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1890～1960年），苏联诗人、小说家、翻译家。20世纪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

一、生平与创作

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族艺术家家庭，1960年5月30日卒于莫斯科市郊。其父列奥尼德·奥西波维奇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俄罗斯科学院美术院士，曾为列夫·托尔斯泰画遗像，为他的作品画插图。其母罗莎·考夫曼是俄著名音乐家鲁宾斯坦的学生，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钢琴家。与他家经常往来的多是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其中对帕斯捷尔纳克影响最大的有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和俄国音乐家斯克利亚宾。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他的思想成长影响很大，帕斯捷尔纳克晚年说：“他（托尔斯泰）的形象伴随我一生……我们全家上下都渗透了他的精神。”^〔7〕里尔克的诗激发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的兴趣和探索诗歌艺术的情怀。童年时代他受到邻居俄国著名作曲家斯克利亚宾的影响立志当音乐家并且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后因不具备“绝对视听”放弃音乐。191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次年转入历史语言系攻读哲学，1912年赴德国马尔堡大学在著名的康德和黑格尔专家赫尔曼·科恩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新康德主义。这样的艺术氛围，成就了他独特的艺术敏感性和语言表述力，使他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卓然特立。1913年，帕斯捷尔纳克又因失恋发现自己在抒情方面比逻辑推理方面更有天赋，遂放弃哲学研究回到莫斯科投入诗歌创作。此时，未来主义作为文学流派正方兴未艾，帕斯捷尔纳克开始与未来派艺术家交往。其实，在莫斯科大学期间他就沉迷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等人的诗作。1913年他加入希尔盖·勃布洛夫领导的未来派社团“离心机”，结识了马雅可夫斯基，并于191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标志着他走向诗坛的第一步。一战期间，他因少年骑马摔伤导致跛足而免服兵役，在乌拉尔一家工厂任职。1916年，他的第二本诗集《超越障碍》出版。这两部诗集都表现了诗人独特的心灵世界，抒发了他对大自然、生与死、爱情的感受，联想离奇，寓意深奥，文字艰涩难懂，明显留有象征派和未来派的痕迹。他说，“抑扬顿挫的诗像老鼠在饭盒翻掘”，“那月亮，犹如发呆的猎狗的舌头牢牢冻在半月形的把手上面”，“那大地托着的夜像蛇眯缝的眼睛，也像一副多米诺骨牌”，“时代似铁匠的风箱”，“街上的空气是蓝花花的，好像病人出院带的装衣服的小包袱”。这些比喻可以说离奇而又怪诞，一般读来吃力，但也表明了他独具的想像力。十月革命后，他回到莫斯科在图书馆任职。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他的思想有了变化，诗歌创作进入新阶段。1922年、1923年诗集《生活啊！我的姐妹》、《主题和变奏》的出版，标志着他的美学观点基本形成：着重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帕斯捷尔纳克作为苏联现代重要诗人的地位也开始确立。他在《生活，我的姐妹》一诗中写道：

生活，我的姐妹，今天汹涌磅礴，

化作春雨向每一个人身上洒落，

但是佩戴装饰品的人们高声抱怨，

温和的咬人，像燕麦田里的蛇。

诗人创作由抒发个人内心感受转向描写社会题材，一方面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新生活的降临，一方面对向生活发出抱怨和诅咒的“贵人们”表示谴责，表明了他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认识。1926年他完成了长诗《1905年》和《施密特中尉》，歌颂了1905年的革命，哀悼了起义军领袖施密特的命运，表达了诗人对革命和个人命运的深刻思考。两首长诗得到评论界好评，尤其是高尔基的好评。1931年和1932年他还发表了长诗《斯佩克托尔斯基》，描写与沙皇斗争中一代人的命运，以及抒情诗集《再生》。他的诗“可以被看作集古典的传统、象征派的音乐感、未来派的口语倾向和超现实主义的意向之大成。”^〔8〕但由于他那孤傲不随风沉浮的诗人气质，他不主张诗歌为政治斗争服务，反对艺术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拒绝创作应时的和实用的作品，执著地追求心目中至高无上的艺术（他既反对艺术对自然或生活的模仿，也不赞成艺术是对自然或生活的再现，而是过分夸大自然本身，常常把自然看得高于艺术，强调艺术在于创新），我行我素，以维护个人心灵自由为准则，按个人意愿咏诵大自然、生命、爱情和死亡，因此有时表现出不识时务的执著。他在得到赞扬的同时也常常受到批评，有人指责他脱离人民，脱离现实。

