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年），苏联当代著名作家，20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一、生平与创作

1905年肖洛霍夫诞生在顿河岸边的维约申斯克镇鲁日伊林村。肖洛霍夫家是从梁赞省迁居顿河的外来户。父亲做过商店的店员，租种过哥萨克的土地，做过磨坊管理员和走村串镇的货郎，职业经常变换，没有不动产，生活并不富裕。十月革命前，肖洛霍夫在小学和中学读书；国内战争时期，他在农村从事扫盲和文化宣传活动，1920年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征粮队，担任粮食征集员，同富农、白匪进行过艰苦的斗争。这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22年，肖洛霍夫来到莫斯科，先后当过装卸工人、建筑工人和房产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

肖洛霍夫从童年起就受到顿河地区人民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熏陶。他喜欢顿河的景色，熟悉哥萨克人的尚武习俗，熟悉他们按照自然日历安排春耕秋收、割草捕鱼的日常生活。肖洛霍夫的一生基本上都在顿河地区度过，他一直生活和工作在他书中描写的人物中间。

肖洛霍夫童年时被父亲的藏书培养出来的文学兴趣，加上丰富复杂的生活经历，促使他开始文学创作。1924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并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联合会（“拉普”），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1926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色的原野》，1935年后又将两部小说集和其他早期短篇小说合为一本《顿河故事》再出版。他写的短篇小说，都是他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的不可忘却的事件。1975年，他在谈到自己怎样成为作家时说：“我的成熟还是在经历了炽烈的国内战争的少年时代。需要写作，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需要得到反映。这样就创作了《顿河故事》。”

《顿河故事》所收集的30个短篇都以顿河地区的国内战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素材，表现翻天覆地的政治斗争在家庭和亲人之间造成的矛盾和冲突。如《胎记》（1924年）描写匪帮头目柯舍沃依率部劫掠，红军骑兵尼古拉则奉命追剿，在激战中尼古拉死于柯舍沃依刀下，当柯舍沃依脱下死者的靴子时，却从死者脚上的胎记认出他是自己的儿子。匪首痛心疾首，开枪自杀。《看瓜田的人》（1925年）描写担任村中战地法庭警察队长的父亲，打死了同情红军俘虏的妻子，他的小儿子为营救当红军的哥哥，砍死了前来搜寻哥哥的父亲。

十月革命的到来和国内战争的爆发，激化了哥萨克的阶级对立，短篇小说《死敌》（1926年）即描写了这一现实状况：“仿佛有谁在村子里犁了一道鸿沟，把人分成了敌对的双方”，一方是村苏维埃副主席叶菲莫和村子里的贫农，另一方是伊格纳特等四五个商人、富农和一部分中农。伊格纳特是个凶恶狡猾的反革命分子，他仇恨苏维埃政权，操纵村子里的选举，让其女婿窃取了村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他偷税漏税，雇工剥削，欺压群众，在村子里横行霸道。叶菲莫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于同伊格纳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怕打击，不受利诱，虽然后来被伊格纳特一伙杀害了，但他坚信自己一个人倒下去，将会有20个勇士站起来，革命事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牧童》（1925年）中的牧童在报上揭发村中一个富农的女婿窃取了苏维埃主席的职位，把好地分给富人，发生牛瘟也不请兽医医治。这个富农女婿得知后，开枪打死了牧童。

这些短篇小说描写了顿河地区哥萨克家庭内部、骨肉亲情之间在革命与反革命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大胆表现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社会矛盾的严酷性，从而鲜明地反映了作者早期创作的现实主义特点。肖洛霍夫对国内战争的描写、观察角度和表现方式与其他作家有所不同。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毁灭》等作品所描写的国内战争，场面较大，规模宏伟，表现一群人对一群人、一个阶层对一个阶层的斗争。阶级、集团之间的斗争占据主位，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隐伏在集团和阶级斗争的后面。肖洛霍夫则不然，他把巨大的阶级斗争场面浓缩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家庭矛盾，通过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表现出来，这就更加鲜明地反映出时代变革的急遽和严酷。肖洛霍夫的早期作品虽然过于注意描写事件的戏剧性，但塑造的形象却血肉丰满、性格鲜明，因此在当时就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但是，肖洛霍夫此时的创作也带有一些抽象的人性论色彩和自然主义倾向，在艺术上还不是十分成熟。

