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爱知大学教授——周星

周星，1957年出生。1978—1982年，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2—2000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历任副教授、教授、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并担任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程及外国留学生、国内外高级访问学者等工作。现任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课程指导教授。

工作业绩

曾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1998—2010)、秘书长(1998—2001)、顾问(2010年至今)，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2006年至今)，中国民族学会海外理事(2008年至今)，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共同研究员(2002年至今)，还相继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日本冲绳国际大学的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员，等。

出版多部著作，列举部分如下:《现代文化人类学》(合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合译)，《史前史与考古学》，《民族学新论》，《民族政治学》，《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合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合编)，《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汉民族的民俗宗教》，《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合编)，《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合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合编)，《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二)，《国家与民俗》，《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四大门》(补编)，《乡土生活的逻辑——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等。

曾获1995年度国氏博士后奖励基金;199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3年，获中国民俗学会荣誉奖章。

我在西北大学学习考古学，比较痴迷“史前”那一段，觉得那段历史需要想象力才可以理解。1982年年初，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尹达、杨向奎、张政烺、石兴邦诸教授，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史前史”研究方向的硕士课程。1985年硕士毕业，学位论文以《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住宅形式与聚落形态》为题，这大概是较早讨论到史前“聚落形态”的中文学术论述之一，当时确实是有一种强烈的走出琐碎零乱的材料，迈向社会、历史、生活及文化整体性描述的冲动。在硕士和博士课程前期那几年，我胡思乱想了很多诸如史前史的史料学与方法论、史前遗存的族属推定、器物本位与聚落本位、考古分类与认知论、考古学与民俗学及文化史的关联、考古人类学及民族考古学、城堡国家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成过程史的关系等之类的学术问题，也分别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这些思考后来汇集为《史前史与考古学》一书，其中反映的问题意识(包括对史前考古学的一些反思)，虽不乏青涩，却也真诚执著。

1983年冬，为硕士课程学习的需要，周自强教授带领我们几个同学，前往云南、四川做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考察。那次少数民族地区之行是我学业的转折点，基诺山、西双版纳、大理、大凉山，这些地方改变和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方向。因为自此我开始认为，比起探索几千年前的社会和文化之谜，现实人们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确实更令人着迷，而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及文化的探索更富于挑战性、更刺激、更困难，也更有意义。于是，我决心转向民族学研究。1986年3月，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师从杨塑教授，攻读民族学专业民族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向的博士课程。3年后的1989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政治民族学要论》通过答辩，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后来我修改了博士论文，把其中1/2左右的篇幅以《民族政治学》为书名正式出版。这本书大概是第一本用中文写作的民族政治学专著，虽然当时承受了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但由于现在不少大学里都设立了有关民族政治学的课程，并采用它为教材或重要参考书，甚至还在“民族政治学”的名义下，招收硕士和博士课程的研究生，表明当年我的那些奋斗不无意义。在差不多10年以后，国内出版的同名或类似专著中，仍基本上沿袭了我当时对民族政治学体系的结构设计以及若干原创性的概念。

1989年9月，我有幸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费孝通教授，从事民族社会学、农村民俗调查与人类学社区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在博士后的经历中，我受到费孝通教授的影响，学术的境界和自觉性都有提高。我开始注意努力多做实地调查和田野研究，尝试实践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尝试着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更加重视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1991年以前，我的部分民族学研究成果，后来收入《民族学新论》一书。(www.daowen.com)

1991年9月，我留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任副教授。1992年3月至1993年3月，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我到日本国立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作为“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从事民俗学及人类学的博士后研究，具体课题为“关于比较民俗学的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东瀛访学扩展了学术视野，使我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到民俗学。

从筑波大学回国后，教学、科研及行政工作非常忙碌。我先后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历届研究生开设“民族学与人类学专题研究讲座”“民俗学专题研究讲座”等课程，我努力以信息量丰富、材料翔实、角度新颖、观点独特为教学目标，并注重从日常生活中产生命题。从1995年起，我开始协助费孝通教授，担任他的部分学生的辅导工作。

