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大家——周天游

周天游

周天游，浙江诸暨人。1944年出生。196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68—1978年，先后在黑龙江省龙江县华民公社中学和西安市第七十三中学任教。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师从陈直教授学习秦汉史。1981年10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6年被评为副教授，1993年被评为教授，曾先后任西北大学历史系古籍整理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兼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等职。1995年，调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曾被西北大学、西安美术学院、兰州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被陕西师范大学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主任，西安曲江唐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工作业绩

原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常委，第七届陕西省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93—1997)，第八届陕西省人大代表(1993—1997)，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科学界，1998—2002)，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科学界，2003—2008)，西安市原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为西安市雕塑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顾问，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

出版多部著作，列举部分如下:《八家后汉书辑注》，《史略校笺》，《后汉纪校注》，《汉宫六种》，《二十五史精选精译》(《后汉书》部分)，《资治通鉴新注》(第156—第168卷)，《西京杂记》，《秦汉社会文明》(第5—第8章)，《秦汉史研究概要》，《古代复仇面面观》，《中国通史·秦汉史卷》(白寿彝主编，本人撰第一章《文献资料》)，等。

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列举部分如下:《荀悦与汉纪》，《秦缶考》，《西汉末年吕母起义新探》，《袁宏》，《论东汉门阀形成的标志》，《论东汉门阀形成的经济因素》，《东汉门阀形成的上层建筑因素》，《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摹庐藏瓦题识辑存》，《论司马彪的史学成就》，《探微知著，“活”现历史》，《陈直与秦汉砖陶研究》，《秦乐府新议》，《九六年中国西北路调查的动机与意义》，《论东汉门阀的形成》，《汉魏六朝佚史刍议》，《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简犊》，《汉书说略》，《后汉书说略》，《二十世纪中国秦汉史研究》，《汉代中原史籍考述》，《宋王叔边本〈后汉书〉识语》，《昭君文化三议》，《论汉代文化的基本特征》，《论汉民族与汉文化》，等。

2003年，争取到意大利政府援助性极低息贷款468.8万欧元，赠款103.3万欧元，以建设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馆。

所著《八家后汉书辑注》，获1990年陕西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后汉纪校注》，获1992年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三等奖。《关于制定各级考古单位按期移交出土文物的法规的建议案》及《把握人民的意愿》(第二卷)，获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及复文选。

1995年，获西北大学1994—1995教学年度优秀教师称号，并获“505”奖励基金一等奖;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2003年，两度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2000年，被评选为文物旅游业十大杰出新闻人物。

恩师陈直(www.daowen.com)

——治学做人典范

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考试，我报考了西北大学的秦汉史专家陈直先生。

陈直先生面容清癯，神态慈祥，具有南方人特有的气质，以及与我父亲当年离家谋生的相似经历，使我对他有一种亲近感。而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他把二重证据法引入秦汉史研究领域的独到治学方法，更令我折服。陈先生自学成才，从不懈怠，也从不做与自己长处不合的事，从不刻意争逐名利与权力，是他成功的秘诀。他博学多闻，所以也要求弟子多翻书。他常出一些题目让我们去做，如中国最早的书肆名称见于何书，汉代有哪些名酒，汉代入仕的常途是什么，等等。这些题目看似不起眼，有的还有些偏，但促使你多翻书，还常常能引出大题目。师兄黄留珠就从“举孝廉为郎”这一汉碑中常见的入仕常途入手，写出了《秦汉仕进制度》一书;而师弟余华青则发表了《汉代酿酒业探讨》刊登于《历史研究》上，获得了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陈先生还十分重视阅读和点校汉代基本典籍。刚一入学时，他命我们五弟子共同点校《汉记》，之后又命我点校《后汉纪》，并明确要求我专攻东汉史，为我制订了一个详细的研究计划。他告诉我说，过去的学者往往先读《史记》，再读《汉书》，等读到《后汉书》时，已近暮年，精力不及，缺少力作，东汉成为一个薄弱环节。关于东汉的文献在存世秦汉文献中，其实数量较多，应系统予以整理，为今后研究打一个坚实基础。当然重点还是《后汉书》。

