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年）是20世纪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她不仅是著名的女作家、戏剧家，还是一位出色的电影艺术家。

一、创作与生平

玛格丽特·杜拉斯原名玛格丽特·多纳迪厄，1914年出生于交趾支那（现为越南南部）嘉定市。她的父母是平民知识分子，因为相信当时政府的宣传，背井离乡来到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希望能够在那里发财。不幸的是1921年，玛格丽特8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世，母亲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抚养3个孩子，家境贫寒。1931年，17岁的杜拉斯在支那读完中学以后，回到法国，在巴黎大学读数学、法学和政治学，获得法学学士、政治学学士学位。

她随后到法国殖民地署任职，1939年与作家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但不久就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杜拉斯投身于抵抗运动，曾经加入过法国共产党。1942年，她结识了《共产主义》的作者迪奥尼斯·马斯科洛，在共同生活15年并育一子后离婚。

杜拉斯的文学生涯开始于1943年，当年她发表处女作《厚颜无耻的人》进入文坛，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大战结束后，她逐渐受到知识界读者的赏识，成为当时法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她一生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前期创作（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中期）。杜拉斯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发表作品。那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有《厚颜无耻的人》（1943年）、《平静的生活》（1944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年）、《直布罗陀的水手》（1952年）。这个时期的作品，从技巧到风格都是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式的。其中作为她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完全是一部写实的作品。它以20世纪早期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为背景，描写了移居到殖民地来的一个法国普通家庭的生活，其中心人物是这个家庭的母亲。她的经历、她的奋斗故事和她的形象就是小说的基本内容。小说中刻画的这个母亲原本是个出身农家但是品学兼优的少女，大学毕业后在法国农村教了两年的书，后来受了法国官方的影响，和丈夫一道移居殖民地。丈夫去世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很小，母亲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生活，她长期教法文，教钢琴，到娱乐场所弹奏钢琴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经过多年的煎熬，她用积蓄向殖民当局买了一块土地来耕种。但是这块土地十分贫瘠，并饱受灾害，最后被太平洋的潮水卷走全部的收成。母亲开始新的长征，为了抵挡海潮她开始修筑堤坝。然而命运再次给了她沉重的打击，海水再次冲毁了修筑中的堤坝。这时的母亲已经心力交瘁，再也无法支撑，最后郁郁而终。

这不是一部虚构的作品，而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写实小说。小说中的母亲，写的就是杜拉斯的母亲，而小说中的情节，也基本上是作者成长时代的亲身经历。小说的写实性对真实地反映当时殖民地白人生活情况有非常大的价值，而文中母亲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命定性和对这种命定性的抗争。母亲在奋斗过程中所显示出的勤劳、坚强、勇敢以及悲怆的命运才体现了真正的人生。这个可怜的母亲也是小说的深情所在。

中期创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70年代）。这个时期是杜拉斯创作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她所创作的作品的普遍特征是情节的淡化、心理内容的加重、叙述角度随着内心的活动而转移，情节变化带着内心活动的色彩，语言成为内心倾诉、内心呼号直接的外在形态以及文学的电影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20世纪60年代以后，杜拉斯的创作进一步向试验性靠拢，在人物、情节、叙述方法、文体、文艺形式的界线以及作者与读者、观众的关系上，有了更大胆、更鲜明的反传统的处理。在这个时期，她的代表作品主要有《街心花园》（1955年）、《琴声如诉》（1958年）、《塞纳－瓦兹的高架桥》（1959年）、《夏日夜晚十点半》（1960年）、《广岛之恋》（1960年）、《如此漫长的缺席》（1961年）、《迷狂》（1964年）、《英国情人》（1967年）、《毁灭吧，她说》（1969年）、《爱》（1971年）、《恒河女子》（1973年）、《卡车》（1977年）等。这种风格使得她的作品受到了千万读者的喜爱。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广岛之恋》相对更具有代表性和冲击力。这部作品讲了两个爱情故事：二战期间，一个法国姑娘爱上了一个德国军官，受到了谴责和侮辱。之后她来到日本广岛，参加一部关于和平的影片的拍摄。影片拍完，她即将回国时，遇上一个被称为“广岛”的男子，两人产生了恋情。相对而言，她和日本人的爱情不值得一提，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婚外恋，但与他交往时，她的潜意识深处却时时浮现出她与德国人的恋情，战争的阴影像恶魇，时时萦绕着她。作品表现了一种令人绝望的爱情。人们在空虚苦闷的生活中似乎可以将爱情作为生活下去的希望，但是爱情也无法让人满足。爱受着道德的约束，爱会被战争毁灭。她笔下的爱情是绝望的爱情，潜伏的精神危机一触即发，死亡的阴影时隐时现，这些东西掺杂在一起，表现出对人生的思索，对战争的恐惧。《广岛之恋》电影的发行轰动世界影坛。

