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年）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和画家，被称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然而，由于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令人瞠目结舌的真诚和坦率，触痛了人们的虚荣心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弊端，因而，他遭到了卫道士们的围剿，作品也多次被查禁、烧毁。但历史是公正的，就在这位作家逝世后30年，由于在美、英的几起《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诉讼案的胜诉以及他的作品全集的出版，这位天才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一、生平与创作

劳伦斯于1885年9月11日诞生在英国中部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矿区一个矿工家庭。父亲阿瑟·劳伦斯是一位矿工，他所受的教育仅仅够他艰难地读报纸。母亲莉迪亚则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当过小学教师，她读了很多书和诗歌，崇尚思想，喜欢和有教养的男人讨论宗教以及哲学、政治等问题。劳伦斯所记得的是家门外沃克街上白腊树的树枝在大风的呼啸中发出尖叫声，与家里母亲的尖厉争吵声、父亲雄壮的男人声音和咒骂声混合在一起。

劳伦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家庭中，他身体孱弱，敏感，富有观察力，记忆力极佳，同时为母爱所控制着。由于他母亲对父亲失望，加上二哥的去世，使得母亲把全部的感情和希望都集中到劳伦斯身上。母亲对儿子的畸形的爱，使劳伦斯长期依赖母亲而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和健全的性爱能力。直到1910年12月，母亲病逝后，劳伦斯才挣扎着走出畸形母爱的怪圈。

在母亲的鼓励下，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1901年夏天，他从诺丁汉中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1906年进入诺丁汉大学读师范专科，1908年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大学毕业后，劳伦斯在伦敦南部当小学教师，并开始创作诗歌与短篇小说。作品问世后，他被伦敦文学圈视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1910年，他数易其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发表，受到好评。1912年，他在拜见诺丁汉大学的欧内斯特·威克利教授时，与教授的妻子弗丽达——一位出身普鲁士贵族的德国女人一见钟情。这位时年32岁，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女人后来被劳伦斯称为“终生一遇”、“全英格兰最美妙的女人”，是她改变了劳伦斯后半生的生活。六周后，他俩就一块私奔到德国去了。1914年，两人结婚。旅居国外期间，劳伦斯专心致力于创作。1913年，《儿子与情人》出版，奠定了他现代杰出小说家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伦斯回到英国，由于强烈的反战情绪与妻子的德国血统，他被英国当局列为监视对象，虽几次搬家也摆脱不了密探的跟踪。1915年长篇小说《虹》出版，此书因被官方指责为“有伤风化”而遭查禁，1000多册《虹》在伦敦皇家交易所门前被警察付之一炬。这件事使劳伦斯对英国当局的态度由强烈不满到绝望。他在战争结束后离开英国，怀着寻找理想社会的期望，前往意大利、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地，在外飘泊多年，后因健康原因才返回欧洲。这段时间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先后完成了《恋爱中的女人》（1920年）、《袋鼠》（1923年）和《羽蛇》（1926年）等长篇小说，还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诗歌、游记及文学评论文章。1926～1929年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劳伦斯相继在意大利与瑞士疗养。1928年，他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出晚期重要的作品《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因书中有较多的性爱描写，作品再次遭禁，这对他的健康无疑是雪上加霜。1930年3月1日晚上，肺病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结束了他飘泊、坎坷而又短暂的一生。他的亲人在他的墓前寓意深刻地用红、黑、白三色卵石镶了一只他生前最喜欢的不死鸟——凤凰。劳伦斯的一生正像他自己在诗歌《不死鸟》中吟唱的一样：