除诗歌外，帕斯捷尔纳克还致力于散文和小说创作，他的小说有浓郁的自传色彩和辩证气息。1915年的中篇《图拉的信》表达了作者早期反对浪漫主义，主张现实主义的观点；1924年的《空中路》描写了列宁、李卜克内西等革命家的形象，表达了革命是残酷无情的观点。1922年的《摘自中篇的三章》、1922年的《中篇故事》和1931年的诗体小说《司贝克托尔斯基》在内容上有内在联系，可以看做是一部巨著的几个片断，其中《司贝克托尔斯基》描绘了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普通人的命运，对大自然和爱情的诗情画意的描写引人入胜。1922年的《柳威尔斯的童年》塑造了一个心灵完美、思想非凡的俄罗斯少女形象，高尔基非常赞赏这个作品，认为可与作者的诗媲美，富于深刻的艺术内涵和强烈的艺术魅力。1931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自传性随笔《安全通行证》，在这部作品中他回忆了自己1930年以前所走过的生活历程：和里尔克富于诗意的邂逅，音乐家斯克利亚宾的教诲和影响，在德国的留学生活，意大利之行，与家人出国旅行，诗坛生涯，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友谊等，从中可以了解到作家的艺术观、创作观及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诗坛的现状。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苏联开始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文艺界的很多人受到迫害。他也曾被关押、审讯，在严峻的社会政治形势下，帕斯捷尔纳克只好远离政治，保持沉默，以翻译为生。直到卫国战争爆发以后，他才满怀爱国热情，走上前线采访，写了许多通讯报道，鼓舞全国军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沉默8年之后，1943年他发表了诗集《在早班列车上》，两年后又出版了诗集《大地的延伸》。贯穿两部诗集的突出主题是诗人深情挚爱的祖国和英勇不屈的人民，诗的风格也趋于自然质朴，简洁明朗。1946年至1948年苏共中央对文艺界进行整顿，由于政策的原因，帕斯捷尔纳克和其他一些著名作家一起再次受到批判。为了明哲保身他再次选择沉默，继续文学翻译，一直到去世。他翻译了莎士比亚、歌德、拜伦、席勒、裴多菲、济慈、魏尔伦等人的剧作和诗歌，同时还翻译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受到斯大林的赞赏。1948年起他悄悄埋头创作《日瓦格医生》，直至1956年小说完成。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但是这部伟大的作品和他的作者却因此经历了一段曲折艰难的路程。1958～1960年间，他完成并整理了组诗《雨霁》（又译《到天晴时》）和自传性随笔《人与事》，还致力于历史剧三部曲《盲美人》（未完成）的创作。《雨霁》中有不少诗篇抒发了他晚年的精神苦闷，流露出凄凉哀伤的情调。《人与事》是他对生活、现实、命运、经历的回顾。这两本书先后在国外出版。不过，就一生的创作与翻译来说，帕斯捷尔纳克自己认为除了《日瓦格医生》还值得一读以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价值，足见他对《日瓦格医生》的珍视。