自1980年6月陈直先生去世以来，我就按他的部署一步步走来。在通读《后汉书》的同时，我先扫清外围，辑校了《东观汉记》，形成一个资料长编。1986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八家后汉书辑注》(上、下册)，并于1990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87年2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史略校笺》;7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家后汉书》(点校汪文台辑本);12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后汉纪校注》，并于1992年获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三等奖。1990年9月，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汉宫六种》。1991年，在张岂之先生指导下，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草拟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干问题》的征求意见稿。本人的《汉魏六朝佚史钞》项目后来被列入“八五”计划，同时《后汉书集注》项目被列入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项目。正当计划顺利实施的过程中，1995年8月我被调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繁忙的行政工作打断了这一进程。直至2004年9月，年届耳顺之年的我终于卸下馆长重任，现在我又有时间重新整理修订旧著，重点放在中华本《后汉书》的修订和《今注后汉书》的撰作上，同时开展点校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和再做《后汉书集注》的工作，力争在5年内完成，给陈先生一个较圆满的答复。

古籍整理工作往往不被现今的学界看重，甚至不少院校在考核科研成果时少计或不计古籍整理成果。殊不知古籍整理的难度不亚于写部新著，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件功德事，也是做学问必走的打基础的门径。它利人利己，利国利民，何乐而不为!陈先生的功力即基于斯，又创造性地把考古资料系统地引进该领域，使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达到新高度，创出新水平。《汉书新证》就是他突破乾嘉学派以来《汉书》整理基本上是从文献到文献的旧路数，在前人耕耘过千万遍的熟地上结出的硕果，成为秦汉史界公认的典范。一则是师命，一则是使命，所以我虽已步入晚年，却心甘情愿将《后汉书》的整理工作进行到底。

陈直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但也是幸福的。他是极少数在去世前就出版或已安排好绝大多数著作出版的著名学者。不过为了不留遗憾，也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先生的治学与为人，我在林剑鸣老师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陈先生的论文集《文史考古论丛》，解决了天津人民出版社丢失原稿的尴尬。又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在讨到夏鼐先生临终前的首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乌恩先生的帮助下，将该所珍藏的陈先生旧作《关中秦汉陶录》《续陶录》《云纹图录》，再配上陈先生家藏《摹庐藏瓦》，交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20周年之际，为纪念原筹建组组长陈直先生，我又在陕西省文物局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资助下出版本人所藏的《摹庐诗约》。在此进程中，时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任教的周晓陆先生两度整理出版了《读金日札》。这样，陈先生的存世作品基本出齐。值得庆幸的是，2005年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出版陈直先生全集《摹庐丛著》一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李岩先生、副总编徐俊先生的大力支持，作出了妥善的安排。在古代文献编辑部主任李解民先生和责编王勖女士的具体操作下，目前已出版《关中秦汉陶录》《史记新证》《汉书新证》《居延汉简研究》《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读子日札》等，而《文史考古论丛》《三辅黄图校证》《弄瓦翁古籍笺证》《摹庐诗稿》等书，也相继问世。作为摹庐入室弟子尽此义务，可以告慰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我选定了两个题目:一个是论东汉门阀的形成，一个是两汉复仇研究。后者由于各种原因，最终不被采用，我选择了前者。东汉门阀一题甚大，涉及面广，面对已成主流的魏晋门阀说，做起来确实困难重重。但是东汉表面上延续了秦、西汉之制，并进行了总结，实际上却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各个方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直接对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唐末。与其归入秦汉史，不如划入魏晋南北朝史，至少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转折时期。学位论文只是以门阀问题为突破口，做了一个初步的探索。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得到陈直先生和林剑鸣老师的热心指点与帮助。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陈先生去世前半小时，他尚在为我解答论文有关问题，而当我离开后仅10多分钟，他便平静安详地睡在床上离我们而逝。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评价陈先生的师德，是再恰当也不过的了。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我终于完成了论文。1980年10月，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前夕所举行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上，在长达半天的答辩过程中，我详尽地回答了以林甘泉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顺利地通过了答辩，不久即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留系当了教师。

从1982年3月起，我在西北大学工作了14年，历任历史系古籍整理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后改称文博学院副院长)，兼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1986年，被评为研究生导师。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我学术上的主要成果，完成于这一时期。

1995年8月至2004年9月，出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事出突然，也给我的学术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为我推开了一扇广泛联系社会、重新认识世界的大门。天下文物是一家，对我来说，国内外同行间的学术交流更为重要。国内合作，国外参访，聆听了最新的理论见解，观赏了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稀世珍品，了解了众多相关学科的科技信息，得到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作品，开阔了眼界，推动了研究，为我现今重返史坛积累了宝贵的知识财富。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整整11年的从政经历，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