不死鸟要想恢复青春

只有燃烧自己，活活地燃烧，烧成

炽热的毛状的灰烬。

然后，巢中有新的小东西微微动弹，

带着缕缕柔毛，像飘浮的灰烬，

显示出她已恢复自己的青春，如同雄鹰，

永生不死的鸟。

劳伦斯在不长的45年的生命历程中，一共创作了10部长篇小说，70多篇中短篇小说，10部诗集，4部戏剧，4部散文集，5部理论论著，3部游记和大量的书信。

小说是劳伦斯创作的主要形式。他在继承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后期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某些艺术特征。他的小说从对两性关系的考察出发，揭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人的对立和冲突，深刻展现了现代人悲剧的生存状况，表达了对充满自然精神的理想社会的追求，既体现了对现实人生的观照与超脱，又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根据劳伦斯的思想与创作的发展动态，一般把他的创作分为4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6～1913年）：早期探索阶段。劳伦斯以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熟悉的社会环境开始他的创作生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写进作品里，把不和谐婚姻的痛苦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白孔雀》（1911年）、《逾矩的罪人》（1912年）和《儿子和情人》（1913年），诗集《爱情诗集》（1913年），短篇小说《菊馨》（1911年）。其中《儿子和情人》为劳伦斯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坛的地位。劳伦斯这一阶段的创作，初步显示出对自然人性的关注，在文明与自然人性相冲突的观念和创作技巧上虽然有所革新，但并未能够突破传统框架。

《白孔雀》（1911年）是劳伦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两对青年男女间的爱情与婚姻生活。年轻漂亮的姑娘莱娣爱上了健壮俊美的小伙子乔治，但后来莱娣又爱上了富家子弟莱斯理，并与他结婚。乔治失恋后精神颓废，娶了自己不爱的姑娘麦格。莱娣为了满足她那白孔雀似的虚荣，造成了自己错误的婚姻选择，也给乔治带来了婚姻的不幸，铸成了两个家庭的不幸。小说通过两个家庭的故事，揭示了一个个变异、扭曲的心灵，对文明扼杀人的自然天性的现象作了谴责。这个作品已初露了劳伦斯以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与文明的关系的主题，并表现出心理探索的倾向。

《儿子与情人》是劳伦斯的成名作。小说集中地表现了青年时期的劳伦斯同父母亲及第一个恋人杰茜之间的感情经历。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作品。保罗的父亲老莫瑞尔原本充满活力，但后来却脾气变坏，酗酒打人。对丈夫的失望使保罗的母亲葛楚德的精神备感压抑，她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起初她钟爱威廉，不幸威廉早夭，于是她对保罗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保罗则在幼年时崇拜母亲，长大后，他的恋爱生活受到了母亲极大的影响。保罗的女朋友米丽安崇拜精神生活，对肉欲反感，即便是她决定与保罗成为情侣的时候，她也向上帝祈祷：“让我光荣地爱他吧，因为他也是你的儿子。”母亲葛楚德和保罗谈到米丽安，保罗说：“你老了，妈妈，可是我们却年轻。”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葛楚德，她绝望地回答道：“是的，我非常知道——我老了。所以我得站开——我不再和你有什么关系了。你只要我侍候你，剩下的都是米丽安的。”最后葛楚德把头放在保罗的肩上，哭哭啼啼地说：“我可以容忍任何人，就是不能容忍她。”同样的一句话，劳伦斯的母亲也这样对他说过。其实，米丽安的性格与保罗是水火不容的，把他们的分手归根于葛楚德是不公平的。保罗的另外一个女朋友叫克拉拉，她是一个注重感官生活的人，身上有风尘气息。她给保罗以男欢女爱的欢乐，帮他打碎了他母亲加在他身上的枷锁。但克拉拉缺乏精神的一面，也非保罗的理想伴侣。葛楚德早就看出来克拉拉与保罗势必分手，她对保罗说：“是的，我喜欢她。不过你会对她厌倦的，你知道你会的。”与克拉拉分手后，保罗意识到并对母亲说：“只要你活着，我就找不到合适的人。”葛楚德去世后，保罗决定离开家乡，到城市去寻找归宿，但保罗并没有在城市找到答案。这样模糊不清的结尾正反映了劳伦斯同样迷惘的心态。他的作品中，除了《虹》在末尾勾勒出一幅希望的天空之外，他所探索的两性之间的相处，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迷惘的。此外，《儿子与情人》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与弗洛伊德所讲述的对母亲的固恋（mother fixation）的相符程度可称为是对弗罗伊德学说普遍原则的一种试验。