二、《日瓦格医生》

此书从出版到获奖历经了苏联文学史上轰动一时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1956年手稿送到《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不久帕斯捷尔纳克收到一封措词极其严厉的退稿信：“……你的小说实质是仇视社会主义……小说中声明作者的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之后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十月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而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9〕1956年6月，他把手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意共党员费尔特里内利，希望在西方出版，但9月又打电报向费尔特里内利索回手稿。与此同时，意共领导人和苏联驻意大利使馆都向费尔特里内利施加压力，当年11月该书译成意大利文后在米兰出版了。接着，又出版了法译本和英译本。西方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称赞这本书。意大利《现代》杂志主编尼古拉·齐亚洛蒙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概括了俄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继《战争与和平》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英国作家彼特·格林把《日瓦格医生》称为“一部不朽的史诗”，并说“《日瓦格医生》的出版使阳光穿透云层”。美国著名苏联文学研究者马克·斯洛宁则宣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的出版是文学界的头等大事。”(www.daowen.com)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帕斯捷尔纳克遂致电表示谢忱：“非常感谢。激动、自豪、不安、惭愧。”西方各界人士纷纷向作者表示祝贺。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西方媒体乘机炒作，煽风点火，在政治上大做文章，称《日瓦格医生》“传达了对俄罗斯历史上悲惨的40年的控诉”。苏联被西方舆论激怒，立即进行猛烈反击。帕斯捷尔纳克也遭强势力量的攻击和批判。一批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谴责作者把小说交给外国出版商的行为“玷污了苏联作家和公民的起码荣誉和良心”。苏联各报刊也指责他是“社会主义的污蔑者”、“苏联人民的诽谤者”、“犹大”、“叛徒”等。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苏联政府甚至提出让他离开祖国。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只得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致信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恳求不要对他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工作在俄罗斯。我和她是不可分割的……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对于我来说就意味着死亡……”^〔10〕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不满，许多著名的有良知的社会活动家、学者、作家及文化团体纷纷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苏联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没有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他幽居在莫斯科郊外，闭门谢客，在凄凉和孤寂中度过了他坎坷一生中痛苦的最后两年。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为帕斯捷尔纳克平反，并恢复他的会籍。曾受到口诛笔伐的《日瓦格医生》也于1988年与苏联读者见面。1989年作家的儿子代表父亲在瑞典接受了迟到了3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包括了十月革命前后几十年的重大历史事件：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等，小说的“尾声”部分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作者所指的俄国“美好而又敏感的一面”，就是以主人公日瓦格为代表的一代俄国知识分子，倾注了作家对历史和个人利益的深沉思考。

小说情节主要以日瓦格医生的生活遭遇为线索。日瓦格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富翁的家庭里，后来父亲破产自杀，家道中落。10岁时，母亲去世，成为孤儿的日瓦格由舅父抚养，并在彼得堡完成大学学业，毕业后与教授的女儿冬尼娅结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1917年二月革命发生后，他又回到莫斯科原来的医院工作。十月革命后，首都生活艰难，为了寻求温饱和安宁，他携全家穿越战火燃烧的城市、村庄，千里迢迢来到西伯利亚老家瓦雷金诺。在这里，他遇到过去的女友拉拉。不久，他被红军游击队征用去当医生。因他下落不明，妻子只得带孩子重返莫斯科，后被驱逐出境。日瓦格逃离游击队后，与女友拉拉隐居瓦雷金诺，但短暂的平静生活很快被打破，女友逃往远东，他只身回到莫斯科。此时他已妻离子散，独自在贫困、寂苦、潦倒、多病中挣扎，最后心脏病发作，猝死街头。

