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虚伪

看过不少诗人的人生故事和回忆录，以及他人的叙说，诗人给人的一种感觉似乎总是有点不太类似常人。诗人该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我不时都会产生的疑问。

我上中学的时候诗人都是偶像，像现在的明星一样被追捧，曾听过舒婷和陈仲义的讲座，夫妻俩一个写诗，一个搞诗评，当时的讲座让年小的我大开眼界，我在懵懂中也写下了最初的几首诗，记得当时还受到身兼省作协会员的语文老师的赞扬，从此对中文兴趣浓厚，也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当时班上学习好的同学里面，也有几个所谓的“诗人”榜样，学校的文学报也经常扶持新人，那是一个诗歌无比容光的年代，也在我们的心上种下了最初的启蒙的种子。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个时代另外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北岛，他在诗里写了很多错位的语词，并由此收获了声名（后来更一发不可收拾，诗也越做越晦涩难懂），于是切切实实产生了一批追随者，以至于在我诗歌启蒙年代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都错误地以为诗歌必须是那样做的。上了大学之后，因为选择了读英语专业，接触汉字诗歌开始变少了，但偶尔留意到了学校里的一个诗歌协会，叫“南方诗社”，也接触了一些写诗歌的同学，给我的感觉都还不错。比如我隔壁宿舍就住着一个很低调的“诗人”（即后来混出点名气来的漳州诗人“壁虎”），记得他好象是因为某个写农事的诗获奖而留下的美名，为人踏踏实实的很朴实。当时，他的一首诗还被我们当时演唱组的一个同学拿来谱了曲，在同学之间传唱。

诗人何人？在我所接触和认识的诗人里，好象大都很实在、友善、随和、谦虚、淳朴，做事虔诚认真，行为单纯善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诗人就应该是热爱语言热爱生活的人，他们耐得住寂寞，愿意沉淀在最底层，不为物欲和名利所动，并且想象力丰富，对美和艺术有感觉。他们必须抵达一种诗界的平静，如莲花出淤泥般的美丽和芬芳，以平凡、朴素、救赎之心做诗，让真诚呈现在作品里，而且要锻造一种不与小人为伍的高尚品质。众所周知，几乎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曾有过一段多愁善感的诗意盎然的岁月，那些青春期敏感纤细的心灵，有着真善美的精神底色，迷惘执着的深情在诗歌里找到了最好的寄托，也只有诗歌才能够表达出那些少男少女们最初的感应，才足以诉说他们满腹的心思。因此，没有一辈子的诗人，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那些英年早逝的人。所谓银须皓发的诗人，其实是有点不够纯粹的。不虚伪的诗人，一旦成熟，对文艺规律的洞察多了，就一定很少写诗，这种文艺的转变是必然的。而成熟的诗人再写诗，恰好容易造就一种功利的虚伪。(www.daowen.com)

我们也往往以为，能创造像诗歌这么美好东西的人，他们的人格也应该是美的，与沽名钓誉、圆滑奸诈、八面玲珑等等负面的形容词无关。这种印象或观感本也无可厚非，但随着接触面的越来越广，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即把作品和人等同起来。而事实往往是这样的:诗和诗人是可以脱离的，很卑劣的诗人也可以作出貌似高尚的诗，而一个道德的楷模却往往是对诗一窍不通，诗是唯一的不可理喻和无法解析的东西。一个“做诗”平平的人或许可以是生活中做人的典范，而一个写出杰作的诗人也许在做人方面却是值得商榷的。正如现在人们考证，伟大的爱因斯坦在生活上其实并不伟大，这样的现象其实早就被诗人或评论家注意到了，所以诗人庞德说:“我对朋友的邪恶一点兴趣也没有，只对他们的才华感兴趣。”而诗评家布罗茨基则说:“倘若一个人的作品出色而为人可怕，我必定是第一个去证实其可怕的人。”我想，他们的说法代表了各自的立场，“诗人”这个本应神圣的称号，其实是被各种各样的鱼龙混杂的人在享用着，而且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使得“诗人”良莠不齐众神狂欢，正如诗歌一样，也走过了单纯的青春期，到了一个乱糟糟的中年甚至是老年的岁月。

说诗人是虚伪的，是因为诗人的虚伪包裹着一层闪光的真诚的外壳，在这层具有保护作用的真诚外壳的掩盖下，藏着诗人的不为人知的灵魂，单靠诗人个人力量几乎无法摆脱，因而时常陷入形形色色的谬误之中。曾经很是为那些凄美的诗词感动，感动诗人们有那样细腻的感情，但是在看了一些书之后才知道，那些凄美的诗词背后，掩藏的可能是一颗令人不齿的“诗心”。我有和所谓的诗人打过交道，很多人的为人处世让我觉得很反感，一次又一次地颠覆了我对“诗人”的观感。

有一次，我在一个网上的视频文件看到这样一个镜头:在一个颁奖晚会上，当台上的杨坤在演唱一首歌曲时，台下的孙楠等人则在手舞足蹈地捧场，跟着唱，只有朴树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和周围的人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朴树戴着头巾，让我想起了顾城的那截自己做的牛仔帽，那种刻意地凸显格格不入或与众不同，成就了诗人的一种虚伪。我倒不是说朴树也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在那里嚷叫喊唱，实际上我是蛮欣赏他这样的“酷”和个性的，我只是借这个来做一个类比，并想进一步说明，朴树在《白桦林》、《那些花儿》等歌里所唱出来的“朴素”，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朴素，一种装出来的朴素，这种“朴素”和刻意，在诗人中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