燃了查密莉雅炽热的情感。终于，在历经了痛苦的心灵搏斗之后，查密莉雅同这位瘸腿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件破大氅和满是窟窿的靴子”的男人私奔。自古以来，吉尔吉斯妇女遵从古训，安分知命。作者描写了新一代妇女精神世界的觉醒，展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的价值取向，即对精神富有的追求高于对家境殷实的追求。小说采用故事套故事的叙事结构，优美的景物描写烘托了人物的内心活动，也赋予作品以浓烈的抒情意味。

《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1961年）也是反映现代吉尔吉斯青年的情感生活的一部作品。作者主要表现人物自我净化和完善过程中的心理冲突。《第一位老师》（1962年）描写了退伍红军战士玖依申在边远山村艰苦办学的感人故事。《母亲—大地》（1963年）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力作。母亲托儿戈娜依在卫国战争中把丈夫和三个儿子送上了前线，自己担负起农庄生产队长的重任，带领全村群众，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下，艰苦地劳动着。战后，丈夫和儿子们都没能回来，母亲默默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小说歌颂了母亲的博大情怀，称她是一个大写的人。

《别了，古利萨雷》（1966年）标志着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在主题上从讴歌人性转向揭示人性中的善恶冲突，并且结局往往是邪恶压善，在创作方法上从浪漫主义转入“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一人一马两个形象，性格与命运都极为相似。塔纳巴依出身牧民，投身革命后，一生忠于革命理想。卫国战争中，他当了6年兵，战争结束后，他服从分配到深山，先后牧马、放羊。天寒地冻，饲料不足，条件恶劣，他拼死拼活，羊还是一只只冻死饿死。他被官僚主义者斥为破坏农庄财产的人民公敌。他忍无可忍，打了这位“穿皮大衣的新牧主”，结果被开除党籍。那匹叫古利萨雷的马与主人的遭遇相似，它也曾有非凡的功绩，也因世俗的恶习倒毙在路口。人和马的命运互为缩影，互为象征。小说采取拟人手法，在描述人性善恶的冲突中引进了对人“精神价值”的哲理思考。小说的标题警示人们：别了的，不仅是老马古利萨雷，而且还包括塔纳巴依的悲剧命运。

第二阶段（1970～1985年）是艾特玛托夫创作的中期。20世纪70年代是艾特玛托夫“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成熟期。《白轮船》（1970年）、《早来的仙鹤》（1975年）、《花沟崖》（1977年）等中篇小说都具有将现实与神话和科学幻想融为一体的特点，增强了作品主题的哲理性。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1980年），他把自己的风格特点发挥到了极点。同时，《一日长于百年》开创了“全球性思维”的方式，第一次在小说创作中引进星际大战的科幻情节，使小说构思的“复杂程度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白轮船》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完整地体现了艾特玛托夫“严格的现实主义”风格。小说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是现实中的故事，描写了只有三户人家的护林所里善与恶的冲突；第二个是不知姓名的7岁小男孩的幻想，他总想变成一条人鱼，顺着小溪游到湖里，爬到白轮船上，去寻找抛弃了他的爸爸；第三个是外公莫蒙讲的关于长角鹿妈妈的传说。最后，外公屈从于“土霸王”罗兹库尔的淫威，枪杀了长角鹿妈妈，小男孩的童稚心灵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跳入溪中找白轮船去了。这篇小说从内容看，作家从过去的现实描绘转而向道德探索和哲理思考过渡。从创作手法看，它标志着作家从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过渡。从创作方法看，它标志着作家的一次自我超越：现实，幻想，传说融会交织。小说提出了古老的永恒的主题：善与恶的斗争。但角度则是以一个小男孩的眼光来观察以“土霸王”为代表的成人世界的恶。而界定善恶标准是如何对待大自然——人类的母亲。长角鹿妈妈的传说是为了加深作品的哲理内涵。

《花狗崖》是一篇寓言小说。作品写爷爷、父亲、叔叔带领11岁的基里斯克出海，去熟悉男孩将要一辈子从事的海上生涯。不幸遇到风暴和浓雾，小船迷失了方向，为了把仅存的一点淡水留给基里斯克，三个大人相继跳海。雾散后，基里斯克向着远远的熟悉的花狗崖漂去。小说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却深沉地思考了生与死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它歌颂的是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人的自我牺牲精神。