1926年，他从莫斯科返回维约申斯克定居，开始着手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创作。此后的14年中，他力图在这个四部八卷的鸿篇巨制中，借小说主人公青年哥萨克葛利高里·麦烈霍夫的个人悲剧，史诗般地再现20世纪初20年间顿河地区的社会变革和急剧的历史转折之下哥萨克的生活与命运。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达到高潮。1930年，顿河地区根据政策要求在农村全面开展消灭富农、一切入社归公的集体化运动。“生活的新鲜足迹”为作家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新空间。他积极深入农村，了解运动的第一手资料，1932年发表《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小说描写的是顿河地区农业集体化问题。但不难看出，小说所反映的内容无疑是顿河哥萨克走进新生活的艰难曲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小说中对中农梅尼谭可夫加入集体农庄前的典型心理刻画，“他在梦里也很痛苦……接受集体农庄可不容易呵！他是带着眼泪、带着血，好容易把那条跟私有财产、跟耕牛、跟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连接的脐带剪断”，正是这种艰难复杂性活生生的体现，使作品成为现实生活的及时反映。

《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以反革命的原白军军官和共产党员谢苗·达维多夫同时来到哥萨克的格列米雅其村为楔子，定下了紧张的阶级斗争基调。情节以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展开。以原白军军官和村里的富农勾结在一起。暗地里制造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和反革命事件为暗线，以正面人物、优秀共产党员达维多夫为明线，一明一暗着力表现革命工人挺进农村、清算富农、建立集体农庄等一系列事件。这两条线索在渐次展开的事件体系中交叉发展，揭示出现实生活中贫农、中农同富农、白卫军分子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以及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日常生活的冲突，农民克服自身私有情感的斗争等。以达维多夫为中心的主人公们在复杂事件与斗争中、在同人民的关系中显示出自己的本色。他们的性格既是个性化的，同时又十分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的特点与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

小说第二部是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末完成的。时隔30年，其间经历了卫国战争和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的全面清算，苏联的社会思想，包括文艺思潮，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小说第二部在人物情节的安排上与20世纪30年代的构思明显有所不同。与第一部里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相比，第二部更多流露的是人情味，洋溢着浑厚的人道主义激情。随着事件向人物的过渡，作家的笔墨更多地花费在人物的内心世界上，人物性格通过日常生活交往和个人的爱情波折真实细腻地展现出来。中心主人公达维多夫不仅是第一部中朝气蓬勃、紧张干练的共产党员，而且是具有深沉细致情感的普通人。他在爱情上的迷误和个性中的软弱，与他的革命性、坚定性一样，多侧面多层次地丰满了人物形象。他在工作方法上的改进，突出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苏联文学大力提倡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这种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的抒情笔调构成第二部与第一部截然不同的基调，所以有人认为“第二部就是以感人肺腑的抒情笔调写成的具有广阔前景的人的情感教育的诗篇”。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肖洛霍夫作为战地记者走上前线。战争期间，作家写了大量的战地报道、特写和随笔，例如《在镇河》（1941年）、《在维约申斯克镇》（1941年）、《在哥萨克农庄》（1941年）、《在斯摩棱斯克一带》（1941年）、《在南方》（1942年）等。1942年，肖洛霍夫为纪念卫国战争一周年，发表短篇小说《学会仇恨》。1943、1944年他开始发表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片断，此后分别于1949、1954、1969年发表这部小说的部分章节，但直到作家于1984年去世，这部小说仍未完成。