第二时期（1913～1920年）：成熟阶段。劳伦斯把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的焦点集中到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探索上。他认为建立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是解决社会问题、通向理想世界的开始。作品中，劳伦斯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形式，淡化情节，把社会批判与心理分析结合起来，通过描写“血性”与“理性”的冲突，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压抑和扭曲人性的罪恶，探索了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这个阶段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虹》（1915年）、《恋爱中的妇女》（1920年）和《误入歧途的女人》（1920年），短篇小说集《普鲁士军官》（1914年），诗集《阿摩斯》（1916年）、《瞧，我们成功了》（1917年）、《新诗集》（1918年）、《海湾》（1919年），散文集《意大利的曙光》（1916年），剧本《一触即发》（1920年）。尤其是《虹》和《恋爱中的妇女》这两部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堪称劳伦斯小说创作的顶峰。

《恋爱中的妇女》是《虹》的姐妹篇。它是劳伦斯建立理想社会的愿望破灭时创作的。作者对当时的英国和欧洲感到失望，认为西方的现代文明已走向死亡的边缘，而人类的生机也正孕育于旧传统的死亡之中。小说描写了杰罗尔德与古娟、厄秀拉与伯金两对情侣感情纠葛的故事。杰罗尔德是一个固执的人，他小时候误杀了他的兄弟，“死亡”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他。他有坚强的意志，又非常冷酷无情。他曾经残酷地逼他的马站在铁轨上，而此时一列火车正飞驰而来。杰罗尔德代表了冷酷的西方工业文明，他拥有的是机械原则和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在他看来，人就是机械、工具，其功能是生产。按他的这种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人性、精神、灵魂将不复存在，这也就意味着自然生命的丧失。杰罗尔德所代表的是将人类引向死亡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因此这个形象也总是和死亡主题紧密相连，他最后冻死于雪山之上便是这种死亡主题的象征性表述。古娟和杰罗尔德属于同一类人物，他们各自企图占有对方而产生的尖锐冲突对双方都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因而这种冲突中隐含了死亡意识。伯金和厄秀拉却相反，他们在性爱之外进一步寻找精神与灵魂的契合，既保留自己个性又尊重对方的个性，使“两个单人”之间保持“像星星一样的平衡”。作者通过他俩从对立冲突走向平衡统一的故事说明，理想的两性关系应是灵与肉的和谐、人格既独立又完整，建立这种和谐的两性关系和人际关系，是人类从现代文明中挣脱出来从而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不过，劳伦斯的这种愿望很大程度上是脱离现实的幻想。

第三时期（1920～1926年）：转折阶段。劳伦斯在这个时期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创作领域，转而探索领袖问题和原始宗教，力图在未被工业文明玷污的原生状态中寻求出路，并号召人们要服从惟一领袖的命令。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阿伦的杖杆》（1922年）、《袋鼠》（1923年）和《羽蛇》（1926年），中短篇小说集《英格兰，我的英格兰》（1922年）、《小甲虫》（1923年）、《烈马圣莫尔》（1925年），短篇小说集《太阳》（1926年），诗集《乌龟》（1921年）、《鸟·兽·花》（1923年），散文集《关于豪猪之死的断想》（1925年），剧本《大卫》（1926年），论文《欧洲历史上的运动》（1921年）、《精神分析与无意识》（1921年）、《无意识幻想曲》（1922年）、文论《美国经典文学研究》（1923年），游记《大海与撒丁岛》（1921年）等。由于劳伦斯从1919年11月起长期在海外漂泊，这一时期的三部长篇作品除《阿伦的杖杆》的初稿写于漂泊之前在漂泊中改定外，其余两部都是在旅途中匆匆创作的，其成就远不及前一个时期。

