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

喻　芳^[1]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赋予数字以丰富而深刻的涵义。“数”说“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以旧瓶装新酒，醇香又浓厚。

一、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的一锤定音

中国古代开庭时，官老爷手握一块惊堂木。而西方法庭上，戴着白色头套的法官也不时敲起法槌，以维护法庭秩序。自2002年6月1日，全国法院在开庭审理案件时统一使用法槌。从“惊堂木”到法槌，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更是从形式上开始注重程序的最佳体现。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需要以法律为起点，这就要求在一个法治化的大环境、大背景下提社会管理和平安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需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1.一锤难以定音的现实状况。“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为大背景，管理应该是法治化的管理，建设也应当是法治化的建设。但是，现阶段官民的专制封建、特权思想仍然十分严重，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社会治安的方方面面充斥着“权大于法”、“官大于法”等不和谐的声音。

撇开历史原因，还须从法治现实找答案。

第一，法治的地位。“有法可依”、“依法治国”，都强调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的一种权威性，它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史向前迈步的标志。但是，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建设繁荣，法治文明却被一部分人所践踏。“有法可依”、“依法治国”，到底是“依”还是“抑”！法律是人民的意愿、国家的意志，那么任何人都应当无条件地遵从，所以此“依”也应当是无条件的，“法律至高无上”应当是全体公民与生俱来的理念。

第二，法治内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要求的是任何人在法律面前权利平等、义务平等以及违反之后的惩处也平等。但是，当今社会公平与正义在法律面前愈来愈有障碍。似乎部分人士职务越高，越“勇于”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是一个怪现象！是不是中国的法律本身就有问题？存在争议。由于历史因素，重打击违法犯罪轻保护合法权益，重领导个人意见轻事实证据，重权力行使轻权力监督与制约，成为法治内容角度中多锤都难以定音的关键。

第三，法治目的。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2]，是权大于法在当今社会的四种表现。法律成为了披着合理外衣的官制民的手段。追求法治到底为了什么？是治官，以制约权力，还是治民，助长滥用权力？古人云:“治国者先受治于法，方能治人。”法律作为政府治理国家的手段，政府的行为应当先受法律监督，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民。

2.一锤难以定音的对策。中国的法治化建设，迫切需要改变当前法律地位不高、权威难以树立等局面。法治社会要求法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需要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而非某位领导的一句话；要将法律作为百姓心中的信仰，而非敬而远之的“怪物”。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同样需要走法治化的道路，方方面面需要法治的一锤定音。

将“法治”寓于创新社会管理中，主要包括三点。第一，运用“法治”对社会进行管理。即法治成为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和组成部分。第二，“法治”的本身也需要社会管理来进行创新，需要平安建设来巩固。法治的创新与巩固，是在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经验中不断积累的，法治内容的创新、形式的发展、观念的更新都需要一个具有全局观、前瞻性、战略意识的社会管理过程。第三，对“运动员”与“裁判者”，同样需要法治化的管理。“运动员”与“裁判者”一体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就极其容易导致法与权的异化，从而演化成为社会的不公平，进一步引发社会矛盾。因此，对于规范的制定者，尤其应当加以法律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平安建设，讲求“平安”，就应当协调好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需要在“强势人群”与“弱势群体”之间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在法治社会中，听取和解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从而调整各种利益集体之间的关系，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样也是社会管理当中的必修课。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切实关注民生问题，给予法治环境建设以良好的群众基础。

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以服务型综治为例，它是法治与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的最佳结合。服务型综治，主要是通过积极的、妥善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社会服务，寓适当的防、管、打于服务之中，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不是只会做一般的社会服务事务，不是没有打击、控制、防范。而是不但有打击、控制、防范，而且有更加智慧地打击、控制、防范。根据服务型综治的本意，有的服务易于打击、控制、防范，有的服务等于打击、控制、防范，有的服务胜于打击、控制、防范。^[3]传统的社会管理方法，单方面只重打击、控制和防范，是一种“手术式”的管理方式，而服务型综治被喻为“调理式”的管理方式。“服务型”综治不仅创新，更具有智慧。