后期创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她的自传体小说里，杜拉斯又从她先锋式的立场上后撤了一步，对她已有的实验性的艺术方法大加节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基本采用了传统的叙述方法。杜拉斯的这一个变化，与其说是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转向，不如说是自传体小说这种形式要求相对确实、相对确定的生活内容这一点所决定的。这一阶段她的代表作品主要有《80年夏》（1980年）、《阿加莎》（1981年）、《阿加莎或无限的阅读》（1981年）、《情人》（1984年）、《痛苦》（1985年）、《蓝眼睛黑头发》（1986年）、《诺曼底海岸的妓女》（1986年）、《物质生活》（1987年）、《爱米莉·L.》（1987年）、《夏雨》（1990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年）、《扬·安德烈亚·斯坦纳》（1992年）。《情人》作为她整个写作生涯的代表作，使杜拉斯摆脱了所谓“阳春白雪”型作家的称谓，成为畅销作家，同时使杜拉斯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

《情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在《情人》中，“杜拉斯风格”被演绎到了极致——最擅长的题材，最不舍的自我，在这里交汇。一位法国少女在湄公河畔遇见了中国富商公子，他们一见钟情，在印度支那度过了一年半秘密的热恋生活。法国少女窘迫的家境使她过早地成熟，中国男人的关心和爱护终于唤醒了她的情欲，两人如痴如醉地坠入爱河中，品味着爱的欢乐与深沉。最终这一段如泣如诉的爱情，又被家族和血缘的传统观念所否定。

《情人》问世当年即获得了法国文学的最高奖——龚古尔文学奖，引起了社会与文学界的极大反响。《情人》几乎年年再版，不仅在法国，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都被列入畅销小说，并被译成40多种文字，至今已售出250万册以上。杜拉斯原属难懂的作家之列，《情人》的发表出乎意料地受到欢迎，取得很大的成功，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杜拉斯现象”，它使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法语作家。

由于过多地抽烟和喝酒，杜拉斯在1988年到1989年间就病得非常厉害。她曾经肝脏破裂、瘫痪，甚至经历了长达9个月的昏迷。但是她的创作精力仍然非常旺盛。1992年她还奉献给读者一部《夏雨》，而1993年的《写作》则是一本类似遗嘱的书。1995年她把最后一本小说《结束了》献给她最后一个情人。1996年，玛格丽特·杜拉斯逝世。

二、《情人》(www.daowen.com)

《情人》对于杜拉斯来说，可以算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不仅仅是龚古尔文学奖，也不仅仅是当年发行过百万的纪录，而是一部《情人》让杜拉斯作品“可读性”的问题为之改观，使她从“高处不胜寒”的神坛上走了下来。从此，杜拉斯不再曲高和寡，让人望而生畏，她进入世界一流作家行列。