1956年12月31日和1957年1月1日肖洛霍夫在苏联《真理报》头版头条连载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这篇小说的题名本身就含有人道主义的意蕴。小说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传统叙事模式，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让索科洛夫叙述他在战争中的遭遇。战前孤儿出身的索科洛夫是个司机，凭着勤劳本分，他建立了虽不富裕但却幸福的小家庭。战争爆发后他上前线当了汽车兵，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负伤被俘，在德国人的俘虏营里吃尽苦头，后来他利用给敌人工程师开车的机会逃回自己人的怀抱。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在他离家后不久就被德国人的炸弹炸死在家里，他当炮兵中尉的大儿子不幸在战争即将结束前牺牲。战后失去所有亲人的索科洛夫收养了战争孤儿万尼亚，彼此相依为命。这篇小说是关于战争苦难的倾诉，是对苏联战士不可摧毁的坚毅精神的讴歌。小说发表后，在苏联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在《一个人的遭遇》之前，苏俄文学中以二战为题材的作品不在少数，但均因战后严重的个人崇拜和“无冲突论”的影响，鲜有对现实“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而《一个人的遭遇》破例第一次正面描写战争的灾难，道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创伤的真相，它对人们的震撼力可想而知。此外，小说把俘虏作为主人公，将普通人塑造成英雄。作家在描写灾难的同时，竭力开掘普通人的内在美，质朴平凡的英雄主义和凝聚在他们身上超越灾难的精神力量，这在苏俄文学史中也是开先河之举。小说名为“一个人的遭遇”，实际上当作家繁简有致地书写索科洛夫的不幸遭遇时，贯穿始终的人道主义内涵将其放大到俄罗斯人民乃至全人类，“一个人的遭遇”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故而获得现实的和历史的不朽意义。肖洛霍夫的这部短篇小说因为“揭示了普通人的复杂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被认为：“对苏俄文学的发展有原则性的意义”。

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学界享有巨大的威望。他生前曾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苏共中央委员、列宁奖金和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1965年10月，肖洛霍夫因“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品格”被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苏联惟一一位被政府承认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1984年2月21日，肖洛霍夫病逝。

肖洛霍夫的创作生动地反映了苏联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农业集体化运动、卫国战争等历史时期的人民生活，特别是顿河哥萨克的生活。他的创作准确地表现了动荡时代的形势和复杂的矛盾斗争。深刻地描写了社会变革和战争给人民生活和人的命运带来的变化，因此，苏联文艺评论界称誉他为“顿河史诗作家”。他更由于善于描写历史急剧转折时期的悲剧性冲突和悲剧情势，描写处于历史矛盾漩涡中的人的命运的悲剧，所以又被称为“悲剧作家”。他的作品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作家的确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新的、决定本世纪生活特征的内容”的真正的先锋艺术家。

二、《静静的顿河》

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20年心血的结晶，共分四部八卷。第一部（1～3卷）（1928年）描写了1912至1916年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事件，再现了顿河哥萨克的历史状况和传统生活方式。第二部（4～5卷）（1928年）描写了1916至1918年春顿河地区复杂的阶级斗争，包括二月革命、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直至顿河地区国内战争开始。第三部（第6卷）（1933年）表现了1918年春至1919年5月国内战争最激烈时期哥萨克的表现及思想状态。第四部（7～8卷）（1940年）反映了1919年春至1922年顿河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匪帮彻底覆灭时期哥萨克的变化。

《静静的顿河》着重写的是俄罗斯历史上从1912年至1922年至关重要的十年，这是社会动荡，新旧制度交替，新的仪式开始同传统的思想、习惯激烈搏斗的年代。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上，肖洛霍夫深刻地揭示了顿河地区哥萨克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命运。哥萨克不是一个民族的名称，而是俄罗斯人中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原意为“自由的人”“勇敢的人”。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是由16世纪以来从俄罗斯中部地区逃亡而来的农奴和仆人组成的，他们在顿河地区以打鱼和农耕为生，并自发组织起来保卫家园。战斗和劳动相结合的生活方式代代相传，养成哥萨克人剽悍、坚强的性格。历代沙皇政府都利用哥萨克的勇敢精神为扩张军政服务，因此入营当兵成为哥萨克男子的神圣职责，效忠沙皇成为他们的传统思想。这样哥萨克便形成了具有独特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并保持家长制宗法社会的特殊社会阶层，而这也正是小说主人公生活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

小说以顿河岸边鞑靼村几个哥萨克家庭的经历为线索，表现了20世纪初顿河流域农村动荡变革的过程。其中主要写了葛利高里·麦烈霍夫一家和他的邻居斯捷潘·斯塔霍夫等几个家庭。在十年的社会变革中，这几个保持着宗法社会家长制传统的家庭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家破人亡。葛利高里的妻子娜塔莉娅在战乱年代死于流产，兄嫂及父亲在哥萨克暴动中相继死去。斯捷潘在暴动失败后逃亡国外，他的妻子阿克西尼娅同葛利高里倾心相爱。葛利高里经过种种遭遇后决定和阿克西尼娅逃离鞑靼村，途中阿克西尼娅不幸被巡逻的红军士兵打死。葛利高里心灰意懒，当他把枪支弹药扔进刚刚解冻的顿河返回家园时，他那个曾经充满欢乐和幸福的大家庭只剩下已出嫁的妹妹和失去母亲的儿子。作者用经纬交织的笔法，通过几个哥萨克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示俄国哥萨克社会的这段历史进程，描绘了大变革时期社会的冲突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感情、习俗、性格遭受的激烈震荡。