二、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的二龙戏珠

二龙戏珠，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用语。它是指两条龙相对，戏玩着一颗宝珠，并有庆丰年、祈吉祥之意，表示吉祥安泰和祝颂平安与长寿之意。^[4]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作为实现社会和谐大好局面的手段，需要发展与稳定这二龙来戏玩。改革开放30年来，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前进与变革。这30年间，现代化的发展加快了社会的转型速度，但同时也涌现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

有人说“繁荣娼盛”，那么是繁荣引发“娼”盛，还是“娼”盛促引发繁荣？过去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这样一种封闭的、缺乏活力的状态下，经济发展较之经济体制改革后速度慢、质量低，但是犯罪率也相应的要低。封闭的环境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同样也不利于犯罪的产生。那么，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与犯罪率，发展与稳定是怎样的关系？繁荣“娼”盛，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与犯罪率趋于稳定的发达国家相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犯罪率还在不断增加。例如，在伦敦街头是既看不到小偷又看不到警察，而中国警察力量壮大，却没有给犯罪人以应有的威慑，犯罪率并未减少。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犯罪高发刺激了警察力量，还是警察刺激了犯罪的滋生？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告诉人们，生产力提高、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不能忘记稳定，只有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会取得成功。稳定是发展的保证，稳定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反过来又能促进稳定，通过发展能够消除不稳定因素，从而实现稳定。

1.稳定的形式应从静态到动态。多样化的社会带来多样化的社会问题，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许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这是新形势下的不稳定状况，所以对追求的稳定提出新的要求。在社会缺乏结构分化和利益分化情况下的社会稳定是一种静态的社会稳定。这种社会稳定，一定程度上是靠国家对社会的超强控制和对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全面压制来实现的，它是以牺牲社会的创造力、个体的自由权利为代价来实现的。静态的社会稳定，意味着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多样化、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以及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社会的创造活力才得以迸发。在这种高度分化和多样化的社会中，依靠强力控制和全面压制来维持静态社会稳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多样化的社会需要有种动态的社会稳定机制，亦即在鼓励各种利益和要求在体制内充分表达的情况下，由执政党对社会政策法规进行动态调整来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同时，依靠社会自治自律所形成的自发性秩序的重要性将日益凸现出来。强制性秩序将更多地作为自发性秩序的补充而出现。^[5]动态的稳定是伴随发展的稳定，符合新时期的中国国情。

2.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要从平衡到找寻结合点、着力点。将发展与稳定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社会驾驶一辆汽车前进，途中有低洼、有陡坡，也会遇上恶劣天气甚至翻越盘山公路，这一路是追求速度以最短时间到达目的地还是追求平稳，安全第一？开车求快，可以尽快地离开拥挤的路面，到达目的地。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就是社会驾驶车辆快速摆脱原有面貌，早日脱贫致富。但是，存在的隐患也十分明显，高速驾驶势必存在安全隐患，缩短了驾驶人员的反应时间。过度讲求发展的速度就会形成:一味追求GDP形成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人们对财富进行过度的追求所造成的财富异化，贫富悬殊的差距造成的仇富仇官矛盾等等。而开车求稳，可以避免由于高速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给车内人以一种安全和舒适的感受。

社会进程中的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的基础，只有在一种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下，才能给予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以动力与保障。但是过于稳定，过分地追求安全，则容易造成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降低了发展的速度。因此，只有调整好发展与稳定、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做到稳中求快，快中求稳，社会驾驶的这辆车才能及时又稳健地运行。

新时期，发展与稳定已经不再是“五五K”的静态平衡关系，而应当找寻二者的结合点与着力点。人民，更确切地说是人民的利益，是发展与稳定的结合点、着力点，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形成发展与稳定的动态平衡。发展所追求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所取得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应当关注民生，聆听“民声”。稳定所追求的目的也是为了人民。

3.创新社会管理，要在发展中顾稳定。创新社会管理，所谓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发展。这样一种发展或者说是创新，是在深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对社会管理内容、角度的更新；是不断更新从而适应人民群众愿望，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社会管理制度；是社会建设、社会改革的实践所提出的迫切需要。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不乏出现过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自讨苦吃的例子:以“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为指导的大跃进，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最后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百姓的生活状况“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以，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的创新与改革应当兼顾稳定。所以既有创新又有稳定的社会管理体制，应当是长远考虑百姓利益，听取底层人民的声音，协调各方利益的创新。