日瓦格医生是苏联十月革命前后旧知识分子心灵探索的悲剧形象。他的悲剧主要体现在对革命的认识和爱情的经历上。

首先，他善良、正直、富有人道主义情怀、博学多才，既是优秀的外科医生，又是艺术修养很高的富有才华的诗人。他敏感、多情，内心世界异常丰富，对一切尤其是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痛恨不合理的旧世界，渴望新生活。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日瓦格就在一次同拉拉的交谈中说：“这一个时期始终渴望能够生活得忠诚而有效！我是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精神的一部分！”这直接表达了他对革命的向往和期待。十月革命到来之后，日瓦格及其同仁是赞赏革命的，他们感叹：“革命是多么出色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他们甚至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日瓦格还准备为一切好起来而牺牲自己的一切，他自愿放弃财产，挪让房间，与妻子岳父一道坚持度过革命时期的困难日子，并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努力行医、工作。但紧随而来的国内战争对俄罗斯大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到处都是混乱、残忍，人民经受了过分的苦难。日瓦格无法接受这“普遍的暴行”，他说：“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18个月的游击队生活，日瓦格更接近战争的暴力，他看到了大片俄罗斯村庄变为焦土，腰挂圣经免灾符的青年互为仇敌、战死沙场，白军惨无人道地虐杀红军战士，游击队则处死叛徒和违反军纪的士兵，一个游击队员甚至在极度恐惧中亲手杀死了自己至爱的妻女。一切都那么残忍疯狂。善良的天性使他无法承受残酷现实的重负，他痛苦、矛盾、不理解，希望在大自然和爱情中寻求个人的安慰和解脱。然而他无力保护自己的亲人，无法维持家庭的生计，事业与理想都一无所托。他逃离了游击队，尽管天天处于被揭发的惶恐之中，他还从人道主义方面对十月革命的功绩深表赞同。但是，战争和无休止的杀戮终于使这个心地善良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失去了理性的赞许，以他孩童般单纯的心灵、带宗教色彩的人道主义胸怀，无从理解革命暴力的必然性，更无法忍受革命中的偏差。他既反对白军的暴力也反对红军的暴力，他把暴力和毁灭看成一回事儿，但他始终未同白军同流合污，只想寻求一条回避斗争的中间道路，追求个性的完善，终于陷入与世隔绝的个人小天地里。但是，他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真善美，这种真善美代表着人类超越时代的最终理想，同时也是这部作品的基本精神。日瓦格受舅舅尼古拉的影响颇深。舅舅是一位自愿还俗的牧师，他是反对沙皇统治的进步思想家，在他看来，历史是基督创造的，主张爱人和个性自由的思想。此外，舅舅尼古拉还是“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舅舅尼古拉的这些思想在日瓦格的头脑中深深扎根。日瓦格接受了这些思想，形成他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在他看来，只有唤起和弘扬人们的爱心，人与人真诚相爱，尊重个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才能弃恶扬善，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向理想境界攀登。所以，他憎恶旧俄国不合理的制度，满怀热忱欢迎、肯定和赞赏革命的正义性，结果，时代的革命洪流冲击和破坏了他的理想生活，侵犯了他的个性自由和独立，使他从渴望革命、赞叹革命、疏远革命、厌恶革命到终于背离革命走向独善其身。最后，在穷困潦倒中结束了一生。

日瓦格思想上的矛盾性在于，他肯定革命的正义性，却否定革命的暴力手段。他想逃避现实，走一条回避斗争的中间道路。然而，在瓦雷金诺的世外桃源生活终于破灭，寄托他美好理想的同拉拉的爱情也成为泡影，给他温暖的家人们又远在国外，满心伤痛的日瓦格只好回到莫斯科。他看不起那些迎合时尚的知识分子，鄙视赶浪头的行为，宁愿干一些粗活儿糊口。出于人道主义，他渴望人民大众不再受奴役的俄罗斯祖国的新生。他欢呼十月革命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公正制度，他希望人道主义理想能在革命中和革命后逐步实现。然而他考虑的是一个革命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准则的问题，他的信念与追求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和社会现实发生了冲突。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日瓦格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愿随波逐流，希望与失望、追求与迷惘、热情与痛苦交织成复杂的心理。革命难免有失误，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幻想走中间道路只能说明他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每个人都必须经受时代大潮的淘汰，每个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这种淘汰和选择是严峻的，它决定着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日瓦格想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追求个人安定的生活和维护个人自由的信仰，显然，这种人生选择是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结果，时代的革命洪流冲击和破坏了他的理想生活，侵犯了他的个性自由和独立，使他从疏远革命，厌恶革命到终于背离革命，成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多余人”。这是一个在历史大变革时代没有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没有同广大人民群众并肩前进、共同创造历史的旧知识分子的悲剧。

