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洛（Saul Bellow，1915～2005年）是美国当代成就卓著的小说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以丰富而深刻的文学佳作，赢得辉煌荣誉，被评论界视为继福克纳、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当代美国作家。

一、创作与生平

1915年7月10日，贝洛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拉辛镇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他从小接受了犹太文化教育，生长在俄语、意第绪语、英语和法语并用的犹太居民区。1924年，9岁的贝洛随家人移居美国芝加哥。1933年秋天，贝洛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两年后又转入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于1937年毕业并获得人类学与社会学学士学位。离校后，贝洛一度当过编辑和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商船队服务，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大学执教，同时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和1963年，贝洛先后获得西北大学和巴德学院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此后的30年，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担任了该校著名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1994年，贝洛迁居波士顿，任波士顿大学文学教授。2005年4月5日，89岁高龄的贝洛在家中病逝。

索尔·贝洛的文学创作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1944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发表，该书以日记体形式记叙了小说主人公约瑟夫的一段生活经历和心理活动。受过大学教育的犹太青年约瑟夫辞去了原有的工作，在家等候入伍通知。在无所事事的“自由”时光里，他开始思考，感到与妻子、兄弟、朋友乃至所处的社会格格不入，渐渐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产生困惑，成为一个在生活和思想上都没有着落的“晃来晃去的人”。他急于入伍，结束自己的“自由”，以摆脱精神上的迷惘和痛苦。

身为犹太人，贝洛自然而然地取材于犹太人生活，描写犹太移民的生活和感受。但是，他并不赞成别人把他归入犹太作家之列，他认为自己表现的是美国社会，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命运。确实，从创作一开始，贝洛就不局限于写个人际遇或民族命运，而是显示出精神敏感的知识分子开阔的人道主义情怀。他深受欧洲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特别是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从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去探讨处于荒诞社会中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问题，约瑟夫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加缪笔下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和谐感的“局外人”的某些精神特征。

贝洛的第二部小说《受害者》（1948年）通过一个青年犹太编辑阿萨·利文撒尔的遭遇与思索，继续追问人的自我身份和生存的意义问题。贝洛早期的这两部小说明显可见存在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展示了一个荒谬而不可理喻的现代世界，笔调沉郁。

贝洛的成名作则是他于1953年发表的第三部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它被称为20世纪50年代表现“自我意识”的代表作，贝洛因此于次年首获美国全国图书奖。小说的主人公奥吉·玛琪是芝加哥一个出身贫民窟的犹太少年，离家独立谋生。这部小说采取了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流浪汉小说”的形式，描写奥吉到处闯荡的传奇经历。他到过美国、墨西哥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尝试干过五花八门的工作，从当店员、推销员、秘书，到偷书、当蛇头、组织工运；结识了不同阶级不同类型的各色人物，他们试图成为他的“人生导师”。对奥吉而言，他追求的不仅是生存，而且是“自我”的无限的自由，能拥有一个“值得追求的命运”。他不断变换职业，不断摆脱企图控制或改造他的人，但最终也没能冲破社会设置的限制的罗网。这个渴望自由的理想家和探索者，最终成为一个倒卖战争剩余物资的掮客。

贝洛笔下的“流浪汉”与传统流浪汉小说中主人公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要经历外在的、身体上的流浪，而且要承受精神上的流浪感。这种“流浪感”与经历长期流散生涯的犹太人精神深处的漂泊意识密不可分。但是贝洛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将这种民族意识与现代人自我迷失的流浪感叠合起来，不仅思考犹太人的生存现实，更是反映出战后美国现实和当代人的精神危机。

发表于1959年的长篇小说《雨王汉德森》，是贝洛的又一部描写现代“流浪汉”冒险经历的作品。主人公汉德森是作者笔下仅有的几个非犹太人主人公之一。他出身美国的名门望族，本人拥有硕士学位和百万家产，却因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而痛苦，内心深处经常发出“我要、我要”的呼声。为了弄清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他到非洲去游历探险。在经历了许多悲剧或喜剧性的遭遇后，他由于为一个久经干旱的原始部落求来了大雨，当上了雨王。汉德森逐渐醒悟到自己的人生追求，希望能以行医造福他人，他内心的呼声变成了“他要，她要，他们要”。汉德森紧张而严肃的思索过程和后来的精神新生，反映出西方知识分子寻求和确立人生价值的积极努力。贝洛采用传统小说叙述方式讲述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又以意识流的表现技巧表现了汉德森跌宕起伏的心理和情感活动，表现出对传统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不同表现手法的驾驭能力。

