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张维迎

张维迎，陕西吴堡人。1959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诺贝尔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致力于推动中国大学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商学院教育体制的改革。2002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其间，2006年至2010年12月，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工作业绩

兼任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国家审批制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电信法》起草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工商管理组副组长，《经济研究》、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Restructuring Finance和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编委，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2005)和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中国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学(英国)副主席，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的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国家体改委企业改革咨询委员，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专家评审组委员，等。

出版多部著作，列举部分如下:《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产权、政府与信誉》，《信息、信任与法律》，《大学的逻辑》，《论企业家》，《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竞争力与企业成长》，《价格、市场与企业家》，《市场的逻辑》，等。另有数10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

1990—1993年，获世界银行奖学金(3年);1992—1994年，获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奖学金(2年);1992—1994年，获伦敦经济学院Lionel Robbins纪念奖学金;1992年，获牛津大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1997年，《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获得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特等奖;1998年，《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获得国家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等。(www.daowen.com)

诸多观点来自于他

张维迎，1959年出生于陕北农村一户典型的农民家庭，父母均不识字，但他似乎从小就对知识有一种天生的悟性与偏好，学习成绩远远领先于别的孩子一大截。他的家庭作业从来都是在课间10分钟完成的。在那样穷困的年代，12岁的他就为了生计利用暑假到30公里外的地方打工。贫寒的家境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禀性，而优异的学习成绩激发了他日后对知识不懈的探求。高中毕业时，他的学习名声远近皆知，年轻气盛的他回到了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他有志于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一番。两年后的一个早晨，他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力参加高考。一位好心的老师专门来鼓动他报名参加，可当时受“开门办学”的冲击，他没有学过多少理化知识，这位当年陕师大毕业的老师一摆手说:“你可以考文科么!”尽管那是他头一回听说“文科”这个词，但似乎冥冥之中的一种天定，注定了日后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将从这个黄土坡里走出来。既然要考，他还是很认真的，托了县里的同学邮来了油印的复习提纲，每天利用田间休息的工夫复习。那年他是扛着一大摞烧饼走进考场的，考一门吃一个，考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考生”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新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18岁。18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见到火车。在大学里，他的年龄是班里最小的，但学习成绩却是最好的。那时的张维迎还谈不上有多远大的抱负，对一个农村娃来说，能上大学，有一个城市户口和一份工作就满足了，更多的奢望实在不敢有。他只是凭着与生俱来的一种对思辨的爱好和擅长在学习。他在上大学前没有学过英语，在大学里也没有钱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买台录音机，但他的英语成绩却和班里一位已经学了十几年英语的同学不分伯仲，这使他坚信农村娃也是可以学英语的。1982年，张维迎考取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这位严肃而尽职的教授对他要求很严。有一次，当我们在西北大学见到何炼成和刘承思两位老教授时，他们对张维迎的一致评价是刻苦、有悟性、勤于思考。1982年3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使他有机会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茅于轼先生，并和田国强、杨小凯等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小组发言中，这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发表了一通关于如何建立“中国式数量经济学”的“宏论”，令其他与会者刮目相看，这或许得益于他原来良好的数学基础，因而对以数学为研究方法的现代经济学有着强烈的敏感。他的发言逻辑性强，观点鲜明，切中要害，被小组推选到大会上宣读。张维迎语出惊人:“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些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心何在呢?”这次会议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从此他再不满足于从劳动二重性开始的推导了。回校后，他牵头组织了一个6人读书班，栗树和先生当年也是这个班里的成员。他们自学微观经济学，每周由张维迎讲解一次。为了讲评好，他总是要求自己先将内容弄懂吃透。这种边学边讲的方法至今仍被张维迎推崇为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那种如饥似渴的自觉学习，也为他日后成为国内最早和最出色的微观经济学专家打下了功底。难怪当他于1984年到北京工作时，不少圈内人便认为他的微观经济学是“最地道的”。

在学习现代经济理论中，他的思想也越来越活跃，开始了对现实中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的职业思考。当时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讨论很多，问题提得很大，但分析总欠力度。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问题，不可能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他从经济学基本的供需原理出发，给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有理有据的思路。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取决于社会对知识的需求，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对知识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传统体制的结果，所以解决知识分子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革现行体制。这篇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经济学思考》的论文被《经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随即被《新华文摘》等多种报刊转载，至今仍被不少人认为是当时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里程碑”。当时他年仅25岁。又有一次，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报道《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这同样引起了他的思考。为什么在中国钱被视为万恶之源?为什么中国人“学而优则仕”而西方人“学而优则商”?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的文章，把向钱看看做“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转变”。此后，他便离开西安到北京闯天下。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价格改革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要不要改?怎么改?这些问题同样刺激着也困扰着经济学家们。光谈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的改革需要拿得出手的方案与部署。良好的微观经济学功底，使张维迎觉得“价格机制”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中枢神经”。当时“调价派”代表了主流，但张维迎认为光调不放不是真正的改革，因为“调”只是用“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旧的不胀钢温度计，而真正的改革必须把‘不胀钢温度计’，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否则治标不治本。然而怎样才能将不胀钢温度计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呢?他从农产品价格改革中得到启示。对!双轨制!旧价格用旧办法，新价格用新办法，然后逐步放开，建立一个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这就是张维迎最初的“双轨制”思想。“所谓价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全新的均衡的价格体制，以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效能”。1984年初，他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研究生。这篇文章由茅于轼先生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得到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该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央领导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革起到了相当有分量的作用，学术界无法不注意这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1985年初，外贸问题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当时出口猛跌，外汇储备剧减，已去国家体改所工作的张维迎仍抓住了“价格”这根中枢神经，认定外汇的关键是汇率和外汇市场的建立。不久他和李剑阁(现任中国证监会常务副主席)合作的《关于调整人民币汇率以及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建议》一文发表，文中首先提出了从汇率和外汇市场入手来解决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当时的姚依林副总理特地委托他和黄江南二人主持了“外汇外贸问题专题研究组”。1986年，张维迎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每篇都紧扣改革的大主题，对当时的改革政策产生着不止于学术参考的价值。他和宋国青合作研究了“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问题”，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看中国改革中的宏观问题”，对推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作出了贡献。他在《论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一文中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以解决“工资攀比”的观点，即被吸收进体改所《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一文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实，他最有影响的研究当推“企业家理论”。张维迎是国内第一个研究企业家理论的学者，他的《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文在1984年《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从那时起直至他后赴牛津大学深造专攻企业理论的10年内，张维迎关于此的许多观点一经发表总是成为许多人重复使用和引用的内容，像“学而优则商”这样的名句就出自他的口。这与他研究问题的深度和远见有关。当时他研究企业家理论还没有多少理论工具，凭借的是对经验事实的提炼与概括，但他已经深悟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他在北京大学做的一次“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的讲座上，300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他深入浅出又富有幽默的演讲十几次被掌声打断。“愚公真是愚，他为什么搬山而不搬家呢?”他很早便意识到建立企业家队伍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今天，他早先关于企业家理论的一些精辟见解已被广泛证实和接受，他的研究不仅不过时而且年月越长越有价值，报刊上不时出现的有关企业家的精彩论断不少直接源于他和盛斌合著的《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了解他的人知道这并非偶然，他对学术的态度是那样纯粹，正因为纯粹才能将问题本身研究得那么透彻，于是和现实打通了，他的东西也有了长远的生命力，他对理论热衷和执著的追求从未停止过。对他来说，经济学研究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