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墓地回来的路上

在我故乡村子旁边的一个山头，上面有成堆成片的坟墓，那是以前的县城人墓葬的集中之处，在我很小的时候，三不五时就会看到山头上人声鼎沸，哀号遍野，鼓乐大作，一群白衣素服的人在山头上埋葬死者，那片山头也就成了村民忌讳和避之不及的地方，很少有人愿意走近，那里关于鬼怪的故事和传闻也层出不穷。

我有一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的时候，在四处闲荡中造访了那个山头，由于近年禁止土葬，植被开始茂盛了起来，光天化日之下也呈现了一种奇怪的暗与静，令人有点惶恐不安，当我看到那么多墓挤成一团，如同看到的私人住处一样，无论是排场阔气的，还是朴素窄小的，无不透着一股邪气与阴森，让人不敢久留。我在匆匆离开那里的路上忽然想起自己曾经在哪里看过的这样的一句话:“人应该在从去墓地回来的路上成为诗人”。

闲来没事的时候，我会尝试翻译一些自己喜爱的外国诗歌，因为我觉得那是对一种不大可能实现得很完美的任务的挑战。我在阅读了不少英文的诗集之后，忽然发现了中西文学比较的一个独特视角，即对“死亡”的理解。英文诗歌里有很多关于死亡这个主题的，许多作家都曾经有过在墓地沉思的文字（我也挑着翻译了一些，例如《当我们成了灰烬》、《在我死后，请别来》等），而在汉语诗歌里这样的主题却很少见，成了一个文学创作上很忌讳的话题。我曾在澳门短暂停留的时候，特地去造访了位于闹市区的“西洋公墓”，同样的大白天，同样的静，但整个墓园却凝聚着一种肃穆庄重的气氛，那种“阴森可怕”的字眼荡然无存，反而能让人避开无聊的街市的喧嚣，静气平心地有所启发或感慨万千，其中有不少西洋墓碑还刻着来华的时间、经历甚至临死前的遗言和感慨，让人觉得受益匪浅，似乎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与先人对话。当时我想，如果说想看最真实精练的文字，应该就是刻在每个墓碑的字句，个个都类似一本书，而这样的开卷无疑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常常爱在旅途的时候眼望窗外，旅途中那些从眼帘一晃而过的并能留点印象的东西，就包括散落在陌生的火车道、高速公路旁边山头上的坟墓，对它们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旅途多了点深层的东西，有时候创作的灵感也正是来源于此。我们可以听到不少纪念死者的歌曲，但却很少听到在生的时候直面死亡或与墓地相关的歌曲，除了张楚的《姐姐》里面某些词句以及高晓松那首比较有深度的“校园民谣”作品《荒冢》之外，这也许与歌者对“死亡”的思考有关。其实死亡是不应该成为一个禁忌的，正如墓地也不应该是一种Taboo一样，不知道“死”怎么可以知道“生”的意义呢？不管我们在尘世生活的样式如何，死亡总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并且可能思考用新的方式去调整生活的道路、定义生命的价值、寻找生命的意义。

有段时间我很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并看了不少这方面的相关书籍，从《自杀论》、《世界著名作家自杀心理探密》到《生与死》、《解构死亡》等的“现代生死学丛书”，我在读了之后对于死亡体验、死亡意义、不同人对于死亡的态度、死亡价值观对于生活的影响有了相当的了解，而且发现自己变得洒脱而看得开，不象以前那么回避或忌讳死亡，也更懂得珍惜生命，并试图让活着的每一天都丰富起来。原先比较不理解的例如“自杀”这样的真正的哲学问题也变得豁然明朗了起来，我总结的想法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杀”也许提供了一种选择的自主权，既然来是一种不由自主，去也应该让它不由自主吧。这也许正是“向死而生”、“视死如归（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的道理所在，也如同西方哲人所主张的“生得精彩，死得平静”的看法殊途同归。

明白了中西文化在死亡认识上的这点差异之后，我们再来看看那些远离故土的海外游子，他们的态度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观测的典型点，我常常想，那些东南亚国家里的所谓华人的“义山”（即墓地，闽南人也叫出葬为“出山”），应该很值得去看一下，看看那是怎样能在受到西方文化和异域文化影响的地方保留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的。刚好有一次，我在一个到菲律宾教华文的教师的博客里，看到了这样一篇游记文字，谈到了菲律宾当地的“华人公墓”（Chinese Cemetery），里面写道:(www.daowen.com)

华人公墓位于Auroa Avenue，是1850年间由Lim Ong和Tan Quien Sien开始建造。当时的华人死后不能葬于西班牙人墓地，故此另觅地方安置。华人墓地占地五十四公顷，规模很大，场内街道交错。坟墓除了用作安葬先人之外，亦作为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显示。拜祭时也是大家族聚会的机会。……进入公墓，我大吃一惊，这哪里是墓地，简直是一座高级住宅区，街道纵横。公墓里所见的，不是一个个的墓碑，而是一幢幢的花园别墅。二至三层，重门深锁，不能进内参观。Mike指着一座大理石三层花园建筑说，这是最富有的华人家族墓地，里面有卧室、客厅有甚至还装了空调和冰箱。真是令人咋舌啊！……

我们离开时，雨依然细细簌簌的下着，我凝视着窗外思考着是什么让华人极尽奢侈建造墓园？是不能归葬故里的苦楚？还是彰显经济实力来获得不能认同的心理补偿？或者就是互相攀比的显富？回想起贫民窟的铁皮与茅草屋，活人无立锥之地，死人却极端奢华，真是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啊！

作者的感叹和疑问，其实是可以从中西文化认同的差异上得到解答的，在我看来，西方人比较珍惜“活”的质量，而中国人似乎更重视“死”和“来生”，并给死亡附加了很多东西，从早先残无人性的“殉葬”到这种“华人义山”，都有着值得我们深思和应该剔除的观念，找一个小小的纪念之地固然不错，但在一律平等的死亡面前，再搞出某些大手笔的排场，浪费土地，硬要讲究“风水”以便“庇荫子孙后代”，就显得很可恶很愚蠢也毫无意义。作者简单地把所看到的“奢华”感叹成“社会或民族问题”虽然不能切入问题核心，但这是一个少年人最初的对“死亡”的思考，我不知道这会将他导向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取向和“死亡观”，但至少能懂得思考，并愿意去思考就不错了，在我们这个讲究“死亡”也把“死亡”作为最大的忌讳的传统文化圈里，这尤为可贵。

回到本文开头，我常常想，是不是中国文化故意把死亡弄得那么恐怖，从死亡的时候的“灵堂”，仪式上的号啕大哭，到后来的鬼怪故事的渲染，中国的“死”被刻意地加上了一层阴森可怕的文化含义，假如我们的“死”能够再艺术点、自然些，或许就没有那么恐怖了，也许当年幼小的我就不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送葬的人群都吓得往别的山路绕一大圈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死亡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和死的方式有关，和埋葬的仪式有关，这是整个民族艺术修养的折射，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最近的一次造访墓地，是和朋友开车到离学校不远的泉州郊区和惠安交界处的“施琅墓”，作为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将军，其墓地当然占地很广，也很有规模气派，然而参观的人几乎没有，我还叫朋友帮我在墓碑前留了个影，后来在网上碰到一个嫁到外地的多年不见的朋友跟我要照片时，我就把这个在墓地前的“玉照”发了过去，令见不得“死亡艺术”的她直呼不理解。我最欣赏和觉得不枉此行的是看到了不少很精美朴实的石雕，也再次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

——死亡，以及死后的痕迹，都应该是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