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礼物和上帝的礼物

我们总是习惯通过作品去分析一个人，特别是逝去的人，其实这是有偏差的，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过作品，我们顶多只能看到一个作者试图表达出来的抽象的“自己”，而实际上，特别是对于研究文学的人而言，那些诸如人家津津乐道的“明星大腕”们的花边新闻、八卦消息、私密档案等，反而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对于评论文字的深度和全面性，都必不可少。

在一个无书可读的午后，我偶然翻起一本旧杂志，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读一些学术小品和性情之作的文章，常常让我感觉受益匪浅，这次我重温了这样的一篇叙述，作者由参观鲁迅的故居和博物馆说起，围绕着“朱安嫁给鲁迅，幸耶不幸”展开了论述，叙述角度之特别，让我原先对鲁迅的认识停留在一个由理论和作品树立起来的那个干巴巴的形象，逐渐变得丰富和感性起来。作为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曾经一直被视为研究鲁迅的禁忌，随着近年来思想的不断开放才零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他与朱安的姻缘大概是一种传统习俗的产物，当年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鲁老太太觉得儿子不小了，又是的家中长子，该订一门亲了。由于考虑到儿子个矮，自身家庭条件也不怎么样，找个象朱安这样的女子做儿媳妇也就够了，不过鲁迅没见过朱安，也不知道当时他是怎么考虑的，总之同意了。问题是鲁迅回国后目睹了“苦瓜脸”的妻子之后，他的感觉是如此的失望和心灰意赖，这场婚姻的结果就是鲁迅成了一个干涩的小老头，而朱安则成了一个满脸苦相的怨妇。甚至到现在，他们到底有没有圆过房还成为某些研究鲁迅的人争论的一个无聊问题，这里不妨引用朱安的抱怨:“老太太总嫌我不生孩子，大先生不跟我在一起，我怎么生？”至于后来在上海和学生许广平的相遇相爱，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关于与朱安的婚姻，根据鲁迅后来的解释是出于孝道，“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有好好地供养她，至于爱情，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象，鲁迅本来可能觉得朱安应该有点档次，加上远在异乡，见多了也厌烦了别人形形色色的“现代生活”，对家乡“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迎空”（罗大佑《鹿港小镇》歌词）还有一点隐约的憧憬，所以就接受了“包办”，但他没想到母亲如此低估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光和品味是如此的差，鲁迅无论如何都忍受不了如此低俗的一切和这样别扭的婚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朱安没才有貌，碰巧是如花似玉或者稍微能拿得出去就可以，没有爱没有思想交流没有共同志趣都没关系，折中一下还可以情孝两全，可当他回到故乡才发现世事人情如此荒谬，心理落差如此之大，那种“郁闷”就可想而知了。作为常人也是伟人的鲁迅，更有孝道精神和人文关怀的鲁迅，在体会到“浓黑的悲凉”的同时，选择了忍受朱安的存在，也把满腔的“郁闷”和痛苦转化为战斗的力量。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断定，如果没了朱安，鲁迅也就肯定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么彻底的鲁迅了。

关于“母亲的礼物”一说，我想作为一个有基本的人本主义和西化精神的思想家，应该是鲁迅的自嘲，人怎么可以被一个人当成礼物送给另一个人呢？这不，当82岁的杨振宁牵起28岁的汕头美女翁帆的手时，他就聪明了很多:“翁帆是上帝的礼物”，呵呵，这样的境界就大不一样了。上帝的礼物怎么可能太差呢？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和翁帆结婚，在整个华人世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我看到关于两人的后续报道都是十指连扣，恩爱有加的幸福模样，基于这样的背景理解，我们就不难明白他后来的一些言论了。在他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以来，杨振宁频频发言，诸如“易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20年内，祖国大陆肯定能有人获得诺贝尔（数学）奖”、“中国很多学者的科研非常成功”、“清华本科生的平均水平比哈佛高”、“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个巨大的成功”等言论引来一片哗然，连我等这种处在高等教育第一线的人都觉得有点汗颜，不禁叹为观止，他的言论跨越了专业进入我们的生活，让我感觉这个老人不再“德高望重”，开始可爱了起来。(www.daowen.com)

杨振宁还说他们的爱情要等后世来评论一定是个爱的传奇，依我看来，倒不如说这是在一个功利至上的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极至，根本不用等到以后了，今天就已经是个浪漫传奇了，这是一个建立在深厚的“理智”之上的深厚的“浪漫”，传奇得令人心里各种滋味都有但却无法形容出来。诗人叶芝所言的“人老了，也就一文不值了”的诗句似乎只能立足在欧洲的文化背景里，而在年老时选择回归到“越老越值钱的中国”的杨振宁似乎永远在做着“机智”的人生选择，也难怪他能因此而收获了春风得意的人生，他的光芒老而弥坚，越来越成为大众瞩目的抢手人物。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我现在七八十岁了，脚总是没有以前那么灵便，拉着她的手，使我感到非常安全！”看来八十多岁的他的确也因此觉得自己年轻了很多，时不时地接受采访谈及两人的感情，说太太让他感染到年轻人的活力，他也一次次地与翁帆恩爱有加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对媒体说的话一次次地被转述，羡煞旁人。当然，他的言论也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与反弹，就我而言，我对这样的爱情没有任何异议，两厢情愿，老牛啃不动干草，吃吃嫩草也合情合理，但问题是如果吃了嫩草没有挤出牛奶，而是一些更“嫩”的言论，那就有点不应该了。在那个读罢掩卷长思的午后，对比“母亲的礼物”和“上帝的礼物”，我不禁有点感慨，似乎又得到一个有意思的结论，那就是——

一个朱安促成了一个反黑暗的斗士，一个翁帆造就了一个唱颂歌的歌手。

接受了不同礼物的两个著名人物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姿态，鲁迅不遗余力地批驳黑暗，至死也“一个都不原谅”；而杨振宁则毫不吝啬自己的讴歌，永远是正面的肯定。他们两个人因为“礼物”被我放到了一起进行对比，也让我走出了那些干巴巴的就事论事的理论框架，更真切地领悟他们的著作或言论，从而看到更全面更真实的名人，读到更完整更丰满的作品，听到更深层更客观的言论。最近在一个大学出席其85岁生日庆典和铜像致赠仪式的杨振宁，被问及生日愿望时，低头感叹说人愈年长，生日愿望就愈多，其中一个愿望是希望“看到中国文化有更好的发展方向”，这令我忍不住想发问，丧失了丑陋的批判和对不足的挖掘，一味的颂歌和盛赞，一味的肯定和夸奖，如何推动文化的重建和发展？

无论是好评或漫骂，既然人们都习惯了站在自己的角度发一些议论，而我比较认同的是杨振宁到85岁依然能保有的精神风貌，作为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大师，他也对国人死气沉沉的婚姻观狠狠地给搅了一下，当然自有其过人之处，在这里不妨也借上帝的名义祝福他，至少他捧着自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了一点启示:当我们真的确定接受不了“母亲的礼物”的时候，不妨认真地等待“上帝的礼物”；而对一个更加完整丰满的鲁迅有了这样的感性认识，我们只能对成就一种伟大的“必要性”进一步地认知，从而表示深深的同情和更多的理解，这种认知也为他，为他的“礼物”，还有送他“礼物”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