《情人》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半个世纪前的法属印度支那，有一位15岁的法国少女。她和她的母亲、两个哥哥在那里过着清贫的生活。母亲是小学教师，整天为家庭的生计而奔忙。而两个儿子无心学业，不顾家庭。女孩是一所国立中学的学生，她对家里经济的拮据和关系的冷漠深感绝望。在一次返校的路上，在湄公河的渡轮上，她遇见了一位衣冠楚楚的青年绅士。他是当地首富的华侨巨贾之子，风流倜傥。两人一见钟情。正如二人后来回忆他们的相遇一样：彼此在双方目光的第一次相撞中，都有一种奇特的感受，领悟到其中所包含的令人心醉的成分。从那天起，他每天都用车接送她。他们双双坠入爱河，陶醉在爱的欢乐中。

他请她们全家吃饭，但是少女的两个哥哥只顾着狼吞虎咽，无视他的存在，而她的母亲在听到别人的议论后痛打了她。校长找来了她的母亲，在母亲的恳求下，也为了学校的声誉，校长决定不闻不问。而外界压力越大，他们就爱得越深，越加无法分离。不久，他们的故事在法国人居住区也传开了。少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和无助。青年请求他的父亲允许他们相爱，但是冷酷的老头一口回绝了。他虽然也曾经留洋，但是却想方设法，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阻止他们。他宁愿让自己的儿子死也不愿让他娶一个“白人小娼妇”做自己的儿媳妇。青年是懦弱的，他没有勇气和自己的父亲抗争，她也不愿意看到他这样。他们只能在痛苦和绝望中相爱，无视社会给他们的压力。当分离看起来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约定不再见面。可是他还是会坐在黑色的轿车内，带着羞愧的神情等她，而她也不顾众人的目光随他而去。他们也会有争吵，大吵大闹，或者彼此把自己封锁起来，陷于痛苦之中，但过后他们又会在泪水、失望和幸福中融为一体。

但是人毕竟还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少女的母亲历经坎坷，迫切希望能够离开这伤心的土地，而少女是一个心气很高的女孩，希望成为一个作家。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必须回到法国继续学业，因此，他们离别就成为了命中注定的事实。

少女离开以后，青年遵从他父亲的命令，和早已指定的从故乡来的未婚妻结婚，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回国以后，少女成了少妇，生儿育女，离婚又结婚，并成为作家。许多年以后，她的情人来到巴黎，带着他的妻子，告诉她，他一直爱她，至死不渝。

写《情人》时，杜拉斯已经71岁高龄了。这是一本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的小说，她在里面记录了自己50多年前在印度支那和一个中国青年的经历。书中出现的人物在她其他的作品中也出现过多次，比如母亲、哥哥、情人等，其实都是她真实生活中的原型。在《情人》淡淡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爱的纠葛和对似水年华的追忆。同时作品也体现了法属殖民地的生活、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复杂的家庭关系。这些作为爱情故事的背景，最终改变了两个年轻人的命运。杜拉斯本人说过，《情人》是一本不由得她不写而又离她远去的书，涉及的内容多于故事情节，主体绝非是一个法国少女和一个中国青年的故事，而是作为现代派艺术作家力图表达自身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内心的体验。总的来说，杜拉斯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在当时社会，人内心苦闷、空虚，人和人之间难以沟通，大家在迷茫中找不到生活的目标。爱情似乎是支撑人的一个动力，但是美妙的爱情在现实中也难以生存，死亡的疑云随时跟随着他们。