第三阶段（1986～　）是艾特玛托夫创作的晚期。在这一时期，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悲剧题材已升华到新型人道主义的层面，其代表作有《断头台》（1986年）、《成吉思汗的白云》（1990年）、《卡桑德拉印记》（1995年）。

《断头台》（一译《死刑台》）也是一部全球性思维的杰作。作品以一对狼贯穿全篇。由惨遭围猎之灾的狼引出一伙围猎者，他们正折磨反对这种行为的阿夫季。阿夫季是20世纪的耶稣象征体，他主张革新宗教，建立人人幸福的公正王国。他曾打入贩毒团伙，规劝贩毒分子放弃罪恶，却被毒贩子扔出了飞驰的列车。最后，阿夫季被围猎者绑成十字形拷打致死。狼窝被捣，一对狼又引出牧羊人波士顿，这是一个干活扎实、勤于思索的改革派，但他的改革方案屡遭农场党委书记的反对。为报复人类，母狼叼走他的儿子，他在射杀母狼时，也打死了自己的儿子。《断头台》是一部既有写实又有怪诞与意识流等假定性手法的深邃哲理作品。它的主题是多样的，既反映了吸毒贩毒的现象，又提出了社会体制问题，既描绘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又揭示了人与人的矛盾。作品留下了许多让人思考的问题。(www.daowen.com)

《成吉思汗的白云》是对《一日长于百年》的增补。作品描写一位无辜善良的教师与家人生离死别的悲剧。小说同样运用将神话、历史与现实相糅合的手法，来表达时代与人类的忧患意识。《卡桑德拉印记》也是一部全球性思维的作品，小说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更为复杂，艺术手法也更趋多样。

艾特玛托夫依靠其双语优势，成功地将吉尔吉斯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经验熔为一炉，创造出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的创作表现出巨大的社会责任感，反映了人类的共同思维，如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等永恒主题，以及对当前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破坏、道德沦丧等有关人的价值和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关注。艺术上，其叙述方式灵活多变，内外视点交叉，叙事抒情相融。他尤其善于在现实基础上大量插入假定性因素：神化传说，科学幻想，童话故事，意识流象征等，并以这种鲜明的创作特征著称于世。其全球性思维方式更使他的创作走向全世界。目前，艾特玛托夫的著作已被译为90种文字，出版量达800余万册，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二、《一日长于百年》

《一日长于百年》（一译《风雪小站》）是艾特玛托夫倾注心血的代表作品，它一问世便引起轰动，被称为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路标。故事发生在萨雷——奥杰卡大草原上的一个荒僻的铁路会让站，构成小说情节主线的是这个站的工人叶吉盖为亡友卡赞加普送葬的情景及其回忆。故事发生的空间仅限于荒漠中的小会让站，客观时间仅“一日”，但围绕一天之内叶吉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错综交织着现实的、神话的和科学幻想三条情节线索。

现实的层面主要写了叶吉盖、卡赞加普、阿布塔利普以及相关人物的命运。阿布塔利普命运坎坷，他参加过卫国战争，被俘脱逃后在南斯拉夫游击队里屡建战功。他的被俘虏经历使他成为找不到工作的“灰色人”，流落到小会让站做苦工养家糊口。他悄悄为孩子写作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回忆录”被人告发为写“反动回忆”，遭到逮捕并冤死于狱中。卡赞加普因富农出身不得不到草原垦荒6年。当他正准备携妻带子回故乡时，却了解到家乡还是那些“搞过火行为”的人当权，于是又来到这个会让站，一干就是14年，劳累而死。更为可悲的是，儿子萨比特让大学毕业在省工会工作，竟怪罪父亲无能，自己没有好靠山。父亲死后，他反对众人按其父遗愿安葬到阿纳贝特，主张随便找个地方一埋了事。

传说的层面主要写了两个古老的传说。一是关于曼库特的传说。相传古代柔然人常用一种叫“希利”的酷刑使俘虏丧失记忆，成为只会听从主人摆布的奴隶“曼库特”。有一位母亲历尽艰辛找到了被俘的儿子，可是已变成曼库特的儿子在柔然人的唆使下用箭射死了自己的母亲。二是关于歌手赖马雷的传说。赖马雷在老年时与一位姑娘相爱，爱情使他的生命重新恢复了勃勃生机，但也使他因此而受到族人的摧残。