日瓦格对待爱情也充满了矛盾。日瓦格与妻子冬尼娅的结合，完全是理性的婚姻，更多的是一种对家庭的责任。他们出生于同一阶层，从小在一起长大，结为夫妻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的爱缺乏原欲冲动之下的激情。是时代的浪潮把拉拉与日瓦格推到了一起。拉拉与日瓦格在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上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们的精神视野、生活理想、性格气质却很相似。坚强的意志力量，不屈不挠的个性品格，内在心灵美，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等优良品质，让他们心有灵犀。日瓦格第一次见到拉拉，就体会到她的全部内涵，他努力压抑着心底涌动的衷情，但他们再度相逢时，无法克制的情感喷涌倾泻。日瓦格对抚养他长大成人的冬尼娅一家以及和他一起长大的妻子的高尚品质是怀有深切的敬爱之情的，安宁平静的家庭生活使他离不开妻子。与拉拉的交往，使他有一种负罪感，他谴责自己在冬尼娅和家庭面前是个罪人，又无力自拔。感情与理性的矛盾煎熬着他。他参加游击队以暂时缓解内心的苦痛，然而逃离游击队之后，他的感情天平又重重地倾向拉拉一边。如果说他对冬尼娅的爱是遵循理性法则，是受理智和道德支配的，那么他对拉拉的爱已经成了一种真挚的发自内心的火一般的情爱。他不忍抛弃妻子，觉得应该回到妻子身边，但他更离不开拉拉，拉拉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世界，拉拉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未来。与拉拉的永久分离，使日瓦格的精神生命完全崩溃。

拉拉的命运更为悲惨。她是一位美丽、聪颖、坚强而温柔的女性，只是在少女时代被狡猾无耻的律师科马洛夫斯基奸污，这一不幸成为她人生悲剧的主要根源。但她忍受着心灵的创伤，努力进取，完成了大学学业，与热恋着她的青年帕沙·安季波夫结婚。婚后不久，丈夫从军上了前线，从此杳无音信。为寻找丈夫，她作为护士辗转于前线，饱尝战火和颠沛流离之苦。与日瓦格相遇、相知、相爱，虽短暂却是她一生幸福的时光。十月革命之后的战乱年代，她带着女儿艰苦度日，不仅没有得到身为红军指挥员的丈夫的照顾和保护，反而受到牵连。为了保全自己和女儿的生命，他听信科马洛夫斯基的蛊惑，跟随他逃往远东，并做了这个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长的夫人。内战结束后，她一回到莫斯科就被投入集中营，不知所终。她一生受尽磨难，却始终从容面对，像日瓦格一样从心底里向往着追求着美好的生活。在她身上体现了俄罗斯女性善良、坚韧、热烈、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日瓦格医生》在艺术上也值得称道。隐喻和象征是小说最常用的艺术手法。日瓦格来源于俄语“生命”一词，暗喻日瓦格的遭遇，日瓦格成了生命的象征。美丽、善良、坚强的拉拉是俄罗斯母亲的化身，帕沙、日瓦格、科马洛夫斯基对拉拉的感情纠葛，寓指革命、中间、反动三种历史力量对俄罗斯的争夺。小说的自然景观和日常事务既是人物命运发展的背景，或说环境，同时也具有象征的意义。送殡当天的夜里，肆虐的暴风雪衬托出小尤拉凄凉的心境，拉拉家中的烛光意味着她纯洁的心灵在黑暗现实中无依无助的痛楚，而日瓦格在街上看到拉拉家中的烛光，则又暗示了他们在灵魂上息息相通，预示了他们最终的结合。

另一大特色是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写实性的叙事传统和他的诗意品质完美的结合，《日瓦格医生》被称为“诗话小说”。无论是开头凄清的荒野漫天的风雪还是结尾意境隽永的诗章，作品处处留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1960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在接受美国女记者奥丽嘉·卡里斯莱的采访时谈到，“当我写作《日瓦格医生》时，我时刻感受到自己在同时代人面前负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是偿还债务的试图，当我慢慢写作时，还债的感觉一直充满我的心房……我认为有责任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那是遥远的过去，但它仍然浮现在我们眼前。时间不等人，我想把过去写进《日瓦格医生》之中，并对俄国当年美好的而又敏感的一面给予公正的评价。”^〔11〕从中可以看出帕斯捷尔纳克的理智探索的人道主义情怀和高度的人类责任感。小说既体现了欧美文学中人文主义母题，更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中自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理想和思考。小说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思想探索的艺术总结，是一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彷徨迷惘的挽歌，也是一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灵魂独立的颂歌。日瓦格的美好憧憬也将继续激励人们为人类精神的崇高目标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