尽管肖洛霍夫描绘这场历史变革时保持着冷静客观的笔调，但作品总的思想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哥萨克宗法制社会生活的崩溃可以看做是一场悲剧，而肖洛霍夫是站在十月革命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悲剧的。一方面他为小说中哥萨克男女在历史动荡中的悲剧命运感到惋惜，深表同情，同时又认为十月革命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社会进步。整个小说的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命运等都让人感到，革命尽管不是一帆风顺，会遭受种种挫折，包括革命者的缺点和错误造成的失败和挫折，但革命终究要向前发展；哥萨克劳动人民只有摆脱旧制度的羁绊，才能获得新的生活。正因为这一点，小说中虽然写了家破人亡的悲剧，但始终保持持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乐观基调。(www.daowen.com)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葛利高里·麦烈霍夫。整个小说的情节、结构基本上都是围绕他展开的。葛利高里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勤劳、淳朴、善良、真诚、热情、勇敢是他最显著的性格特征。他从小就跟着父兄干各种农活，像所有哥萨克一样，葛利高里爱马，善于骑马，而且骑术高明。他心地善良，割草时无意中砍死小野鸭，都会感到十分心疼。他待人宽厚，甚至对情人阿克西尼娅的丈夫也不记前仇，救他脱险。如果说葛利高里具有劳动哥萨克的种种优点，那么他身上也充分体现了哥萨克的种种弱点。效忠沙皇、遵守父命、入营当兵、哥萨克光荣等观念是葛利高里的生活信条。作为劳动者，他对土地的感情是纯朴的，但是作为私有者，他继承家业、占有财产的欲念是刻骨铭心的。他之所以不愿同阿克西尼娅远走高飞，正是因为他不愿离乡背井，舍弃土地、房屋和父亲挣下的那份家业。如果不是生活在20世纪初期这个动荡的时代，葛利高里会像父辈一样，作为一个勤劳勇敢的哥萨克而度过一生。但是时代的潮流将他推到了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上。在历史的剧变中，他有了新的追求，但是又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于是便在人生的历程上留下了摇摆不定的轨迹，走上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在小说中葛利高里这一性格和命运的特点，是从两个侧面展示的。在爱情生活中，他深爱阿克西尼娅，刻骨铭心，始终不渝，但却不敢冲破哥萨克的传统观念，只能谨遵父命而娶娜塔莉娅，然而婚后又不忘前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两个女人的悲剧。在人生道路上，葛利高里少年时代在鞑靼村的生活，是他最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但是从他入伍当兵起便被投入到颠簸激荡的历史长河中去了。作为血气方刚的哥萨克，他作战勇敢，但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布尔什维克贾兰沙的一席话，揭示了战争的实质，葛利高里效忠沙皇、哥萨克光荣等传统观念第一次受到剧烈冲击，他的头脑中发生了动摇。但是他一回到家中，家人的崇敬、邻里的奉承，又煽起哥萨克的优越感和偏见，回到前线又继续效忠沙皇。葛利高里曾两次参加红军，又两度离开红军投入白军。在历史发展急骤变化的关头，他徘徊于人生的十字路口，茫然四顾，不知所向。当他终于认清了应走的道路时，已经铸成了终生的大错。这就是葛利高里的悲剧。

肖洛霍夫说：“我在葛利高里·麦烈霍夫身上就想着表现人的魅力。”解读葛利高里形象的“人的魅力”，必须从他最初的战争经历开始探讨，但最能体现葛利高里形象“人的魅力”的还是他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和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尽管葛利高里最终面临着必然的悲剧命运，但这毕竟展现了葛利高里的精神炼狱——“心灵的运动”的过程和他自身的“人的魅力”。“摇摆性”作为葛利高里独特个性的表征，也是他“人的魅力”的个性价值所在，而这种个性价值是通过他“心灵的运动”得以显示的。肖洛霍夫指出：“麦烈霍夫有着十分特殊的个人命运，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在他身上体现中农哥萨克。”葛利高里具有独立、完整的个性，他的“摇摆性”既是他性格的必然产物，又使他从哥萨克群体中脱颖而出。