“平安”，就是一种稳定。平安建设，从字面看通俗易懂，其内容却很丰富，涉及到了政治、治安、经济、法治、生活环境各个层面。“平安建设”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载体。平安建设需要在求稳中大胆求新，“深化”二字就是创新，寓发展于稳定之中，同时寓稳定于发展之中。

以上海为例，2011年上海将实施九大“平安建设”实事项目:一是防范和打击扒窃拎包犯罪活动；二是防范和打击利用电讯平台实施诈骗犯罪；三是继续开展防范和打击盗窃破坏电力设施违法犯罪；四是防范和打击骗取医保药品贩卖违法活动；五是防范和打击无证行医、“医托”活动；六是深入开展“平安市场”创建活动；七是规范各类保安服务和管理；八是防范和整治住宅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九是加强学前儿童看护点安全防范。^[6]九项实事项目无一不体现以保“平安”、求稳定为基础的，同时也是与时俱进、追求发展与革新的平安建设。

三、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的“三难新郎”

“苏小妹三难新郎”，是经久流传的民间佳话。故事大概是:大学士苏东坡胞妹苏小妹，才貌双全，能诗善对。虽然与大才子秦观（少游）两情愉悦，愿意托付终身，但苏小妹欲难新郎，精心设下迷局，面试少游才华。洞房花烛夜的“斗心”、“斗学”，远胜金榜题名时的惊险精彩。小妹出题三则，少游答对之后，方准进入洞房。若答不出，则罚在外厢读书三月。^[7]“苏小妹三难新郎”，整个过程高潮迭起，新郎最终“过关斩将”，“抱得美人归”。才子佳人共结连理，天成一段完美姻缘，并留下“伸手推开窗前月，投石冲破井底天”的千古绝对。

如今，创新如同新郎秦少游被新娘的“三题”所难，官、民、匪，亦成为社会管理创新面前的绊脚石，官、民、匪这三方问题的演变与程度的加剧，将实现“创新型”与“大平安”挡在“洞房”之外！社会要进行管理，就要抓社会治安，而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首先就是解决匪的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可是匪的问题还没解决好，民的问题又不断地涌现，信访大潮、仇富事件愈演愈烈；而民的问题还没解决好，官自身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可谓“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挡在社会管理创新之前的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严峻。

1.匪:“鼠道”难，难于上青天。拥有良好的治安环境，才能拥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料理社会，安邦定国，社会建设是基础，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继续发展与必然要求，社会治安则是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更进一步发展与更进一步要求。社会治安，既为举措与过程，又为目标与愿景。社会治安，又会影响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反转成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新的原因。平安建设，实际上是社会治安工作的举措、发展与抓手。^[8]自古以来，斗匪未曾停止过，随着历史的发展，犯罪类型也更新换代，早先的暴力犯罪，逐渐演变成暴利犯罪，乃至暴理犯罪；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犯罪人的不同，白领犯罪、青少年犯罪高发；同时犯罪后果的愈发严重，大量的财产性犯罪数额巨大，损失惨重。剿匪之路，亦有“九九八十一难”。

2.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老百姓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百姓当家作主的局面真正开始。然而，就在大力提倡以人为本，官本位意识逐步转化成民本位意识之时，各种原因使然，群体性事件、信访事件、仇富仇官事件，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愈演愈烈。2004年至今，社会矛盾显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官本位社会惯性发展产生冲突。中国走在民本位与官本位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9]一些官员不待见老百姓，反而“官防民”、“官扰民”、“官害民”。^[10]与此同时，刑事案件高发，恶性案件犯罪率有增无减，使得百姓缺失安全感，对社会、对“社会管理”亦无信任感。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剿匪还未结束，如何解决“民诉”，倾听民声，关注民生，成了重头戏。

3.官: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官本位”意识为代表的专制文化，已经影响了中华儿女的一代又一代。官本位意识给人民、社会、国家带来的危害很大，并且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和谐因素之一。当了官的，也越来越少地听到他们自认为是人民的公仆，而有反问记者:你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还是代表党的利益？在官本位意识的渗透下，反腐败越反越腐，陷入反腐的怪圈；官员们对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对百姓将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的歪理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或拉帮结派，或官官相护，或明哲保身完全失去人民公仆的形象；各种政绩工程、门面工程，甚至于是豆腐渣工程做尽，吃、拿、卡、要无师自通，腐朽之风、浮夸之风、表面之风形成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官场文化。斗匪、护民面临重重难题，可官本身的问题更加严重，作为斗匪、护民的决策者，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