第四时期（1926～1930年）：回归阶段。劳伦斯在创作《羽蛇》的时候，就对他的领袖原则能否挽救世界产生了怀疑。于是，到了这个阶段，他又转回到了第一、二个时期熟悉的主题上，继续探索男女两性关系模式。表面上看，劳伦斯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其实不然。此时他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探索不是对第一、二个时期探索的简单重复，而是增添了新的内容。如果说精神与肉体的和谐是第一、二时期劳伦斯理想的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期，劳伦斯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则是梅乐士与康妮的模式，即亚当与夏娃的模式。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还有中篇小说《少女与吉普赛人》（1926年）、《逃跑的公鸡》（1929年），短篇小说集《骑马出走的女人》（1928年）、《干草堆中的爱情》（1930年），诗集《三色紫罗兰》（1929年）、《荨麻》（1930年），散文《散文集锦》（1930年），游记《墨西哥的早晨》，论文《色情与淫秽》（1929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刍议》（1930年）等。(www.daowen.com)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后期创作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是劳伦斯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之一。这是一部探讨现代西方人的生存与前途，具有严肃而深刻思想的作品，它深化了作者以前小说中探讨的人与文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主题。

小说中的矿业主克里福特崇尚理性、精神和自我控制，信奉“工业先于个人”的原则。他是一个典型的文明人，与自然相对立。这一形象象征着濒临死亡的文明。猎场看护人梅乐士厌恶现代文明，崇尚自然，过着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生活。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然人，与文明相对立。这一形象象征着自然和自然中的生命。康妮是处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人。克里福特和梅乐士围绕着争夺康妮而展开的冲突，隐喻了自然与文明、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冲突；康妮离开格拉比庄园和克里福特，投入小树林和看护人梅乐士的怀抱，隐喻了文明人转化为自然人，自然战胜文明，生命战胜死亡的过程，而使这一过程得以完成的是性爱。小说通过爱情故事的象征性结构，阐明现代人自然生命的复归在于摧毁文明给人设置的障碍，挣脱意识、理性和原有自我的束缚，创立一个新的自我，而通向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纯洁的性爱。为此，作者在小说中赋予性爱描写十分深刻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也是这部作品远远不同于一般的性小说的根本原因。

劳伦斯的创作除长篇小说以外，中短篇小说也同样十分著名。他的中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心理小说，主题仍执著于两性关系的探索，表现人物的本能、潜意识、直觉，欲望的发生、发展以及由此给人物命运带来的影响。《狐》（1921年）是劳伦斯有代表性的短篇名作。劳伦斯的中短篇小说具有篇幅短小、情节性较强的特点。这使他观察生活、再现自然、刻画人物的才能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现。在艺术上这些作品以题意深邃、形象丰满、结构严谨、风格清新超逸著称。如《菊馨》、《普鲁土军官》、《美妇人》、《太阳》、《你抚摸了我》、《狐》、《骑马出走的女人》、《少女与吉卜赛人》、《牧师的女儿》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因此，劳伦斯也是20世纪欧洲最有成就的短篇小说家之一。

劳伦斯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最擅长自由体诗歌。他一生创作了近千首诗，主要收在《瞧，我们过来了！》、《鸟·兽·花》、《三色紫罗兰》、《三色紫罗兰续编》、《最后的诗》等十余本诗集中。劳伦斯的诗歌贴近生活，节奏感强，想像丰富，意境深远，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

