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书上的脸

这几天都在读不久前逛书城买的一本书，名为《校园民谣志》，作者是李鹰，书里面讲述了十几年前风风火火的那阵“校园民谣”热，包括一些专辑的幕后故事，一些代表人物对过去的感想，那些曾经的歌者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还有一些比较珍贵的图片与回忆性文字，等等，可以说是为那段民谣风潮做了一个有意义的铭记。作为一个同时代成长起来的偶尔也写写唱唱的人，我自然有兴趣去阅读这些关于来龙去脉的掌故，正如很多追星的少年爱把偶像的个人档案弄得清清楚楚一样。

说到校园民谣，当然少不了叙述一下当时的风头人物高晓松，李鹰在书里吐苦水，说编辑要他把高晓松写好，他说他没法儿写好，因为高晓松那家伙已经在媒体上说得够多了，该说的不该说的，当年的以后的，都已喷得天花乱坠了。我仔细读了一下，联系起以前买过的高晓松那本《写在墙上的脸》，觉得居然有了说点什么的欲望。

我想大概没人会怀疑高晓松被唱红的那些歌的受欢迎程度，虽然偶尔也有点不同的声音在怀疑其原创性。应该说高晓松确实有一些不错的歌曲，除了赫赫有名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之外，还有《荒冢》、《青春无悔》以及纪念顾城的那两三首歌，这些歌的传唱使他风光一时，甚至被久久地记住。他个人也经历了很戏剧性的人生之路，从最初的“咱火了”、出音乐作品集、到出书、当导演、再到搜狐的高级白领，期间历经结婚、发财、变胖、出国游玩、打官司、离婚、“灰溜溜地回到清华”等等，一路走得的确精彩。当我顺着这两本书，走到网上的论坛，再走到关于他的博客文字，一张写在书上的高晓松的脸逐渐清晰，慢慢明朗了起来。

正面的就不再重复了，纵观那些围绕过他的负面新闻，一个真实的高晓松昭然若揭，包括与老狼的恩怨纠葛、与媒体的官司、对歌手筠子的死的态度，还有个女孩因为劳资纠纷而在媒体上诉苦他的不是，等等，说起来还真的一箩一筐的。关于与老狼的分分合合似乎还可以理解，用他自己的话是因为当时得意非凡实在太“烧包”了，与媒体的官司孰是孰非也往往难以说得清，我比较有意见的是他对筠子之死的态度，筠子的母亲那封流传在网上的《致高晓松的一封信》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合情合理的高晓松真实的一面:“高晓松的确和普通人不一样，见了长辈没有谦虚和尊敬，只是夸夸其谈和自以为了不起，一副目中无人的表情……不仅对自己的感情如此地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且对别人的感情也是如此肆无忌惮地伤害和践踏。……筠子的不幸早逝，我认为和高晓松不无关系，因为他深深地伤害了筠子的感情和心灵。”我的磁带架上刚好有筠子生前那张唯一的专辑，但在《写在墙上的脸》一书里，其他的演唱者都附了上去，惟独找不到筠子的名字，似乎高晓松也是想刻意地抹去一些什么东西。此外，高晓松的“闪婚”也常为别人津津乐道。根据他自己的话，“平时我是个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从前的很多女朋友都觉得忍受不了我，所以都分开了。没想到我遇到的这个她和我这么相像。”遇到一个比高晓松还“高晓松”的“女高晓松”，婚姻的结局当然是离婚，这是可想而知的。

零零碎碎林林总总的文字看了那么多，很显然有助于了解一个更全面的高晓松，我想，他应该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也许适合跟他打成一片喝酒神侃，但不至于捧成偶像来崇拜。当然，我们没权利要求能写那样的歌的人也往我们设定的一个理想的形象上靠，高晓松让我想到一种对立的可能性，即，作品和“人”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作品的反面去推敲真实的“人”，写出那种忧伤的歌的人其实真正的面目是和忧伤沾不上边的洋洋自得，反之也成立，过得似乎风光满面的人其实内心始终有一根忧伤的弦，这种矛盾我也体会过，比如当我写一些抱怨苦叹的东西时，其实私下里是轻松而快乐，自由无比的。(www.daowen.com)