从1992年起至1999年，我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与民俗研究室主任;1994年6月，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我担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1994年8月，破格晋升教授。因在“科学、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颁发的1995年度“国氏博士后奖励基金”。1995年9月至1999年9月，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从1996年起，我获准担任博士生导师。

从1993年起，我同时也较多地关注民俗学，特别是从人类学视野去作民俗研究，先后就民俗文化与地方传统等题目展开过调查研究，诸如坟墓与风水、谐音象征与谐音民俗、民俗宗教与“四大门”、生与熟等民俗观念、时间民俗、物质文化与“民具”、民俗艺术(吉祥图案、农民画、花馍)、民俗旅游与旅游人类学、生活文化与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学等，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其中有些研究与思考，已经收入《乡土生活的逻辑——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一书，它大体可以反映我个人的一点学术风格。我的民俗学理念是应该努力扩大中国民俗学的“解释力”，因此，我写了《文革中的民俗文化现象》等多少有点标新立异的论文。1998年12月，我当选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任学会的秘书长，由于有这些机缘，自己对中国民俗学这个学术领域有了责任感。为此，我相继主编了《中华民俗文化丛书》和《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国家与民俗》等学术文集。

从2000年4月起，我转职到日本爱知大学任教，担任其国际交流学部比较文化学科的教授以及该校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博士课程指导教授。我在爱知大学担任“生活文化论”“现代日本的生活文化”“比较文化田野工作”“世界遗产论”“中国文化论”等本科课程，这些课程并非是要按照“学科”来界定知识，而是以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原理为基础，深入浅出地讲解日常生活的逻辑，解读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特点等。我也为爱知大学大学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讲授“中国民族学”“中国文化特别讲义”“中国文化人类学”等课程，指导学生(包括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写作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我所在的爱知大学和中国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合作进行双博士课程教育，因此，我还必须承担不少来自国内的博士生的论文指导工作。

由于个人的兴趣及爱好，我在日本的学术活动也是和民族学、民俗学都有一些关系。我常去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神奈川大学常民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关，参加那里的共同研究会，也分别就“民族服装”与汉服运动、农民画、物质文化(花馍、农具)、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华化与全球化等题目，发表自己的研究报告。爱知大学一向有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现又致力于发展国际化的“现代中国学”，于是我有了观察日本“中国学”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机会。

近些年，中国兴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应该说，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问题的研究有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近几年，我多次应邀回国在国内一些大学或社会科学院从事学术交流和讲演活动，除了自己的研究之外，往往也被要求介绍一些日本保护其文化遗产的经验。鉴于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有很多是艺术或以“艺术”的名义被政府认定的，而中国的艺术研究又较少做田野调查工作。因此，为了提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水准，1996年年底，我和几位学术界的同行朋友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我被选为副会长，所以，也就又多了一份责任。为此，我主编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积极参与该学会的学术活动和每一届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尽力推动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

我在海外所作学术研究却依然是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在海外用非母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非常辛苦，殊非易事。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后，方能用有限的时间作一点研究。由于个人兴趣等方面的原因，我的不少研究常常较难进行学科归类，往往是好几个专业的命题、风格、材料和方法交织在一起。我不大喜欢按既定的学科专业的框框去思考问题，多是围绕一个或若干个感兴趣的问题展开，因此，我不大适合现行学术体制下的“单位”“师承”“辈分”“学科”圈子之类的生态。我曾自称“边缘学者”，觉得自己像个不怎么成功的“杂家”。由于身在海外却执著于中国学术，被体制边缘化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不过，边缘自有边缘的好处，既不必为学术“正统”的危机而烦恼，也不用担心感染上“圈”内的偏见。由于较少拘束，边缘地带也自有驰骋创造力的空间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