二、《虹》

《虹》是一部优美而深邃的长篇小说。它布局恢弘阔大，以劳伦斯的家乡诺丁汉郡一带的矿区和农村生活为背景，叙述了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描写了布兰温一家三代人恋爱婚姻的故事。小说从整体上反映了现代人在工业文明中的困惑、苦闷、挣扎和憧憬，表达了人们渴望打碎旧的枷锁，实现新生的强烈愿望。作品同时以英国小说中没有先例的热情与深度对男女情爱进行了心理探索。作品中的第一代是汤姆·布兰温与波兰贵族后裔莉迪娅结合，他们的婚后生活从对抗走向了和谐。第二代安娜·布兰温与威尔在蜜月后就开始了无休止的冲突，此后，威尔在木刻雕塑工艺中寻找寄托，安娜则在生儿育女中求得了精神的解脱，他们在陌生中度过了一生。第三代厄秀拉·布兰温在反叛中追求自己的理想，几经挫折，最后找到了希望的彩虹。

劳伦斯在小说中往往用象征寓意的手法，以具体的生活故事表现人与文明、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虹》一开头以沼泽农场历史性的巨变，宣告了田园牧歌式的宁静幽雅的农村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隐含一个“失乐园”的神话原型。布兰温家族在马什农场的生活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片土壤肥沃，风景秀丽，长着白桤树的山谷草地，布兰温家族世世代代在这里居住、耕耘、播种与收获，与这里的万物融为一体。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这里自然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知足常乐，这是一个留在现代人记忆中的“伊甸园”。可1840年左右，新开的运河经过农场，铁路也通到了谷地，新煤矿连成了一片，使这片古老的土地被支解得七零八落，工业化的喧闹使马什农场失去了往昔的古朴与安宁。布兰温一家人被弄懵了，惊愕不已，他们渐渐失去了心理平衡，“他们在自己的地方成了陌生人”。可他们在经过最初的惊异、困惑之后渐渐变得麻木和习以为常，他们开始了对沸腾喧嚣的工业城镇的向往和探索。小说在布兰温家族生存环境前后变迁的描写里，象征性地表述了人类“伊甸园”又一次丧失的历史事实，揭示了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隐喻了现代文明对人的侵蚀和人与自然的再度分离。新一代布兰温家族的成员就是在新的生存环境里开始人生意义的探索的。

同样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劳伦斯在《虹》中把三代人的追求与探索的经历融为一个整体，并呈螺旋式递进的关系，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地向前发展，这种追求也就成为一种象征：他们一直在寻找那五彩缤纷、若隐若现的人间彩虹。

汤姆·布兰温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有健壮的体魄和旺盛的生命力，他身上还保留着与土地的那种“血亲”联系。他生活在“伊甸园”丧失、工业文明入侵马什农场的时代。19岁以前，他所接触的女性只是母亲与姐姐，她们就是他未来妻子的参照。28岁那年，莉迪娅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她黑色的装束使她显得理智而宁静，她虚幻的神态中有一种神秘感，她的异国气质使汤姆始终难以洞悉她的内心世界。他对莉迪娅的爱慕，不仅是对异性的渴望，更因为她带来了远方文明世界的气息，为乡村生活增添了新的因素。结婚初期，他们有过激烈冲突，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节后，他们走向了宁静、和谐的性生活，使汤姆“知道了什么是完美”，而莉迪娅则“时而感到自己的身子像阳光下的花一样张开着，体内会升起强烈而执著的欲望”。他们双方都满足于这种幸福，不再想探寻精神的融合。每当夜幕降临，汤姆就觉得愉快，他不觉得妻子陌生，可天亮后，汤姆认为他的妻子仍然是陌生的，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做苦活的，一个仆人，一个情夫，一个影子，一个零”。而莉迪娅怀孕后，也觉得“她不要他，不要他的秘密，不要他的游戏，他被废黜了，被驱除了”。可见，他们除了性和谐之外，在精神与心灵上始终有一种陌生感，而且他们一辈子是陌生人。正是这种陌生感使他们始终保持着距离和独立性。劳伦斯认为和谐的两性关系不仅体现在男女双方的互相适应上，同时还体现在各自独立的自我保持上。汤姆和莉迪娅的独立性，不是建立在精神与心灵深层理解与认识的基础上，而是基于他们之间的陌生感。他们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彼此的陌生感之上的，缺乏精神与心灵感应与契合，所以他们的“幸福”是低层次的。布兰温家族第一代的追求是成功的却又不是最理想的。汤姆最后溺水而死宣布了旧时代的结束。

