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实有人口之公共服务与管理创新

——以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1]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上海人口结构中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城市发展新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城市实有人口公共服务与管理创新的的重要工作对象。为深入了解这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现状，为共青团组织更好地为此群体提供公共服务提供依据，本文采用问卷法和文献法，对950名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深入调研，形成了此报告。

一、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状况

来沪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五湖四海。样本中，男性比例（占61%）高于女性（占39%）；平均年龄25.45岁，其中，“70后”占16.8%，“80后”占67.6%，“90后”占15.6%；文化程度以初中（占33.2%），中专、技校、职校（25.9%）以及高中（24.9%）为主，大专及以上的有13.9%，而小学或以下的仅2%；外出务工时长多在3—5年左右（占27.8%），5—10年的有24.4%，1—2年的有24.1%，不到一年的有13.7%，而10年以上的有9.9%；已婚者占39.4%，未婚者有59.4%；已婚已育者中，将孩子带在身边的有15.7%，19.1%的将孩子放在老家；接近一半的人干过农活、有丰富的务农经验（占49.5%），32.8%的人干过一些农活，有一定的务农经验，17.7%的人完全没做过农活，其中“70后”大部分有较为丰富的务农经验，相对比例高于“80后”和“90后”；月均收入半数在1 121—2 000元之间，比例为50.1%，2 001—3 000元的有24.5%，3 001元以上的有12.1%，而1 120元以下的为13.3%。

二、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转换

（一）务工现状

1.务工类型。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4.5%的青年为合同就业，24.8%的为无合同就业，7.4%的做兼职或临时工。其中，男性以合同工身份就业的比例高于女性，女性待业的比例高于男性；文化水平越高，合同就业的比例越高；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合同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外出务工时间越短，待业的可能性越高；这一数据交叉结果表明: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正在趋于正常化。年龄、教育、务工经验等人力资本要素开始发挥筛选器的作用，决定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层级，同时也将决定其职业回报率。

2.所在行业及岗位。从新生代农民工所在行业来看，在加工制造业务工的青年比例最多（28.6%），其次是餐饮服务业（16.8%），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居第三（10.7%），第四为建筑装潢业（9.2%），后面依次是物业管理业（5.9%）、运输物流业（4.9%）、零售批发（3.4%）和广告会展业（1.3%）。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从年龄分类与所在行业的交叉分析结果来看，“70后”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在三个代际类别中最高，“80后”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在三个代际类别中最高，而“90后”则在服务业中的比例相对最高，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倾向性，即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有可能进入制造业，而文化程度越低的越可能进入门槛较低的服务业和建筑业。

从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岗位来看，担任技工的最多（占21.3%），其次是服务员（占15.8%），再次是辅工（占11.9%）、领班（占6.9%）、业务管理员（占5%），而做建筑工人、保姆、科技人员的比例较少。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岗位再次证明，这一代青年务工者更愿意在劳动条件较好、人力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岗位上工作。

（二）务工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最看重的就是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单位周边的配套设施、劳动强度、福利保障、管理规范程度等，逐渐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求职时考虑的因素；而管理人员的态度、工资外补贴等，基本不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考虑范围内。当问及对用工单位的哪项福利比较关注时，25.2%的人提出“技能培训”，17.2%的人提到包住，14.8%的提到包吃，13.8%的提到会关注用工单位是否给员工购买商业保险，另外11.9%的人提到“休假”，至于是否有“旅游”等福利，仅有3.8%的人纳入考虑之中。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乃至自身发展机会等。

目前劳动密集型的用工单位多数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正常职业需要。因此，调研也显示，半数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目前的工作状况感到一般（占51.1%），而33.5%的感到“比较满意”，15.4%的感到“不太满意”。

（三）务工渠道

当被问及“来到上海后是怎么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42.8%的人回答说主要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而用人单位直接招工的有12.5%，通过职业介绍所找的有19.9%，通过人才交流中心或招聘会找的有7.1%，4.9%的人是看街头的招工启事找到工作的，而一些人通过看报纸等来找工作（占1.3%），另外9.4%的人通过其他方式谋职。如果我们把通过朋友、亲戚介绍工作看做是依靠社会网络求职，而把通过职业介绍所、招聘会等看做是依靠市场求职，我们便会发现: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时既依靠社会网络又依靠市场。

这与农民工的传统求职途径相比有了较大转变。老一代农民工在流动方式和方向上存在一种共性:即在某一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某一工厂企业、某一建筑工地或某一行业中，往往集中了农村某一地区的某几个村庄的人群。针对这一现象，许多学者都认为社会网络是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农民到城市找工作，主要靠的不是具有较充分的人力资本或金融资本，而是充分地利用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即农民外出打工的信息往往来源于他们的亲属、老乡等内群体，农民工的流动过程主要是通过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构建的网络系统来实现的。