葛利高里的“摇摆性”集中表现为他在红军和白军两个阵营之间徘徊不定。这说明他面对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思考、在抉择，但思考和抉择之于他是十分艰难的。他每次脱离一个阵营而走向对立面，无不包含着对这个阵营和这种选择的否定，而他一次又一次由肯定到否定的悲剧性历程，最终使他步入了绝望的境地。在充斥着否定的悲剧性历程中，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思辨和探索便成了他崇高精神的体现。在这样的意义上，葛利高里的“摇摆性”：肯定——否定或否定——肯定则就是他“人的魅力”的标志。这种“人的魅力”是以毁灭的悲剧形式来重建的。

葛利高里是一个思想者，虽然他以哥萨克群体的传统意识来观照社会、观照人生，虽然他以与哥萨克群体悖谬的社会理想来否定狂飙突进的历史进程。葛利高里也是一个行动者，虽然这种行动缺乏必然的目标，虽然这种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并且他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然而这个缺乏深刻思辨的“思想者”身上，毕竟展示了严于解剖自我、否定自我、追求完善的品格；在这个近乎迷狂、执著的“行动者”身上凸现出百折不挠、不畏艰难和刚毅顽强的独特个性。肖洛霍夫在展示葛利高里这一充满“人性魅力”的悲剧形象的同时，展示了人物在历史的必然性前所面临的毁灭的命运，展示了在急骤变化的历史潮流中葛利高里的人生悲剧。社会进步，革命胜利，同个人的悲剧恰成鲜明的对照。这里当然有葛利高里自身背负的因袭重担所造成的迷误，也有客观形势使之坠入错误泥坑的缘由。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将葛利高里的命运置于小说结构的中心是企图通过这个形象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如何对待农民，特别是如何对待处在中间状态的农民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后，有的哥萨克聚居地区推行所谓“斗争哥萨克”的方针，不加分析地把哥萨克一律当做“沙皇的走卒”进行斗争，因而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叛乱。在历史急剧转折的时刻，人民群众对于革命运动的态度是千差万别的。领导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那些并非革命敌人，而是觉悟较晚、行动摇摆的人，从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中，便有值得汲取的教训。肖洛霍夫对于哥萨克劳动者寄予真切同情，他在肯定十月革命的同时，也注意到那些本不应该被历史淘汰、但却成为历史前进的牺牲品的人。对于他们所走过的一段弯路（或者说在历史进程中的迷误），他是站在十月革命的立场上从总结历史教训的高度来看待的，并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归入反革命的营垒。肖洛霍夫的这一立场许多年来不被一些批评家所理解，因而使葛利高里成为苏联文学界争论不休的人物。