科学幻想的层面是写苏美联合空间轨道站的两名宇航员的不幸事件。这两名宇航员与宇宙中具有高度文明的林海星球的人有了接触，两国的政府害怕林海星人全新的道德观会对人类现存的意识产生巨大的冲击，因而决定断绝两名宇航员的归路。

曼库特和赖马雷的传说是小说三个层面的连接点，也是小说的结构中心。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现实生活正不断地重蹈历史的覆辙。卡赞加普和阿布塔利普的悲剧命运表明，人们并没有记取历史的教训。卡赞加普含辛茹苦，把全部的希望和父爱都倾注在孩子身上，但大学毕业的儿子却被社会培养成了一个现代的曼库特，一个忘却祖先、奴性十足、卑微自私的官迷。阿布塔利普的遭遇告诉人们理性的丧失可以使国家和社会荒谬到何等地步。他参加过卫国战争，当过战俘，脱逃后在南斯拉夫游击队里屡立战功，在那疯狂的年代这一切竟被看做可耻的历史。被贬到会让站后，他为了孩子们不忘过去而写下的回忆录，为了保留传统记下的民歌传说，都被定罪立案，他最后含冤而死。迫害他的那些人与曼库特传说中的柔然人是何等相似，克格勃对《杜年拜鸟》的诬蔑，分明成了赖马雷悲剧现代版。

在小说的科幻层面中我们也看到了曼库特悲剧的重演。为防止林海星人进入地球，阿纳贝特基地被当做了导弹发射场。叶吉盖等人的送葬队伍被阻隔在铁丝网之外，通向墓地的路，也就是通向过去、通向历史的路，被某些现代的曼库特无情地截断了。两个宇航员的悲剧是作家以全新的、更高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的一次审视。作家是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类的。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林海星人的生存状态，正是地球人所向往所追求的：他们没有国家机器，不知道武器和战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只为林海星人造福。但是斩断传统的人必然也不敢面对未来，他们切断了通向林海星球的路，也就是地球人通向未来的路。

作家以纵横驰骋之笔从地下写到天上，从远古、现实写到未来，从人类写到宇宙，将深刻的史诗性、哲理性汇入统一的艺术境界。不管是对过去的回溯，对传说的重塑，还是对天上人间、地球宇宙的描写，作者都力图从过去、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中获取更丰富的生活容量，更有力地拓展对生活观照的幅度，以便从人与世界的多角度的联系中更深刻地表达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注和哲理思考。

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是三个层面的故事内在的、深层的结构，而在表层结构上将三个层面贯穿起来的，则是叶吉盖的活动。叶吉盖是一个具有健全的理性和细腻丰富的情感的普通劳动者。他伟岸正直、善良笃诚、坚信真理，乐于助人。他尊重死者的遗愿，坚持把卡赞加普的遗体送往阿纳贝特墓地安葬；他为阿布塔利普的冤案四处奔走，伸张正义，还真诚地照料受难者的孤儿寡母，处处表现出做人的高尚品质和仁德胸怀。叶吉盖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勤于思考，时时探索人生真谛。在那个丧失理性、集体迷茫的年代里，他保持独立的、清醒的个体意识。作家多角度、多层次地塑造了这个人物，赋予他人性的光辉，表现了作家对人性健全发展的肯定。

《一日长于百年》是一部充分展示了艾特玛托夫艺术个性的作品。首先是多线索多层次的星系结构。小说别开生面地把现实叙事与神话传说、科学幻想有机地融为一体，作品篇幅不大，生活的涵盖面却辽阔广博。时间上串联了过去、现在、未来，空间上交叉进小站、基地、宇宙，令读者耳目一新。小说结构有序，三个情节相对独立，呈单线性纵深发展，而古老的传说又观照着现实与未来，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成为作品的内在结构，叶吉盖的见闻及回忆则是作品的外在结构。这种星系结构，体现了作者的匠心营谋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其次，大量运用假定手法，如神话、幻想、怪诞、夸张、象征等。作品中的历史传说、科学幻想都有着十分深沉的象征意蕴，如小会让站的暴风雪象征政治上的暴风雪，林海星球的高度文明象征地球人类理想的未来。此外，许多动物，如荒原里觅食的狐狸、发情期狂放不羁的骆驼、跟着送葬队伍寸步不离的大黄狗等都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者通过这种假定手法将形象的内蕴变形显现出来，更能激活读者的想像与联想，从而使作品更富有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