杜拉斯毫无保留地剖析了书中少女复杂的心态。初恋是美好、富有诗意的，但也必然是悲剧的。一个人，总是对她最初的爱刻骨铭心，特别是当这段爱无果的时候。《情人》中的法国少女一家，甚至她本人都试图否认自己的爱情。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我和他在一起只是图他的钱。不可能爱他，这种事情不可能。”而相对来说，青年的爱似乎更加坚定一些，他一再说，在渡船上遇见她真是一种奇遇。在第一次接触中，他的手是颤抖的。可见，他虽然对爱上她这个事实更有把握，却因为与生俱来的种族隔膜和自卑感，最终对他们的爱不够坚定。在少女明确了爱后，也无法放弃她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无法去放弃她白人的身份。那么，连接在两人之间的仅仅是情欲么？并不尽然。他们各自的遭遇让他们在彼此的胸怀中寻找自己的港湾。少女家庭的冷漠，青年家庭的严酷，让他们只能在相互的亲吻中得到慰藉，在肉体的欢乐中忘记痛苦。当他们不得不面对分离的时候，欢乐变成肝肠寸断，他们“在恐怖中紧紧搂在一起……沉浸在泪水、惆怅和幸福中”。小说看似极力渲染着肉欲的爱，可是能够维系他们后来长长的人生的却是精神上的依恋。在时间和空间被拉长以后，这种依恋就体现得更加明显。在50年后，历经沧桑的女作家听到那句一直爱她、至死不渝以后，心中会泛起怎样的涟漪？

杜拉斯在描写少女私情时表现出惊人的坦率，她敢于详细地描写自己失去处女之身的经过，毫不掩饰对情欲的渴望，无情地揭露冷漠的家庭，甚至可以承认自己在少女时代偶尔的同性恋冲动。正是杜拉斯这种大胆，使得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少女，她早熟聪慧，放荡不羁。

《情人》的艺术特色具有明显的现代派特征，有人将杜拉斯归结为“新小说”派，可她自己却不愿意从属于任何的流派。但无论是什么主义或者流派，都无法抹煞杜拉斯作品中的孤标傲世。她的意识流创作手法是最突出的。她从来不以完整的章节来介绍全局性的环境和情势，描绘广阔的生活图景或者完整地叙述事件的始末和说明思想感情的变化。她的作品可以说是一部情绪小说，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不是通过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来感动读者，故事仅仅作为一种情感的载体，真正用来吸引读者的是一种思绪，一幅画面，一个图景，一种旋律，归根结底是一种感觉。她以散文式的段落表述局部的印象和短时间心绪的变化，并漫不经心地将这些段落分开搁置。前一段还在写自己早熟的性格，之后就可以笔锋一转写到湄公河上的少年种种印象。

《情人》在写作上的突破，杜拉斯在她《相爱的故事》中曾作如下阐述：“什么妥协，什么在样式上需要按惯例做出‘合理布局’，对它嗤之以鼻，丢掉它……”杜拉斯的一生是追求极限写作的一生。在如何写作这个问题上，杜拉斯说：“宁可让人不理解。”这话的意思是，宁可让人读不懂她的小说，也不想为迎合读者的口味而丧失自己对美的保持。杜拉斯是一位极端唯美的实验型作家，平庸与通俗为她所不屑，她是那种把风格与先锋视为至高目标的作家，也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对语言的挑剔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冲击力与震撼力。同时，她也看重作品本身所表达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要么不写，要么出奇制胜。语言是杜拉斯的看家本领，在阅读《情人》的过程中，读者往往会产生一种被杜拉斯逐步征服的感觉。这就是《情人》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杜拉斯的魅力所在。文字一到杜拉斯的笔下，就变得飘忽不定。她可以随意地变换人称，可以自由地切换、穿梭叙述的时空顺序。尽管如此，读者还是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小说中透露出来的那一股充满张力的绝望之美，并不曾因写作手法的随意转换而感觉到有所松懈。相反，读者始终能够感觉到，杜拉斯那阴郁苍凉的心紧紧地绷在那儿。

“身处一个洞穴之中，身处一个洞穴之底，身处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这是晚年的杜拉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她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诠释。孤独与无助，是她生命的主要元素；不懈创作，是她活着的动力之源。作为“情人”的杜拉斯，以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在岁月的风尘染白鬓发之际，回眸那段尘封已久的异国恋情，依然有力量用极其惨痛的语言表达出人生的悲剧，把爱与恨演绎得如此分明、紧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