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等身的博导——王子今

王子今

王子今，哈尔滨人。1950年出生。1978—1982年，就读于西北大学77级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1984年，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1984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2003年，任教于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晋升为教授。2003—2007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11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工作业绩

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洛阳大学、咸阳师范学院、吉林师范大学、东北文化研究院、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外专职研究人员，内蒙古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学家茶座》编委，《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特邀编委，《盐业史研究》《鲁东大学学报》顾问，曾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访问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客座教授。

出版多部著作，列举部分如下:《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管理》，《铁血长平》，《秦汉交通史稿》，《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历代竹枝词》，《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中国古代交通文化》，《交通与古代社会》，《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跛足帝国:中国传统交通形态研究》，《门祭与门神崇拜——“门”的民俗文化透视》，《中国古代交通》，《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中国女子从军史》，《中国文化节奏论》，《“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中国盗墓史》(插图珍藏版)，《改革史话》，《简牍史话》，《驿道驿站史话》，《驿道史话》，《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中国政治通史》第三卷)，《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等。

《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管理》，1993年获全国首届行政管理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铁血长平》，1997年获当代军人喜爱的军版图书二等奖;《秦汉交通史稿》，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秦汉区域文化研究》，2002年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古史性别研究丛稿》，2006年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2004年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专著类二等奖，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中国政治通史》(合著)，2004年获第十八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合著)，1993年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历代竹枝词》(合辑)，200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2008年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2009年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类)三等奖;等。

王子今30年史学作业的盘点

我自1978年初结束近10年工农劳动生活，考取西北大学开始接受高等教育;1982年1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后师从林剑鸣教授在西北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是秦汉史，于1984年12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以《论秦汉陆路运输》为题，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方诗铭研究员。毕业后多年在中央党校任教，后来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又承孙家洲教授相邀，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我十七八岁到陕西宝鸡山区插队，有3年的黄土地辛劳。后来又当了4年铁路装卸工，肩头臂上，劳累是超过农民的。可能和这种重体力劳动的经历有关，这些年来苦心勤力，发表论著。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产量并不能说明学术资质。比如在宏观思考和理论分析方面，自己识见和能力的不足，曾经承张岂之、林甘泉、田昌五等先生指出。(www.daowen.com)

我在西北大学本科读书期间的研究尝试，有《联器研究》《嵇康反名教思想的历史意义》等。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短文是《从地名看先秦畜兽风俗》。最早发表的可以称做学术论文的成果，是《汉代的斗兽和驯兽》和《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前者承张岂之先生推荐，后者承韩伟先生推荐，感谢之意，至今深铭于心。

报考硕士研究生时，我曾经有追随史念海先生的意愿。当时只是因为很偶然的因素，改为以秦汉史作研究方向了。对于历史地理学研习的兴趣，通过《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和《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的完全可以有所体现;而历史交通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集中。

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仍继续对秦汉交通史用心倾力。曾经有几年时间主要围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秦汉交通史研究”进行工作。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秦汉交通史稿》，承李学勤先生赐序，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书中附有“作者有关秦汉交通史研究的主要论著”目录，列有学术论文32篇，考古调查简报2篇。其中有对于中国古代交通史的学术史回顾，多数是面向较宽层面读者的概述性文字，还有跨出秦汉史界域之外的交通史研究论文。

我承担的第二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是“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最终成果《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承史念海先生赐序，2002年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此书出版后又有因思维惯性延续而完成的论文。这些论文，也许今后可以集合在“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的主题之下。

由于我曾经在中央党校任教，承担过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若干思考先后凝集为部分论著，一些论文汇集为《千百年眼: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一书。

社会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曾经聚集了诸多史学家的学术视线，我投注了一些精力。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23篇论文，结为《秦汉社会史论考》。另有《古史性别研究丛稿》，是从一个特殊视角进行社会史考察的论文集，也收入论文23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我先后出版的《门祭与门神崇拜》《中国女子从军史》《中国文化节奏论》《中国盗墓史》《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象征》，都可以列入成果目录。合著《竹枝词研究》收入论文32篇，多数也都是从社会史角度切入，进行历史文化分析的。

《〈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一书，对秦汉史基本文献《史记》作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试探。《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则是对一种重要出土文献进行了基础研究，虽然是传统考据方式的一种实习，其中也应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运用类似研究方法对于社会史、民俗史、民间意识史的考察，视界扩展往往会超出秦汉史这一主要研究方向之外。虽然论题有的超溢了秦汉史本业，关注的学术层面依然比较窄小。

对一个历史阶段进行断代史的总体的描述，需要把握宏观的历史形貌，基本的历史线索、主要的历史事件、突出的历史特征，要有适当处理详略、重轻、主次诸问题的考虑。断代史的综合研究，应当以具有完备的专业知识，深厚的理论素养，敏锐的历史感觉为前提。而逻辑判断和综合分析的学术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名秦汉史研究者，我也曾经尝试学习进行这样的工作，然而绝不敢自以为成功。其中有因为个人疏误导致的教训，至今深以为恨。多年来给予我诸多学术鼓励和学术指导的，除了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导师林剑鸣先生之外，还有史念海先生、何兹全先生、方诗铭先生、张岂之先生、田余庆先生、李学勤先生、林甘泉先生、孙达人先生、田昌五先生等。诸多学友在学术进程中挽手并肩，情谊深长。又有出版家、编辑家等为拙著的面世在选题确定、加工处理、印制发行等方面付出诸多辛苦。近年又往往偏劳若干学生在资料收集、文字整理方面多所襄助。在回顾自己歪歪斜斜的学术足迹时，首先要对这些深恩大德诚心感谢。由于对这些恩德每有辜负而生发的自责，可以用汉代人的习用语来表达:“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清点截至2009年6月的论著，出版个人完成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28种，其他学术著作5种，译著7种(其中5种合译)，发表学术论文440篇，其他学术文章233篇。汉代以“功”和“劳”计定军人业绩，我的成果以数量和质量作综合总结，自谦地说劳多功少。

近来，我又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秦汉社会称谓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子课题“匈奴经营西域研究”、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基地基金重点项目“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除《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作为教育部课题成果已经结项之外，我尚有3种书稿等待杀青。任务摆在眼前，心中却以为要面对的是幸福的劳作。我喜欢陆游的名句“细雨佩壶寻废寺，夕阳下马吊荒陵”，以为人生意趣相近。不过却不能像这位宋代诗人那样悠闲优雅地访古。我曾作题《二○○九年春节》小诗一首述怀:“料定牛年辛苦年，汗花直教散千田。浮华潮海冷眼向，犁路崎岖俯首甘。倾意攻书文解债，得暇聚友醉说禅。爆竹声中准花甲，一闪雷光一惕然。”当时以为年近花甲，时不我待，似乎耳边常有一位老人在说:“只争朝夕!”另一位老人在说:“要赶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