贝洛创作的第六部小说《赫索格》（1964年）被公认为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为他赢得了第二个美国全国图书奖。小说主人公大学教授赫索格是位40多岁的美籍犹太人，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收入并不能使他摆脱生存困境。他经历了两次婚姻的失败，而第二个妻子马德琳不但与他最好的朋友格斯贝奇私通，并且把他赶出家门。被迫离婚并失去心爱女儿的赫索格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从此行为古怪，开始随时随地不断给死人和活人、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甚至上帝和自己写信，道出对当今社会和人类生存的疑惑，诉说内心的痛苦，虽然这些信一封也没有寄出去。

赫索格是传统的人道主义理想的信徒，但是他信仰的高尚理想在现实面前遭到重创。在社会生活方面，他看到的是战争威胁、民族冲突、社会混乱、道德堕落，令他深感恐惧；在个人生活中，妻子和朋友的背叛，使他感到人道主义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已被放逐。他无法适应周围的现实，在精神上失去了立足点。《赫索格》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赫索格虽然没有踏上外在的流浪之路，但他经历了精神的漂泊流浪，心灵无所皈依，思绪纷杂，痛苦彷徨。他通过写信，发出内心独白，进行思想争辩，对人类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人道主义思想等不断思考，东奔西突地寻找精神出路。生存是不可理喻的荒谬状态，人在现实的关系上总是被现实压倒，遭受挫折和失败。但是，赫索格努力在困境中寻找与现实和解又保持个人尊严的道路。作为一部表现20世纪6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精神危机和探索的“思想小说”，《赫索格》聚焦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出色地运用了意识流技巧。赫索格始终沉浸于他复杂的内心活动，成天都在回忆、联想、感觉、推理。作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探究和揭露其内心隐秘，又将心理描写与具体可感的情节、事件联系起来，反映出相互作用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

1970年发表的《塞姆勒先生的行星》是贝洛第三次获美国全国图书奖的小说。作品的基本主题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问题，但选择了新的表现角度。主人公塞姆勒是从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波兰裔犹太移民学者，面对20世纪60年代疯狂混乱的美国现实，曾经对理性和人道抱着虔诚信念的这位古稀老人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情绪。

1975年，贝洛发表了自己的第八部小说《洪堡的礼物》，摘得第二年的普利策奖。这部直接描写美国作家生活的小说达到贝洛小说创作的高峰。次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屡获重奖，年逾花甲，都没有使得贝洛停下向文学圣境奋力攀登的脚步。20世纪80年代他又先后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院长的十二月》（1982年）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1987年）。前者叙写芝加哥的一位大学教授在罗马尼亚的见闻和感想；后者表现知识分子在由技术力量、商业和娱乐文化掌控的20世纪80年代进行精神拯救的努力和失败。

2000年，83岁高龄的贝洛出版了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再次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应。小说以作家的好友、美国著名学者艾伦·布鲁姆为原型，勾勒出充满悖论又极具性格魅力的犹太知识分子的形象。新作在主题和写作风格上都沿袭了他一贯的特色，着力于反映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境况。(www.daowen.com)

除了11部长篇小说外，贝洛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1968年），剧本《最后的分析》（1964年），游记《耶路撒冷去来》（1976年）等，还有文学论文以及时评随笔。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言，贝洛的创作体现出“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他的作品深刻展示了“异化世界”中现代人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表现出对当代社会的敏锐观察和认真探索，对当代文化的严肃思考和深刻理解，对当代人心理的真切关注和精确分析。难能可贵的是，贝洛笔下的小说人物并没有陷入虚无，而是确信人应该“生活于一种富于灵感的状态，了解真理，自由，爱其他人，达于完满的生存”（《赫索格》）。贝洛的创作具有将西方古典文学和希伯来文化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巧妙融会的独特风格，他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现代派作家”。^〔3〕

二、《洪堡的礼物》

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1975年）是贝洛创作中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贝洛作为美国当代伟大作家的地位，主要是由他的这部作品奠定的。