如果说布兰温家族第一代人的婚姻生活是劳伦斯对田园牧歌时代两性关系的回顾，体现了作者一定程度上的肯定态度的话，那么第二代人安娜与威尔的婚姻则是现代婚姻关系的象征，体现了作者对其的恐惧与否定态度。安娜与威尔婚前婚后都不和谐，他们的冲突是一个彼此占有对方的过程，两人在心灵上从未理解和融洽过，这导致婚姻在实质上的失败。安娜是莉迪娅的前夫所生的女儿，但她是在布兰温家长大的，她从小和继父汤姆有很深的感情。后与汤姆的侄儿威尔相识并很快坠入爱河，她每天“热切的盼望他来，她在他身上找到了寄托”。婚后，两人沉湎于性生活的快乐之中。但仅有肉欲的欢娱是不能持久的，由于信仰分歧、感情挫折、性格矛盾和争夺支配权，双方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他们也曾寻找过适合于双方共同需求的方式，但没有成功。他们精神的探索和发展都是浅层次的。在一次次生育之后，安娜几乎沉醉于做母亲的欢乐之中，成了9个儿女的母亲之后，早先追求希望的彩虹的热情已被生儿育女、主宰家庭的自我满足所销蚀，而威尔则成了他强悍的妻子的支配对象，丧失了独立的自我。因此，劳伦斯说：“就个人而言，他们都谈不上具有个性和独立人格。”

安娜与威尔从性生活的意义上讲是圆满的，这与第一代相仿。然而，安娜与威尔并不具备第一代的那种彼此的独立性，而是各自以紧张的精神企图占有与征服对方，导致两性关系走向毁灭。安娜虽有现代人的思想，不甘妇女受支配的地位，但她并没有摆脱生儿育女的工具的命运，她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正如丧失自我独立性的威尔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安娜与威尔的婚姻，始终充满着灵与肉的搏斗，是现代文明带来的畸形两性关系的写照，表现了社会变革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困惑和沉重代价。然而，他们的婚姻同第一代相比有所进步，尽管安娜与威尔一直在进行着灵与肉的搏斗，但毕竟不是封闭与自我满足的，内心始终在探索着。在小说的第六章的结尾，安娜“隐约见到远处闪着微光的地平线，一道拱桥似的彩虹和彩虹上边披着五颜六色的门”。这预示着在这一代人身上实现不了的梦想与探索，将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实现。