小说中的两个哥萨克女性形象同样散发着“人的魅力”和完满的人性。肖洛霍夫从母性、爱情、绝望和痛苦等伟大概念中摈弃了所有非文学因素，并以倏然迸发的内在光辉照亮她们。阿克西尼娅和娜塔莉亚作为俄罗斯文学中杰出的女性形象，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俄罗斯妇女的品性和人格的完整。她们努力挣脱传统人格的束缚，去寻求独立的个性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哥萨克传统观念意识、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同时也超越了她们自身。阿克西尼娅所有的性格特征在与葛利高里爱情悲剧的整个过程中得以全部表现出来。作为宗法制度下的下层妇女，阿克西尼娅体验了生活的残酷和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痛苦。葛利高里的爱情使她的生命得以复苏，她平生第一次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她无法抵御葛利高里的爱情和自己对爱情的需求。她的爱情是无畏的，她迈出了叛逆的第一步。她无视自己额上的“红字”，并为获得真正的爱情而感到骄傲。在与葛利高里的父亲潘苔莱的冲突中，她发表了自己的爱情宣言：“为了我整个的、痛苦的生活我非爱不可！”“你们杀死我也不怕！”她的爱情也是至诚的，在与娜塔莉亚两次正面交锋中，她的反诘道出了爱情的自白。虽然她与葛利高里的爱情道路不免曲折、起伏，但她最终还是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尽管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以认为，阿克西尼娅是越出个人生存范围的一种力量的体现者，是权利原则性格和某种反叛精神的体现者。而娜塔莉亚则是体现了“人的魅力”的另一个层面。娜塔莉亚的爱情是深沉而悲怆的。她嫁给了并不爱她的葛利高里，既非屈从父母之命，也非出自爱情之外的其他权益，而仅仅是因为自己真诚、无助的爱情。她的爱情是悲剧性的，虽然她拥有所谓的“家庭”。她整日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竭力维持这个形式上的家庭，然而她整个一生却从未真正获得过葛利高里的爱情。痛苦和绝望使她想到了死，并去以身殉爱，但一切并未由此发生逆转。如果说她对葛利高里深沉、坚贞的爱情表现出她的独特性格，那么，她奋起抗争，她对葛利高里背叛的指责，她在大雷雨前对葛利高里绝望的诅咒，她决心堕下葛利高里的孩子、弃绝这个形式上的家庭并诉诸行动——娜塔莉亚“心灵的运动”的总过程，则全面展示了她独立的人格特征。在这样的意义上，阿克西尼娅是难以与她媲美的。她最终成为其独立人格和自觉意识的牺牲品。娜塔莉亚对葛利高里的爱又是博大的。还在当姑娘时，她便不屑有关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尼娅私情的流言，毅然决定把初恋献给葛利高里。最后在弥留之际，她依然嘱咐儿子，让他代自己亲吻一下终生苦恋的葛利高里。至此，娜塔莉亚这一形象所包容的“人的魅力”已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

《静静的顿河》在艺术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首先在于以其宏大的叙述结构、深邃的历史视界获得了诸多史诗的风格特征。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作家展示了决定哥萨克乃至整个俄罗斯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描写了一系列独具个性的历史人物形象——革命领袖列宁、斯大林，沙皇尼古拉二世，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白军头目科尔尼洛夫、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等。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主要有施克托曼、波得捷尔柯夫、珂晒沃依、葛利高里、潘苔莱、伊莉尼奇娜、彼得罗、阿克西尼娅、娜塔莉亚、达丽娅等。作家将主人公葛利高里一家的“苦难的历程”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并以此为主线，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现了俄罗斯哥萨克群体所经历的“世纪之路”，反映了他们“由于战争和革命的结果在生活和人的心理上所发生的那些巨大的变化”。

其次，《静静的顿河》表现出一种富有地域特征的创作风格。小说通过运用方言俚语、引用民间口头文学等手法，再现了顿河哥萨克淳厚古朴、洋溢着哥萨克群体浓郁的乡土气息的生活场面和社会风俗，凸现了哥萨克热烈粗犷、自由豪迈的群体性格。如篇首所引的哥萨克古歌，从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了哥萨克自古以来的艰辛历史与悲壮情感的世界：

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

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

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

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

再则，传统悲剧要素、现代悲剧要素和作家的创新要素的融会统一，构成了《静静的顿河》独特的悲剧形式。传统悲剧总是与崇高联系在一起，不仅描写苦难，而且展示对苦难的反抗。在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出的社会理想和英雄气概，使他们闪现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20世纪，崇高的悲剧观念面临着非理性主义的挑战，在非理性主义哲学观念的观照下，整个现代文学都变成了一种广义上的悲剧文学，即泛悲剧文学，从而失去传统悲剧的内在特质。在这种文艺思潮的背景下，《静静的顿河》的创作在接受传统悲剧美学的基础上，也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在情节结构上，小说采用“突转”和“发现”将悲剧情势推向高潮，这是继承了传统悲剧的创作手法。“突转”手法在葛利高里携阿克西尼娅逃亡这一节中表现最为突出：葛利高里携阿克西尼娅逃离鞑靼村，去寻找期盼已久的安宁生活，但他的行动却将阿克西尼娅推向死亡的边缘。而“发现”手法作为特别的内驱力使得葛利高里在不断选择和否定选择中完成自己性格特征的建构，也使得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尼娅、娜塔莉亚之间的冲突情势变得尤为复杂。在叙述模式上，小说突破了传统悲剧的封闭性，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在选择普通人——哥萨克农民作为悲剧主人公的同时，将葛利高里等人的终极行动定位在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上，这就大大减少了悲剧的崇高感而带上了反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