然而，本次调研却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过程中，虽继续依靠着先赋性网络，但已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开始摆脱由亲戚、朋友、老乡构成的强关系，转而依靠市场化平台来寻找职业流动的机会。交叉分析发现:男性通过市场渠道获得就业信息的比例多于女性；“80后”主要依靠市场来获取就业信息，“90后”半数以上依靠亲戚、朋友介绍，而“70后”在职业流动过程中既使用社会网络，又借助于市场化手段；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有可能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职业流动。

进一步交叉分析发现:从行业类型来看，进入加工制造业、广告会展业从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依靠市场化手段来谋职，在建筑装潢业、餐饮服务业从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借助初级社会网络来获得就业支持，而从事零售批发、个体经营的新生代农民工两种途径的使用可能性相当；非正式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如建筑工人、保姆、店铺经营主等使用社会网络谋职的比例远远高于正式就业中的技工、辅工、业务员、领班等。在正式就业中的优质职位，如厂长、经理等主要通过社会网络获得。

已有的研究多次证明:正式就业者比非正式就业者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对于拥有一定人力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更有可能凭借自身实力跨进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而对于缺乏教育、性别、年龄等人力资源优势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逃离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进入非正式就业行列。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窥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不同:前者比后者具备更强的人力优势。因此，当前者站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交汇点时，比后者更愿意也更敢于凭借自身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中寻求社会地位的改变。但由于社会仍处于转型阶段，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契约式的关系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当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进非正式就业体系时，他们为求自我保护，降低被骗的风险，只好固守于初级网络关系，并从中获取就业支持。

三、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

（一）居住生活方式

1.居所获得途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半数为租房居住，其比例达到了58.2%，23%的住在集体宿舍，8.3%的借住于亲戚、朋友家，自己买房的有4.6%，2.6%的住在老板提供的房子里，另有1.7%的人自己搭房子，选择“其他”的有1.5%。交叉分析发现:月平均收入越高者越倾向于租房或买房，而月平均收入较低者，住在集体宿舍的比例较高，但自己租房的比例也不少；外出务工时间越长者租房或买房的比例越大，然而即使是外出务工不到1年的青年中，自己租房居住的比例都不低。

这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居住模式大不相同，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调研报告显示，在租赁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据中国青年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显示，租房居住的比例为25.1%，而住集体宿舍的比例为49.8%，而在我们的调研中，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租房比例比全国2006年的数据上升了38个百分点，比2007年的数据多了33个百分点。

2.居住条件。目前，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中在平房中居住的有38.8%，在公寓居住的有31.1%，在筒子楼住的有5.3%，而在工棚（3.3%）、地下室（2.5%）、活动房屋（2.3%）中居住的比例较低。

从居住面积来看，人均10平方米以内的比例为45.6%，居第一；其次是11—20平方米（29.3%）；再次是21—30平方米（13.2%）；而人均建筑面积为31平方米以上比例为11.9%。交叉后发现:自己租房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租在平房或公寓中，人均建筑面积多在10平方米以内；自己购房者一般买的是公寓、且人均建筑面积多在30平方米以集体宿舍、老板提供的住所，一般是公寓，人均建筑面积不大，多在10平方米以内或11—20平方米之间；对于目前居住状况，表示满意的有48.9%，其中认为非常满意的有6.3%，认为不满意的有42.1%，其中表示“很不满意”的有4.9%。

（二）消费生活方式

1.收入分配习惯。生代农民工中，有15.8%的人没有存钱的习惯，几乎每月都把钱花光；36.2%的人每月平均存钱500元以内，29.3%的人每月平均存钱501—1 000元，12.4%的人每月存钱1 001—2 000元，6.4%的人每月平均存钱金额在2 001元以上。存钱金额与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基本相应，即大部分青年农民工会把收入的一半存起来。我们进一步关注了哪一类青年农民工当“月光族”的比例相对较高，发现“90后”农民工中每月几乎花光的比例为24.6%，“80后”中的比例为15.9%，而“70后”中有7.0%，说明三代新生代农民工中皆有不存钱的人，但年龄越小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存钱的可能性越大。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开支的比例为55.1%，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寄回家里（30.3%），用于学习培训的有4.9%，用于人际交往的有2.8%，6.9%回答为“其他”。老一代农民工把在城市务工的收入寄回家乡的现象曾引起过广泛关注，虽然外出农民工给农村的家庭汇款的现象，在对其他国家农民工的研究中也常见到，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外出农民工汇款的比例通常较高，70.3%的农民工都给家里汇款。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汇款和接受汇款，是老一代外出农民工和农村家庭互动的重要内容。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寄钱回家的却下降了40个百分点，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