“新郎三难”，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办？

1.匪:对匪应从蔑视到重视。人们习惯将官吏、将警察比作“猫”，将违法犯罪人喻为“鼠”。猫抓老鼠是个永恒的话题，然而走进全球化、市场化、数字化之新时代的“猫”，在与宿敌博弈中却难占优势。各种原因使然，“鼠类”在主动、被动地不断学习，越大越醒，越大越行，越大越新，犯罪实施不断升级换代，呈现犯罪主体高智商化、犯罪手段高智能化、犯罪类型高科技化等“三高”走势。^[11]犯罪类型，已从简单的暴力犯罪转化成暴利犯罪，甚至是暴理犯罪。

可见，要战胜对手，一定要尊重对手的人格与对手的水平。故而，全社会对匪，均应从蔑视到重视。

2.民:“民本观”的建立应当从设防到服务。民对官的不和谐之音，来源于官在社会管理中的不和谐的管理方式。只有社会管理得当，才得以保证个人、集体等进行有序的活动。社会规模越大，结构越复杂，目标越宏伟，对管理的要求就越高，管理水平越高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也越高。^[12]因此，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方式并非能够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管制所有人还不如服务所有人，因为没有人不喜欢被服务。如果还继续采取管制的社会管理方式——个体的自由被限制，社会上各种组织的行动方式和思维都变得一样，社会必定没有生机与活力。(www.daowen.com)

因此，社会管理应当回归服务，回归理性。这样才能促进全社会的所有成员拥有“和而不同”的发展模式，充分展现活力。社会建设中的强力控制力度应当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善治。如果不改变传统的社会建设路径，就势必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发、社会冲突的频发、群体性事件的大面积爆发。所以说，一种善治应当呼之欲出，从而让更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到社会建设当中，转变反社会情绪群体的心理，让其主动参与到社会建设当中，以形成最大的社会合力。

3.官:权力的实行应当从管制到被管理。如何重塑官作为斗匪、护民的决策者的形象，应当对官员手中掌握的可以行使的权力进行管理。“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权力是管理社会、管理社会成员的，但是权力也应当被管理、被监督。为了有效地管理社会，就要赋予管理者以必要的权力。权力是一种珍贵的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为利益的特殊资源。

对珍贵的资源当然需要进行管理，否则就可能造成权力被滥用。^[13]权力是有限资源，若是被“私用”了，“公用”的就会减少，就使必要的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的权力保证，社会管理的效率、效果也会因之而明显降低，要防止管理机构肆意扩大自己的权限。若是向人民群众过分的扩权，就会侵占人民的合法权益；若是向上、下、左、右的其他管理部门无理的扩权，就会影响其他部门管理职能的实施，严重的发展下去还会形成封建特权。^[14]因此，为了防止官员权力的异化，只有明确官员的职责，对其配备的权力适量，“惜权”才能实现用权力管理社会的细水长流。

四、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的四时更替

春种、夏管、秋收、冬藏，掌握四季劳作的规律，才能实现社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民的家庭富裕，幸福美满，安居乐业。社会管理，平安建设就如四季，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做好每一季，和谐社会的建设才会无憾。

四时更替，可由“天人合一”的中国古典哲学观念所诠释。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化核心与精神实质。它首先指出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其次表明，人类生生不息、则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义和进取精神；第三，体现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思维模式的全面性和自新性。^[15]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安，应当根据外界的形势及时更替和调整，形成有节奏、有变化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模式，而不能一味的“严打”。因此，这种社会治安防控的新模式，改变传统的严打、高压，就是静动和谐的治安防控模式。

1.春种:以动制静。“春种”节气，在平安建设中就是指:在两个社会治安问题发生高峰之间隙，即在社会治安形势相对安静的情况下。这一时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有所松懈，在相对宽松的社会治安环境，反而应当多做事，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在工作上，应当加强基础建设，掌握平安建设的日常工作、基础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建立纠错查漏制度，在治安环境相对良好的时候适当进行查漏补缺，当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逐步完善了，与犯罪人的博弈将变得更为精彩。在对待犯罪人包括不良社会人员方面，依法给予这些特殊群体以帮助，特别是对于刑释解教人员以物质上、精神上的帮助，让他们重新投入到社会当中，成为社会的一份子。从而减弱不稳定因素的辐射效应，这样就是消化矛盾。