小说以“我”即主人公查理·西特林追忆往事的自叙方式，讲述了美国不同时代的两位作家的故事，深入探讨了贝洛在全部创作中思索的“人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或者为什么等问题”。

查理·西特林是生于俄国犹太移民家庭、成长于芝加哥的一位戏剧和传记作家。青年时期他靠当时的名诗人洪堡的引荐进入文坛，因写作成功而获得声名、地位、财富和美女。此刻，已至不惑之年的作家正陷入身边的纷纷扰扰中而疲于应对。他的前妻丹妮斯向他索取巨额的赡养费。贪图享受的情人蕾娜妲也没让他消停，向他逼婚，不时故意向别人示好来刺激他。事业方面也不顺遂，创作处于停滞状态，生意场上的麻烦接踵而至，而律师、文化骗子甚至还有地痞流氓纷纷把手伸进他的钱包。正当西特林身处困境、流落西班牙一个三等膳宿公寓之时，传来了与他已成陌路的已故恩师洪堡给他留下一份“礼物”的消息。

诗人冯·洪堡·弗莱谢尔虽然是通过西特林对自己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代与洪堡之间往事的回忆而得以呈现的形象，但他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洪堡生于匈牙利犹太移民家庭，20多岁就发表第一部诗集，“他的歌谣节奏明快，妙趣横生，纯正而富有人道气息”，轰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洪堡崇尚人道主义，富有浪漫主义气质，认真做人和写作，希望以美的观念来改造实用至上的美国。但是，美国并没有因为洪堡的善良愿望和真诚努力而获得精神复活，反倒是他自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风云变幻的时代遭受重创。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局势的瞬息万变，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战后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以及社会矛盾带来的种种混乱现象，使这个犹太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打击，原有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信念开始分崩离析。他惧怕三K党徒的迫害，时时担心有人暗算他，甚至在躲避到偏僻的乡村后，依然没有安全感。此时诗的时代已经过去，洪堡文坛失意，转而寻找政治上的出路。20世纪50年代他支持史蒂文森竞选美国总统，期望通过民主政治重获文学的胜利，自己能够成为“新政府的歌德，将要在华盛顿建立魏玛”。但他的政治期望化为泡影，连一个稳定的职业都谋而不得。现实的重压使得洪堡精神趋于崩溃，他酗酒纵欲，暴躁多疑，对妻子凯瑟琳和朋友西特林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成了神经质的疯子。出了疯人院后，洪堡流落街头，死在纽约的一个下等客栈里。这个试图改变物质主义的美国诗人，最后死于物质贫困，给西特林留下一份意义不凡的礼物和遗书。正经历人生沉浮的西特林开始重新认识洪堡的精神痛苦和价值。

从白宫到贫民窟，从政客、诗人学者到地痞流氓，从知识分子向往的精神境界到恶棍歹徒逞恶的鄙俗世界，贝洛显现出当代作家难得的对美国社会生活丰富场景、各色人物的观察和把握能力。但是，贝洛首先是一位心理小说家而非社会小说家或道德家，他把对社会现实的广泛反映与对两代诗人生活和心理的细致描写结合起来，着重表现现代美国知识分子在物质世界中的精神追求、遭遇的危机和悲剧性命运。这些社会精英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充分显示了社会的困境和危机。西特林清醒地看到洪堡悲剧体现出的现代物质文明对精神价值的压抑：“俄耳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而一旦使我们的生活产生意义的精神价值崩溃，社会就会沉沦。

有研究者指出，西特林的许多经历与贝洛本人极其相似，他们都出身犹太移民家庭，同样得过普利策奖，获过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贝洛复杂纷乱的婚姻与情感生活的蛛丝马迹也可在西特林身上见出。而洪堡身上可见贝洛的好友小说家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和诗人德尔默·施瓦茨的影子。贝洛小说中大多数的主人公如他与自己的朋友一样，是关注精神生活的敏感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但都表现出备受挫折和创伤的精神探索过程。如果说洪堡更多代表着传统文化，更具理想主义色彩，他的性格演变过程折射出传统文化的危机，那么西特林则更多表现出当代商业文化的影响和世俗的特征，他的生活道路使人看到了物质主义的力量。西特林也是具有良知和诗人气质的作家，关注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有求索真理的热忱。但是，如洪堡所说，他“被金钱和荣誉击中”，顺应文学商业化的趋势而功成名就，但也因世俗情欲所累而丧失了艺术创作的灵感。他结交三教九流，耽于享乐，同时又摆脱不掉知识分子的思想本性，在物质主义的漩涡里感受精神上的彷徨苦闷。