性别、外出务工时长、是否独生子女等变量并不构成对来沪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用途的影响:“70后”把收入主要用于寄回家里的比例，远远高于“80后”、“90后”中的比例，而“90后”中将收入主要用于学习培训和人际交往的比例，相较“70后”、“80后”高；“已婚、已育”和“未婚，有恋人”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中把钱寄回家中的比例较高，而“未婚、单身”和“已婚、未育”者把收入用于生活开支的比例较高；把孩子带在身边的，主要把收入用于生活开支；而把孩子放在老家的则把钱寄回家的可能相对较大；如果部分孩子放在老家、部分孩子带在身边的话，那么用于生活开支的比例和用于寄回家中的比例基本持平；而那些尚未生育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半数以上将收入用于在沪的生活开支。

2.消费结构。在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开支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住房支出，第二是食品支出，第三的是家用补贴，而后依次是子女养育、衣着支出、娱乐/文化支出、医疗支出、通讯支出和其他等。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成长到城市务工这两种生活环境的变化，无疑对他们原有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巨大冲击，也使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对于原本并不是土生土长在城市、后来才进入城市社会的人们来说，这一过程充满着困境与矛盾。但是，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年轻、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善于接受新事物等原因，他们在外出打工过程中，继续社会化的愿望更强烈，更愿意模仿城市生活方式。实际上，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时，是以市民作为消费的参照群体，在消费行为选择中，有朝符号性消费、情感性行为转变的趋势。(www.daowen.com)

（三）生活感受

以0分表示一点也不幸福，10分表示非常幸福，请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幸福感进行主观评定，结果发现，总体平均分为6.22分，处于中等以上的层次，不过结果不容乐观。调查中发现，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生活上最大的三个困难依次是物价太高（占73.3%），收入太少、生活艰苦（占43.7%）和离家乡太远、感情孤独（41.7%），后面依次为住房困难（25.5%）、找不到好的工作（占24.1%），而上海人歧视、排斥（占14.1%）、子女入学困难（占11.6%）、工作缺乏安全保障（11.1%）所占比例较小。这说明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在上海的生活，不仅忍受着物质方面的压力，同时还要忍受精神层面的孤独。

但是，有60.4%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虽然辛苦，但比来上海前好”，61.2%的认为“虽然苦点、累点，但很有奔头”，55.6%的认为“我的生活正越来越好”，说明上海对于来沪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一个能够给他们回报的地方，而上海这座城市提供的大量机会，也让大部分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看到了完成职业转换、实现社会流动的希望。当然，我们不能忽略，仍有四成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相对剥夺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而且，有42.8%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明确提出“我活得很辛苦，希望换个活法”。

为进一步了解到底是哪几类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不能适应在上海的务工生活，将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状况、居住状况等与之做了交叉:职业满意度越低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越容易产生在生活上的不适应，希望换个活法；居住满意度越低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越会觉得活的很辛苦，不认同自己目前的生活处境。

四、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一）外出务工原因

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动机是多元而复杂的，既有迫于生存压力而离土离乡的，也有为了获得更高利润而外出闯荡的；而为了实现梦想、增长见识、体验城市生活也是推动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转换职业的巨大动力。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发现，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中的非经济取向的外出务工动机比例（64.4%）大大高于经济取向的比例（35.6%）；在非经济取向动机中，为了个人发展而外出的比例占了绝对优势（38.7%）；而在经济取向动机中，发展型动机比例和生存型相当，但略高1.6个百分点。这说明，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动力更主要是为了求发展。

（二）社会交往与社会排斥

1.社会交往。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交往过程中，最主要的交往对象是同乡（31.7%），其次是同事（29.8%），再次是亲戚朋友（26.9%）。虽然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对象仍多以由血缘、地缘结成的初级社会关系中的对象为主，但同事交往的增多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已向由业缘关系建立的次级社会关系扩展。

2.社会排斥。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与上海本地居民的接触机会大多是因为同在一个单位工作而产生的（占66.2%），其次逛街购物等的接触（占33.9%），再次是通过生意往来而接触（占23.5%）。在接触过程中，感到上海人看不起自己的有73.9%，其中偶尔感到的有54.8%，经常感到的有19.1%；而不觉得上海人看不起自己的有26.1%。当我们把职业满意度、居住满意度和生活感受与之做交叉后发现:对目前的工作状况较为满意的、对目前居住状况较为满意者和基本适应上海生活并认为生活会越来越好者及从未感到歧视和排斥的比例较高。

