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记者到公司董事长——白建钢

白建钢

白建钢，陕西黄陵人。1958年出生。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即师从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专家林剑鸣教授，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后供职于《光明日报》，曾任《光明日报》陕西记者站副站长，再转身企业管理。曾任海南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澳大利亚DSI公司第一大股东兼中国区总经理等。现为深圳名禾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炎黄春秋》杂志理事。

工作业绩

发表论文、文章多篇，亦出版多部著作，列举部分如下:《秦俑军阵初探》，《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新考》，《日本的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秦俑步兵的射击技术》，《论两汉步、骑兵的兵种初探》，《青海木简与汉代军队》，《汉代军法内容新探》，《论秦俑军阵的基本战术》，《秦俑军阵的轻重装步兵》，《论秦俑军队的铠甲》，《采写重大考古成就报道的体会》，《秦始皇陵考古工作又有重大突破》，《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合著)，等。

独家报道《秦始皇陵地宫发现》，获全国好新闻二等奖。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记《光明日报》记者白建钢

他原是新闻通讯干事，面对着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后来上大学钻研考古、历史，开始回顾、探寻往事的踪迹、脉络。研究生毕业后，成绩优秀的他，出乎老师的预料，竟干起记者来，从昨天重又回到今朝。文物、考古的报道，就是从纷繁复杂、几近消逝的既往世界里，抽出几段最精彩的乐章，重又奏出美妙的音响，让今人品味。国内专事考古报道的记者不多，像他这样的历史研究生搞考古、文物报道，短期内成绩显著的更少。他就是《光明日报》记者白建钢。

从新闻干事到历史研究生的白建钢，出生于黄土高坡上的洛川县城。1973年，上初中二年级时，报纸上便出现了他的诗歌。他一边上学，一边负责全校通讯报道，并主编一份油印的学生理论小报。1977年初，担任黄陵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的白建钢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入学不久，白建钢就有点受不了，一大堆东西摆在面前:什么瓦当的花纹、春秋的钱币文字，原始陶器有泥质、夹沙之分，还有什么红陶、黑陶、褐陶，这一切莫名其妙的东西都要死记硬背，没有一个尽头。白建钢找到班主任，要求转系，却遭到拒绝。老师说:“你去过北京吗?天安门广场一边是人民大会堂，另一边就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没有历史，哪有现在、未来。”一席话又把白建钢的心说软了，看来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个子不高、消瘦文弱的白建钢和秦汉时期的矛、剑、戟打开了交道。大学毕业前，他便在《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了《秦俑军阵初探》一文，被《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年)收入，被评价为“有一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他成为所在班第一个发表论文的学生，也是本班唯一获得西北大学学生社会科学研究奖的人。有一段时间，白建钢似乎安下心来搞学问了。西北大学毕业后，感到学犹未足，又考上了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林剑鸣的研究生，继续琢磨秦汉是否有轻、重步兵和骑兵之分，军队的官制、兵种、服装是怎么回事。但到1984年年底毕业前夕，他的心似乎又动荡不安了。他心里想:这次我一定要离开西大校园了。

1985年3月29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显著位置发表了重要新闻《秦始皇陵考古工作又有重大突破》，提出班固《汉书》记载的项羽掘始皇陵、地宫失火焚肆之说有误，司马迁关于秦陵地宫“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描述得到了证实。这无疑含蓄地告诉历史考古界和广大读者一个重大喜讯:秦始皇陵地宫可能保存完好。这是刚刚来到光明日报陕西记者站当记者的白建钢显示出的实力，这条消息被评为全国好新闻二等奖。1986年9月，编委会决定白建钢作为《光明日报》以文物、考古为主要报道对象的记者，立足陕西，面向全国。1987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光明日报陕西记者站副站长。

20年前，全国一些重大考古事件:陕西凤翔秦公大墓、秦东陵、辽西5000年前积石冢、女神庙、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狮子山西汉兵马俑、四川广汉县青铜雕像群、新疆古代岩画长廊等，都同白建钢的名字连在一起。老实说，大部分考古、文物的首次报道都不是白建钢搞的，但他却往往能后来居上，反败为胜。他的考古、文物报道不但专家关注，而且广大读者也喜爱。

重大考古报道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对史实的判断必须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切忌头脑发热。《秦始皇陵考古工作又有重大突破》否定了一条历史结论，又肯定了一条历史结论，也就仅此而已，没有多说。辽西5000年前的积石冢发掘后，有些热情的记者把个别不成熟的结论匆忙向社会公布，说这表明中国文明史又向前推进了多少年。当时显得很轰动，很快便站不住脚了，将自己陷入被动。白建钢却注意客观地反映各种不同的观点，他写道:“考古界有人认为，积石冢立于岛方，居高临下，象征着墓主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人则认为，这和墓主人的原始信仰有关，可能象征着他们对太阳的崇敬和对河川的遥望。两种看法有质的不同，前者是基于已进入所谓‘原始文明’社会的基本观点而得出的看法，后者是基于仍处在原始社会的基本观点而得出的看法。究竟哪一种对，记者已在报道中介绍了主要考古发现，请事实说话吧，让读者去思考判定吧。”(www.daowen.com)