在表现知识分子精神伤痛的同时，贝洛始终没有放弃对精神出路的探索，期望在令人绝望的乱世中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洪堡的礼物如久旱中的甘霖降临，他的两个剧本提纲帮助西特林渡过了财务难关，也为他带来了新的精神启示。西特林将葬身乱坟岗的洪堡的遗骸重新厚葬，他意识到精神追求者在物质世界里的必然的悲剧命运，悲叹：“洪堡，我是多么难过啊。洪堡，洪堡——这就是我们的下场。”但他也重新审视洪堡所代表的价值，看到他“试图在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的努力。洪堡的遗言里说：“记住：我们不是自然的生物，而是超自然的生物。”从纯自然状态中超脱，去实现超自然的本质价值，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贝洛对作为精神主体的人的一种期望。

贝洛安排了两个主人公，用对比和反衬手法来刻画人物、探讨哲理。以一个活人对一个死者的追忆反思，去表现两段人生，体现了对过去与现在、生与死、灵与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深刻思考。洪堡注重精神追求，西特林注重物欲满足，他们的人生欲求形成对比；“面如死灰”的失败者洪堡在街头以椒盐饼充饥，而成功者西特林得意洋洋去参加政治午餐，他们的生活际遇形成对比。但是他们并不像堂吉诃德与桑丘那样，代表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的两极。西特林在洪堡身上看到了他们互为替身的方面，他们身上都有一个“艺术家自我”与一个“世俗自我”的冲突，既追求精神超越，又脱离不了甚至沉迷俗世。只是洪堡最终也没失去对艺术使命的虔诚和执著，故被现实毁灭，而西特林则沦为“思想高超的小丑”。

作品表现的是悲剧性的人物和主题，但运用了幽默和嘲讽手法，带有贝洛小说特有的喜剧性的嘲笑与严肃的思考相结合的特色。作品塑造了荒诞离奇、不可理喻的当代社会所产生的可悲又可笑的“反英雄”，洪堡意识到自己在浊世中却只想做超凡的诗人，实在“像个孩子，像个小丑，像个傻瓜”；西特林嘲讽自己既向往灵境，又贪恋尘世的矛盾。人物思想行动的自我矛盾以及人物主观意图与客观现实的不协调，使得作品基调带有自嘲色彩。小说中充满喜剧性的场景，洪堡谋取教席的经历就颇有喜剧色彩。作者还出色运用了幽默讽刺的语言。

贝洛小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的特色在《洪堡的礼物》中得到鲜明体现。贝洛喜爱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前现代主义”的文学大师们，视小说家为“富有想像力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容。《洪堡的礼物》时间跨度近40年，地域广阔，人物众多，构成一个广阔真实而又具体可感的背景。贝洛不赞同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关于现代小说的人物已死的说法和法国新小说派领袖罗布－格里叶“淡化人物”的主张，塑造了许多不是虚幻怪诞而是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但是，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是，他关注的核心不在外在现实而在内在心灵，不在表象世界而在哲学层面。他景仰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等现代主义文学大师，汲取现代主义精神，作品中有存在主义思想观念的明显影响，有对意识流手法的出色运用，具有较浓厚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色。《洪堡的礼物》是以西特林的联想和回忆构成的，回忆跨越30余年，而现在进行的时间不到半年，现在、过去、过去的过去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西特林随想、随忆、随感、随议，线索交叉，场景跳跃，时序颠倒，自由联想。例如西特林由于小汽车被砸引起的联想，一环扣一环，所叙述的纷繁事件、芜杂内容、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和繁复的叙述手法浑然一体，客观展示与内在探究密不可分。

贝洛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充分表现出当代文学特别的思想内容。在《洪堡的礼物》中有一句重复多次的格言“奇特的脚需要奇特的鞋”，我们可以用来生动而准确地形容贝洛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