（三）身份认同和永久性迁移意愿

在本次调研中，接近半数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外地农村人”（占47.6%），19.7%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将自己定位为“半个上海人”，而17%的人提自己是“新上海人”，另有15.7%的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感到模糊。总的说来，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一样，均陷入到了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不知根在何处。

从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来看，务工者的年龄、外出务工时长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不大，但性别、文化程度、务农经验和收入状况与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高度相关:男性中认为自己是“外地人”的比例多于女性；文化程度越低的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外地人，而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认同自己是上海人或半个上海人的比例增加；收入越高的认同自己是半个上海人或上海人的比例较高，而收入较低的更多的认同自己是外地人的身份；有务农经验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中，认同自己是外地人的比例相对较高；而离校后第一份职业就是在城市打工的务工者，认同自己是本地人的比例相对较高。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77.5%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是爱上海的；超过一半的被访者不仅爱上海，而且想做一个上海人；视自己为过客的比例为20.1%，而讨厌这个城市的仅占2.3%。

数据显示，打算“赚到钱后回家乡发展”的占30.2%，打算“一直留在上海发展”的占27.9%，而选择未来“在上海和家乡两头跑”的占12.5%，“到其他地方发展”的占4.8%，另外有24.7%的“说不清楚”。而影响迁移意愿的最大因素就是身份认同，认同自己是外地人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赚到钱后回家乡发展，认同自己是上海人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多数会呆在上海发展。

五、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问题

从本次调研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在生存与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拥有更强的人力资本，且其回报率也正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的转型趋于正常化。同时，这也让新生代农民工对进城务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事实上，用工单位及城市本身似乎尚未准备好。

2.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动机是多元而复杂的，但是更主要的是为了求发展。这一不同以往的外出务工动机，是我们在思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生活构建和社会融合时，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二）对策建议

1.要进一步树立积极理念。一是要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永久性”居民来看待。新生代农民工在沪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有的甚至就在上海出生，他们今后想在上海发展的意愿也比较强烈。我们所有的政策、所有的工作和所有的服务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仅仅视其为“流动人口”必然带来不少问题。

二是要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为上海的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人口流动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对上海城市建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而且新生代农民工中大量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缓解上海老龄化程度，为城市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源，保持城市发展的持续活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劳动对于我们的生活已必不可少，我们必须尊重、关注、关心、支持他们。

三是要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发展诉求。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家乡、远离熟悉的村落，已经不仅仅只是为了挣钱，他们有多样化的需求和发展的需要。促进其发展，不仅仅是防范和管理，更要引领与服务。秉持这样的信念，对政策的制定、措施的推进、项目的开拓和工作成效的评估都是非常必要的。

四是要站在民生的角度看待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升学、恋爱婚姻、就业创业以及传统户籍制度下的身份尴尬等民生问题总是刺痛着社会的神经。我们无法回避新生代农民工的民生问题，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和认识这些问题。

五是要充分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作用。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我们工作与服务的对象，更是其自身发展的主体，我们应该转变理念，将他们看成是能动的独立主体，尊重其独立人格，唤醒其主体意识，确立其主体地位，最终发现其价值、发展其个性、发掘其潜能、发挥其力量。

2.要进一步构建工作体系。一是要进一步构建目标体系。2007年4月，上海发布首个面向青少年群体的政府专项规划——《上海青少年发展“十一五”规划》。同时，配合《规划》的实施，还专门制定了上海青少年发展指标体系。《规划》和指标体系明确了上海青少年“十一五”期间的发展目标。由于群体的相对特殊性，应该进一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目标，并制定配套的测评体系，通过动态的跟踪调研，准确把握和及时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想法、问题，为政府部门和相关组织提供决策和工作的依据。

二是要进一步构建责任体系。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管理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公安、劳动、司法、教育、卫生、民政、工会、共青团等多个部门各司其职、统筹兼顾、协调配合，形成各方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三是要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合力解决。当前，整合社区资源应该放在重要地位，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起除家庭以外的最重要的社会支持体系。此外，要积极整合媒体资源，进一步加大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诉求、介绍新生代农民工管理与服务工作等方面的典型经验。

3.要进一步创新工作项目。要进一步开发工作项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引领、管理与服务方面，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年龄特点和时代特征，然后才能够有效地开发一些受他们欢迎的好项目，服务于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注释】

[1]课题负责人:蔡忠；课题组成员:张晓颖，陈宁，邓蕾，朱奋萌，曹礼平，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