高晓松一火了，就顺势而出，用一篇小说、一个剧本，加上自己的词作，搭上“火热”的东风把名和利都捞了一把。我看那薄薄的一本书，让他沾上了写小说、写剧本等“出书”的美名，显然是有点“水分”，加上他那个得意洋洋的序言，自然让我读了有点“酸葡萄”的心理效应，因为他说“序言一定要调侃，不能跟念悼词似的”，我想起自己写过的序，还真有点那么个滋味，心里油然而生抵触情绪，为什么不调侃就得是悼词呢？写得真诚一点不行吗？《写在墙上的脸》一书所附的CD上，我有幸听到了高晓松的声音，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还真的不怎么样，更谈不上经得起仔细品尝。那又有什么妨碍呢，人家堂而皇之地出来领奖、接受群众的喝彩也没什么错呀？这不，高晓松当仁不让地从幕后走到了幕前，但不是拿起麦克风来唱歌，他擎着“校园民谣”大旗走进了直播间，不停地在电视或其他媒体上接受访问，而且这厮的确能侃，比如他爱上节目回忆那个姑娘们不为外貌和金钱所动，只爱文化人的“白衣飘飘的年代”。他说当时清华有个校花和一个大款好上了，居然觉得特别羞愧，生怕别人知道，每回被人用车送回来的时候都让停在离学校一站路之外，然后再坐公车回来，不像现在的姑娘们跟有钱人好上了，奔驰、宝马恨不得开到宿舍楼底下。这样的例子真实性有待考究，但的确很煽动观众听起来也很“爽”；还有一次，他在电视上讲到吸引小姑娘时，洋洋得意地说他年轻时有才，那时候的姑娘只爱才，而他年龄大点的时候有财，刚好碰上姑娘们很爱财，所以他都赶上了……

高晓松说话还算幽默，但喜欢吹得满满的，所以难免言多必失，一些自相矛盾的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谎话也纷沓而至，比如他一边说:“你看我写的歌也好，小说也好，剧本也好，其实没表达什么东西，我觉得有意思就行了。”另一边又愤愤地说:“很多东西想表达没表达出来，在那儿说了一堆废话，这能叫一首歌吗？”在李鹰的采访文字中，他说他拿写歌当写日记，发表的歌只占他所写的十分之一，按照他发表的数目有33首之多，令人觉得有点不可信，莫非另外的三四百首都是见不得人的？

有时候我自己也常常纳闷，很想知道当年搞“校园民谣”的那些人到底怎么了，还有多少人在坚持着做音乐的理想。《校园民谣志》一书之所以可读，就是里面详细描述了校园民谣参与者的近况，比如作者对迅速“消失”的沈庆的追踪、“水木年华”组合的折折腾腾、贾南和崔文斗组合经历的叙述、涉嫌交通肇事的郁冬是怎样低调不愿接受采访的，以及当年“小女生”赵节如今是怎样每天早晨夹着一大堆演员资料匆匆地坐小公共再倒城铁去上班的……对照高晓松现在“灰溜溜”的境况（据李鹰所言，他不能多写，不然会弄得好象幸灾乐祸似的），他的事例也许可以被拿来做“反面教材”，告诫后来的人出名不要太早，但他就是出名了，而且活到这个份上似乎也够了，用“一路走来色彩纷呈”来形容也不为过，很多人所有的人生追求，不就是想要有这样的“在路上”的效果吗？

如此说来，作为音乐人的高晓松没能成为一代宗师也就很好理解了，何况在商业规则下，听众就是上帝，作为喜爱他作品的“听众上帝”，我们是多么希望他能持续不断地为我们奉献更多的慑人心魄的好作品来。但在一个“白衣”不再“飘飘的年代”，现在的孩子们的口味已经今非昔比了，没有了上帝，即便他再“强”也是无能为力的。聪明如他者当然会“还是走吧甩一甩头”，该干啥干啥去，既然音乐不能“做大做强”了，以他那可爱的“德行”，似乎当导演最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