小说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布兰温家族的第三代厄秀拉的追求与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她的成长经历与人生追求，代表了劳伦斯本人的追求与探索，她的出现象征着现代人的诞生。她生活在20世纪工业文明的危机不断深化的时代，目睹了老一辈妇女无法挣脱传统束缚的悲剧，于是她力图走出狭隘的生存天地，寻找“新生”。她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的思想，勇于精神探索，对宗教、社会道德、民主制度和教育制度都怀有不满，具有叛逆与冒险精神。她在精神追求上屡遭挫折，但毕竟比前两代收获更多。16岁时，她与具有贵族血统的、潇洒年轻的少尉安东产生初恋，由于他要到南非服役，两人不得不很快分手了。为了不使自己陷入母亲安娜那种满足于做9个孩子的母亲的平庸生存处境中去，她到布林斯莱街小学当了两年教师，不仅是为了赢得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更重要的是表明男女有同等的能力与权利。但这个“男人的世界”不是自己梦想的世界，她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悲哀和恐惧，这里杂乱无章、凄凉恐怖，有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教师，有满怀敌意的校长，有调皮捣蛋的学生以及毫无秩序与章法的教学。在“心灵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她告别了这个男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世界。接着厄秀拉又满怀希望地进入大学学习，她以为这里存在着高尚、纯洁与真诚，可很快她就意识到，学院犹如旧货店，为了考试，人们才到那里“买点东西装饰自己”，人们在这里学习只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学校只不过是“最卑俗渺小的商业性寺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和宗教都成了物质上帝的奴隶。希望之梦的不断破灭，使“她感到一种无望的痛苦。世界的巨大力量在流动。一个人像灰尘一样被推向前，无能为力”。大学将毕业时，安东回来了，她发现自己仍然钟情于他的男性美，对他身上的那种自然力量充满了渴望与爱恋，他们彼此得到欲望的满足，但她又十分厌恶安东的平庸和随波逐流，不能容忍他没有脑子、甘当奴性十足的大英帝国的炮灰，却自以为高尚的行为。她“模糊地意识到他们是两个在休战中走到一起来的敌人”。在她看来，他们的结合无法在精神与肉体上获得和谐与统一，因为厄秀拉的生命与自然精神息息相通，她听命于自己生命本能的骚动，并以此形成了评判事物的价值与标准；而安东虽然外表英俊不俗，可内心生命力早已丧失，受制于大英帝国，是这个腐败堕落的社会的一部分，他是传统观念与现行制度的代表。这种差异正是他们之间的抗争与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于是，他们在一种难以表述的隐秘欲望的冲击下分道扬镳了。厄秀拉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望，“现在对她来说既没有月亮，也没有大海，一切都已经消失了”，她陷入了人格分裂的痛苦之中。厄秀拉追求崇高幸福婚姻的美梦破碎了，但在对两性关系的追求上并没有灰心丧气，她注定还要追寻，力图在有血有肉的男女之间架起一道理解与沟通的彩虹。虽然她和前两代一样也曾一度沉溺于肉欲的满足，但对婚姻却不苟合，因为，她追求一种灵与肉、生命与自然精神相融合的性爱；她追求一种既能保持自我独立，又能彼此和谐的婚姻。如果说前两代人也有过这种追求但都因半途而废而一无所获的话，厄秀拉则不屈不挠、执著探寻。小说的结尾，厄秀拉经过精神与肉体的洗礼后，看到了“一弯淡淡的彩虹”。她在这道彩虹中看到了新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理想。彩虹象征着人类在经历工业文明洪水的劫难与洗礼后，将回归宇宙，重获新生，它代表了人类的希望，也代表了劳伦斯本人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

当然，这种理想社会是“劳伦斯式”的，带着虚幻的成分。五颜六色的彩虹架起了从现实通往理想境界和未来世界的桥梁，然而，那只是作者在批判和否定后产生的主观愿望而已。正如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劳伦斯在《虹》中对人与文明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是独特而深刻的，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是有力的，但所提出的理想是浪漫而脆弱的。这种理想虽然虚无缥缈，却能鼓舞人心，给我们留下了遐想的领域、思考的空间。

《虹》是一部内容无比丰富的小说，体现了劳伦斯的典型风格，它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融为一体，在艺术上具有传统与现代两重性。劳伦斯用历时式方法叙述布兰温家族三代人的生活历程，在结构布局上具有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已明显减弱。作家对物质环境与人物的外形外貌并未刻意描绘，而重在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这显示了20世纪初西方小说的视角开始由“外”转向“内”的总体趋势。劳伦斯在沿袭传统的同时，又总是力图超越传统。为了拓展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虹》艺术地实践了多重复合式叙事方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叙事角度来看，运用内视角的强化与外视角交替的复合式叙述。劳伦斯以极大的热情和大量的笔墨展示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或感情起伏，许多外部世界的描写仿佛只成了背景式的陪衬，从而强化了小说在心理开掘上的力度。但他对于外部现实和自然景观的描写，保证了小说情节的必要的、传统式的连贯性和“能见度”，因此，《虹》这部小说中有限的外部现实与丰富的内在心理世界各有侧重，但它们互相激发，共同表达着小说的主题，在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其次，在传统的“全知全能”式的作者叙述中注入了大量的心理分析和非小说因素的呈现。《虹》仍然采取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的视角模式，大量运用了传统式“作者叙述”，作者无所不在，时时介入，常常作出分析与评论。但这已不同于传统小说的作者客观外在的叙述，而是在叙述中不断地插入人物视点的交叉移位，让人物各自以对方为审视对象，传达丰富、细致的内心世界；或者插入人物内心独白、意识流动等。《虹》在传统式常规叙述中还包含了非小说的成分。劳伦斯常常在叙述情节、描写人物的过程中切入许多诗歌意象和论文式的分析，并把他们融合起来，成为诗化的论说。这种非小说性成分与小说的常规式叙述构成又一种复合式叙述，使常规式叙述出现了质的变异。在这一点上，劳伦斯在尊重传统叙述上的现实主义的同时充分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意义。

