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石磊

石　磊

石磊，1958年出生。1986—1989年，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硕士研究生学位。1989—199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专业学习，获博士学位。其间，1991—1992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Rutgers大学进修。1993—1995年，于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从事博士后研究。1995—2000年，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系主任。其间，1997年，在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讲学，作访问研究。2000—2003年，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3—2007年，任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2007年至今，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

工作业绩

兼任全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国内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近年来主持和参加省部级以上社会科学研究项目7项，如“现代企业制度论——委托代理制下的竞争与管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与实施方法研究”，等。

出版专著5部，列举部分如下:《中国农业组织的结构性变迁》，《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等。

发表论文200多篇，列举部分如下:《赶超型发展与中国产业结构的非常规转换》，《收费双轨制对高考生源的配置效应及其成本约束》，《竞争、企业合约与隐性激励》，《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结构与制度改进》，等。

在已完成的项目中，有3项获省部级优秀社科成果奖。著作《中国农业组织的结构性变迁》被评为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著作奖二等奖，《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被评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点图书。

1996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博士后;1997年，被评为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

石磊是当代中国经济领域富有思想和学识的一位学者。(www.daowen.com)

他讲的“当代中国经济”内容充实，课堂语言丰富，萌发了许多学者投身中国经济结构的研究之中。石磊在对学生的启蒙教育方面独树一帜，很能调动学生的学术热情。经石磊指点，无论是在研究思路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他都能给予非常专业的指导。除此之外，石磊对待学生热情且富有耐心。他对学生的指导深入浅出，往往将复杂的经济问题解释得清晰易懂，很能调动学生自主思考的积极性。在石磊的指导下，每次的研究都能够顺利开展，且富有成果。

石磊是一位对自己研究领域有深刻且独到见解的杰出教师。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产业结构与组织、企业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经济等。课题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当代劳动力成本问题，二是民营企业如何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因此，不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实践方面，石磊都能够提供专业而优秀的指导。

石磊认为大学的整体环境:第一，以人为本，以学生的成长为核心，这是衡量一个大学建设花钱值不值的重要标准。第二，学校建设同时要注意节约的问题，节约型的校园对培养完善的人格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本科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包括对待财富的态度，这些决定了学生以后为人处世的风格和态度。大学建设不能追求外在浮华的美，而是要体现学校办学的能力、培养人才的能力。

石磊以全球经济危机为切入点，指出美国虽是此次危机的源头，但远没有出现萧条，而且经历了1972、1973年的石油危机，大量资本转向了服务业和制造业，使得实体经济危机不深。对于有些媒体预言此次危机将持续几年的说法，他表示“不可错估”。接着，他带着我们将目光投向了欧元区。由于欧元区长期推行高福利政策，人们在意识形态中便产生了福利依赖，转而形成了福利刚性，即福利能增不能减。欧元区的政府在此次危机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日本，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之一，自然不能省略。石磊提到，日本新账老账叠加，生产多，而消费少，成了实体经济危机深重的国家之一。说到中国，则真正诠释了题目的含义——发展固然是好的，但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不少烦恼，而发展中的烦恼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发展。石磊表示，虽说中国实体经济明显下挫，但虚拟经济基本正常。中国巨大的内需、高储备、高储蓄注定了中国将伴随着春天的脚步逐步回暖。但同时他也指出当今中国的一些问题:产业链尚未完善，如三鹿事件就是其典型事例，企业还需要更多创新人才等，给我们以启迪。

石磊曾经做过题为“我国基本公共品设置的城乡差异与改进”的讲座，石磊就公共品配置不均的表现、原因及相应的均等化措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石磊首先指出城乡差异的存在不在于私人品分配，而在于公共品分配。他介绍了公共服务的内容，特别是以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最低保障、环保、就业等为主的基本公共服务，联系现实，指出公共品分配不均匀的原因有三点:一、城市偏向;二、东部指向;三、效率优先。延伸至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城乡差别之大令人惊讶，对此石磊发出倡议: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每年都需体检一次。

石磊认为国企效率低源于管理落后。围绕提高企业效率这一中心环节，我国国有企业经历了20年的改革，从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一直到目前的公司制产权改革、资产结构调整等，应该说，国有企业的制度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未有根本好转，而且在某些行业和地区还有危机加重的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对此，石磊认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国有企业越来越经受利润平均化和严峻的生存竞争考验，而过去被卖方市场掩盖起来的企业管理制度问题终于彻底暴露出来，由内部治理结构方式和操作规程两方面构成的企业管理制度瓶颈是制约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与市场化进程相悖的，进行公司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其财产委托权和人事控制权实际掌握在行业主管部门手中，它们没有监督经营者的主动性和充分信息，使法人财产成为不受监护的财产。这样，国家作为出资人不仅承担了投资风险，而且承担了经营风险。在计划体制下，行业主管部门为协调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及分配短缺资源作出过重要贡献，但随着计划体制的解体，它们的存在在经济上是多余而有害的，应以适当的方式退出，以利于减少社会运行成本和市场信息流失，因为目前它们不仅不具备充分信息和积极性去监督经营者，而且容易滋生出权力腐败和部门设障。

当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变涉及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这超越企业的权力范围，需要整个社会体制环境的改进。石磊指出，作为企业管理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操作规程的低效率则是当前国有企业内部必须注意解决的关键问题，建立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提倡严格、精确、自律的企业内部操作规程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根本。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从提出自负盈亏、成本核算，到企业内部劳动合同试点，再到对科学管理制度和“人本化管理”的推崇，都表明了对优化企业内部操作规程的强烈要求，但从结果来看大多数企业内部操作规程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