2.夏管:以静制动。“夏管”节气，在平安建设中就是指:已经出现社会治安问题时。这一时刻，如果进行非常严厉的、高节奏的打压，会适得其反，因此绝对不能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要形成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局面，应当做到:第一，“大隐隐于治”的社会管理方式。将道家的“无为而治”应用到平安建设当中，即以一种相对宽松的管理方式，还原人的原生性。并且注重社会自身的修复能力，而非大兴土木、大动干戈。第二，治安防控的低频率。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欲速则不达，要以逸待劳，循序渐进，顺其自然。

3.秋收:以动制动。“秋收”节气，在平安建设中就是指:犯罪率走高，犯罪活动猖獗的时期，犯罪人员、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段、作案形势进入成熟阶段。这个时期，采取以动制动的治安防控形态，是最常见、最具体、最精彩的博弈方式。只有做到坚持，才能彻底解决社会治安顽症。

4.冬藏:以静制静。“冬藏”节气，社会治安进入相对和谐的状态，犯罪人开始进行重新的闭关修炼。在社会治安相对安静之时，尽可能地以静制静，要学会与各种对手和平共处。淡化管制、严防、打击的管理方式，还老百姓一方“静”土，以服务型管理取代打击型管理。提高行政主体的自我稳定能力，戒骄戒躁，用心静、淡定来应对尚未发生的、即将发生的社会治安问题。

根据静动和谐的科学理念，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中，除做好社会治安防控的常规工作之外，要组织精干的四支队伍:以静制静的预备队；以动制静的巡逻队；以静制动的守备队；以动制动的突击队（敢死队）。^[16]

五、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的五行相襄

五行，即指木、火、土、金、水。它起源于原始的宗教崇拜，又从宗教母体中脱胎出来，进入哲学思维境界，发展成为五行哲学。^[17]五行学说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关系。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可以解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五行的相乘相侮则可以用来表示事物之间平衡被打破后的相互影响。五行学说里，每一行都是平等的，体现的是和谐、平衡、动态。

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也应遵守五行相生又相克、一物降一物的哲学道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众多主体、众多方法与众多客体之间，寓有更加众多的逻辑关系。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研究与重视这些逻辑关系，具体工作就会得心应手。^[18]因此，在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中寻求平衡是关键。只有协调好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社会成员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管理和平安建设；只有协调好政府机关的办事速度与力度，平衡好办事速度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和谐度，才能建立与现阶段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方式。

总之，一、二、三、四、五，“数”说“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需要拾级而上。“一锤定音”是基础，无论是非，无论美丑，无论善恶，做人做事均须遵守社会规则，均须遵守社会底线，“不得越雷池一步”；在法治有一定地位的基础上，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治安要协调好发展与稳定的“二龙戏珠”；继而逐步解决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的“三难新郎”；官、民、匪关系得以一定的和谐，再就是进一步精化、细化、固化社会治理工作，秉承天人合一，四时更替；最后就是真正掌握社会发展、人文发展与自然发展内在逻辑关系之五行相襄，获得科学发展真谛。

【注释】

[1]作者单位: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

[2]刘海年、李步云、李林主编:《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3]朱黎明:《论加强与创新服务型社会综合治理建设》，载《综治研究》2010年第9期。

[4]《百度·百科》:《二龙戏珠》。

[5]何增科:《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6]《上海“平安建设”大大提高百姓安全感》，载《新华网》2011年2月28日。

[7]《百度·百科》:《苏小妹三难新郎》。

[8]金其高:《从三角思维方式看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治安》，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9]探险勇者:《试论建国六十年民本位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载“乌有之乡”网2009年11月20日。

[10]金其高:《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之三角演义》，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1]金其高:《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之三角演义》，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2]黄舜:《中国社会管理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13]黄舜:《中国社会管理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14]黄舜:《中国社会管理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年，第181页。

[15]《百度·百科》:《天人合一》。

[16]金其高:《大治安之静动和谐》，载《犯罪研究》2008年第3期。

[17]刘筱红:《神秘的五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8]金其高:《从深层次上看综治、办综治、盼综治》，载《长安》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