再次，大量地运用象征、暗喻和意象描写等现代主义手法，是《虹》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劳伦斯强调的“另一种语言”主要就是指象征、暗喻和意象描写。小说取名为《虹》以及书中出现的“虹”的意象就取自《圣经》“创世纪”中诺亚方舟的故事：由于人类犯下罪恶，地上充满了暴力，上帝为了惩罚人类，连降40昼夜大雨，大地上洪水泛滥，整个都被淹没。诺亚遵从上帝的旨意，带着全家以及经过选择配对的各种动物进入方舟才躲过此劫。上帝对诺亚说，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才可以下船，因为那时不会再有洪水和灾难。劳伦斯借此故事来说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犹如一场毁灭人类的洪水，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厄秀拉大病初愈后看到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巨大的彩虹，它象征着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这场洪水过后，将有一个秩序井然的崭新的世界。那是布兰温家族的憧憬，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虹》中还有许多象征手法的运用，如夏娃木刻、月光下搬麦穗、安娜裸舞等都具有象征意义。尤其是小说中还出现了诸多富于象征意义的自然意象，如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风雨、大海和野马等。这些大自然的意象与现代工业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往往与书中人物和情节紧密结合，起到推动故事发展，烘托诗意氛围，增强艺术感染力的作用。

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社会危机重重，风雨飘摇，而造成这种危机的正是现代工业文明。劳伦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首要罪恶是压抑和扭曲了人的自然天性，使人类日趋萎靡直至消亡。因此，他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大声疾呼调整男女两性关系，力求找到一条回归自然人性的途径。其创作主题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工业文明与大自然的冲突；二、两性关系的和谐；三、死亡与再生的问题。三者间的对应关系是：工业文明造就的扭曲的两性关系被死亡的冥河淹没，与大自然在精神上相一致的理想的两性关系架着彩虹获得再生。劳伦斯以他非凡的艺术功力，找到了与时代潮流相应和，又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籁之声——两性关系。对以心理厮杀和搏斗为特征的两性关系的深刻表现，使劳伦斯成为具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家。诚然，写两性关系离不开性描写。在他看来，自然万物都是纯洁、神圣的，而性欲则是万物产生和发展的原始动力，人的灵魂也只有藉此才有所依存。因此，他始终把性作为赞颂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追求商业价值的展览式的性描写决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劳伦斯极端厌恶描写中闪烁其词，他坦率陈词，以显示其对世俗的公然蔑视与不屑。

无疑，劳伦斯的创作也存在着局限性。受当时西方社会各种思潮影响，他的全部创作表现出一种较强的反理性的倾向；他注重直觉、本能和潜意识，经常将其自我情感掺杂在严肃的社会问题之中，致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度不够，甚至模棱两可、相互矛盾。同时，劳伦斯把男女关系的调整和改善看做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灵药，这就注定了他永远无法找到祛除社会弊端的正确方法。再则，他过分强调人的最大自由和无约束的发展，这实际上也体现出了他的一种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劳伦斯作品中的局限性，不要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