考古研究工作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工作，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长时期研究才能搞清。对于意义可能很大，一时说不清的问题，花过多的笔墨去估计是靠不住的，也是危险的。白建钢则另辟蹊径，他在采写四川广汉出土的3000年前珍贵文物群的报道时，从眼前最容易说清楚的艺术史的角度出发，确定了“迄今我国发掘的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古青铜雕像群”的主题，充分展示和描写它们反映的古代艺术史上的惊人事实，文中写出下列令人振奋的事:

过去，世界青铜时代考古中，只有埃及、希腊等文明古国各类遗址出土真人大小的青铜人像、真人头部大小的青铜人头像，与真人面部大小相当的黄金面具。四川广汉县3000年前与真人大小相当的中国青铜雕像古文物的发现，引起了国内研究世界青铜艺术和文化学者的关注。

从艺术史角度看，其意义在于社会史方面的文物的发现，从表面看好像没有抓住最重大的问题，实际上，却只有这样写，才能使新闻写得形象、具体，根据充分，说服力强，容易让读者接受。

丰富的考古、历史知识，是白建钢得天独厚的最大优势。对秦公大墓，过去有的新闻单位也作过报道，但未能引起社会重视。1986年4月28日，白建钢的“秦公一号大墓将于近日揭椁开棺”，对大墓之大、殉人之多、艺术品之精作了充分介绍，一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就在多数新闻记者还未从这第一个冲击波前回过神来，早有准备的白建钢又转换角度，发表了《我国考古工作者揭开大型秦公陵园区之谜》《考古工作者揭示出秦都雍城总体格局》《秦都雍城发现大规模的秦国国人墓葬区》等一批独家新闻，在这次新闻竞争中独占鳌头。

白建钢要求自己不仅能以快取胜，而且内容、技巧上也精益求精。他凭着在大学7年的知识积累，从现有的事实出发，引导读者展开丰富的历史联想，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使那些阅历丰富的老记者、能量极大的年轻记者都自叹弗如。如白建钢对秦公大墓的规模描述道:

墓的总体积比先秦所见的国王墓——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大10倍以上，比晚于它400年的我国近几年发掘的最大的墓——马王堆一号墓大20倍，是本世纪以来我们所发掘的最大墓葬。

使用任何形容词，都抵不上这种运算的数据更为有力。这是事物内涵的延伸，是用事实进行的自我评价，因而成为对秦公一号大墓规模报道中最有分量的几句话，各报、通讯社、电台都在他们的报道中引用了这些话。

大凡重大考古发现都具有潜在的重大价值。对这些潜在的内涵价值进行精确的分析，加以展示，会使报道增加不少分量。白建钢在对秦公陵园报道时，这样写道:

史学界不少人认为，雍城时期的第一个国君秦德公葬兄时，“初以人从死”，是带有原始时代军事首领色彩的国家向文明的奴隶制国家发展的标志;雍城时期最后一个国王秦献公“止从死”，是秦国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先声。这里的考古专家指出，找到了雍城时期绝大多数秦公的陵墓，无异于发现一部秦国奴隶社会的最完整的史书。像这样完整地反映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形态，在一个诸侯国发生发展历史的大型遗址，国内外都是罕见的。

按照一般写法，其他秦公大墓的发现只是在秦公一号大墓发现基础上量的增加，很难体现出和秦公一号大墓的报道完全不同的新意。对此，白建钢认真查阅了《史记》中有关春秋战国秦公活动的全部记载，从陵园中所埋人物的历史活动中寻找秦公陵园的发现所具有的潜在的内涵意义，经与考古队队长讨论，写出上述文字，使这篇稿子取得了新的成功。

同是考古记者，作为历史研究生的白建钢，和别人又有不同的想法。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论两汉步、骑兵的兵种、编制和战术》，约40000多字，首次提出了中国两汉时代已有轻、重步兵和轻、重骑兵之分，对西汉军队的编制提出了一套和过去不同的看法，首次系统搞清了两汉军队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基本编制方法，从兵器使用、兵种、编制出发，对两汉步、骑兵战术作了重新分析。该论文经过答辩，评为“优秀”。这些观点以后在《西北大学学报》《西安陆军学院学报》《青海社会科学》等杂志上得到了反映。

白建钢应陕西人民出版社之约，正在完成一部《秦俑军事考古论集》。白建钢在全国各地采访时，一直注意搜集、考查中国古代军史方面的资料、情况，现已写出秦汉军事资料20多万字，外国古军史和军史理论资料10多万字，积累各种古军史复印资料付出可观的复印费，积累各种古军史照片、底片资料数百张，手描、临摹古兵器、军服、军旗等图画400张以上。

(原载《中国记者》，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