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647年戒日王去世时，印度文明已经强烈地显示出同化外邦的能力。公元前二千纪以来，雅利安入侵者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印度北部，并把他们的制度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但他们没有逃脱被征服者的文化吸引力。同样的命运也击倒了一个又一个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的征服者——例如目空一切地蹂躏了孔雀帝国断壁残垣的希腊人，以及凶猛地击溃笈多帝国的匈奴人。有些希腊人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匈奴人则由于加入了刹帝利种姓而并入了印度社会。在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对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文化征服的竞赛中，印度文明几乎整个占领了这片广大的地区，只有越南北部除外。在这两种文明于公元7世纪上半期对西藏进行文化征服的竞争中，印度文明也再一次成了胜方。由于一种印度宗教，即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本上，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印度文明取得了一次最伟大的文化胜利。

穆斯林是第一个不受印度文明同化的入侵者。有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没有穆斯林皈依佛教和印度教。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站稳了脚跟，但由于不受印度文化的同化，一直是一种异己势力。外族入侵产生的这种新的后果，打破了印度人生活中宗教和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进穆。的确，印度教与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相比，在穆斯林统治下显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在印度，大量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只发生在那些当地居民大多是无种姓者的地区，穆斯林征服者则发现，尽管印度人不是多神论者，就是一元论者，他们必须把不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当作“有经人”来对待。因此，根据严格的穆斯林律法，印度人是不值得宽容的，但这种律法却无法实行，因为被征服的印度居民人数众多，颇具教化，又是必不可少的。

穆斯林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孟加拉地区的征服最多只用了10年（1192－1202年），或许仅用了7年（1192－1199年）。他们在这些年间征服印度的步伐甚至比7世纪征服西南亚的步伐还要快。而印度在12世纪末蒙受军事和政治灾难是不足为怪的，更引人注意的倒是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受到穆斯林的征服。前面已经提到，在戒日王死后，一个中国使臣曾从西藏兴师远征，击败了一个篡夺戒日王王位的人。印度在军事上的虚弱程度可想而知。从647年到1192年，印度以及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印度化地区一直处于分裂之中，昙花一现的地区小国鳞次栉比，没完没了地相互混战，加剧了印度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和混乱状况，分散了它们的力量。在991年、1001年以及1191－1192年，北印度彼此混战的各国也确曾联手抵抗穆斯林的侵略，但每一次，这种联合行动都为时过晚，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印度诸国从未建立过永久性的政治联盟，哪怕是地区性的联盟来抵御穆斯林的不断侵犯。而穆斯林的侵犯，也象中国使臣在戒日王死后兴师远征那样过于轻而易举，这似乎是个不祥之兆。

711年，统一的倭马亚伊斯兰国家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下游以及向北直到木尔坦的地方。印度人发起了猛烈反攻，伊斯兰国家在印度土地上建立的这块孤立无助的飞地似乎难以保住，但穆斯林一直未能被逐出这个地万。突厥穆斯林伽色尼王朝的埃米尔赛布克特金在991年战胜印度诸王的暂时联合以后，在开伯尔山口以东白沙瓦地区取得一个立足点。1001年赛布克特金的继承者马哈茂德获得胜利后，取得了伽色尼王朝领地以东直到拉合尔的地区。马哈茂德还吞并了印度河流域从木尔坦向南直到海滨的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飞地的领土，1001－1024年间，他还越过其永久征服地的东部边界，远征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古吉拉特。这是北印度其他地区里1192－1202年间遭到取代伽色尼王朝的古尔人征服的前奏，他们是来自中央阿富汗高地的蛮族，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在1010年刚才征服过他们，并使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

由于印度人之间常常互相发生冲突，穆斯林对印度领土的渐次征服就变得更为容易。在北部，戒日王的直接政治继承者是拉杰普特人（“众王之子”，其王族祖先是5世纪南下印度的匈奴人）的各个部族。大约从750年起，拉杰普特人和建国于孟加拉的巴拉王朝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展开争夺，直到双方都被穆斯林古尔人推翻。在德干地区，620年曾经阻止过戒日王南征的遮娄其王朝与位于半岛东南部泰米尔地区的帕那瓦人展开斗争，直到757年遮娄其人被拉什特拉库塔人暂时取代，897年帕那瓦人则被朱罗人永远取代为止。

朱罗人在983－1035年间达到顶蜂。他们比647－1202年间的任何其他力量都更接近于完成对印度世界的统一。在其国力强盛的半个世纪中，朱罗人确实统一了印度大陆的整个东南部向北直到通格拉巴德拉河和哥达瓦里河下游一线。他们吞并了东北部更远的羯陵加，甚至对孟加拉的巴拉人领土发起袭击。朱罗人还向海外扩张。他们吞并了锡兰和马尔代夫、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1025年袭击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1068－1069年袭击马来半岛。尽管如此，遮娄其人于973年推翻了曾经推翻他们的拉什特拉库塔人，然后与朱罗人展开争夺，就象当年第一遮娄其王朝同帕那瓦人展开争夺一样。这一争夺直到旨在控制南印度的竞争双方筋疲力竭时为止。遮娄其帝国于1190年垮台，朱罗王朝在1216年垮台。朱罗人在鼎盛时期曾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但它未能保存在到朱罗帝国垮台的时候。1216年以后，南印度为穆斯林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从1202年起，他们就已经成为整个北印度的主人。

在苏门答腊，建立于7世纪末期的室利佛逝帝国取得了对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控制权。室利佛逝政权从g世纪末开始达到鼎盛，直到1025年被朱罗人的远征削弱。在爪哇，建立于8世纪后半期的夏连特帝国统治了柬埔寨，袭击占婆，并取得了室利佛逝的王位，将其变成夏连特王朝的分枝。夏连特王朝于9世纪末衰落，但这个爪哇人的国家和它在当地的继承者阻止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帝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统一，尽管室利佛逝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使室利佛逝掌握了从海上控制印度洋和中国海之间通道的两个关键地带。

大陆东南亚已知的最早居民，操南方语族的孟－高棉语支诸语言（现在柬埔寨和缅甸部分地区仍讲这些语言），印度的蒙达诸语言也属于这个语族。占婆地区（现在的越南中部）的占人所操的是同源的澳斯特罗尼西亚（马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但自公元2世纪，即有记载的东南亚历史的最早年代以来，东南亚在文化上受到来自西部的宗教和艺术影响的入侵，在人种上受到来自北方的移民的入侵。印度和锡兰是西部文化影响（印度教的、佛教的和穆斯林）的来源。北方的移民是讲东亚大陆单音节语族诸语言的人。这些移民和被他们驱往南部的操南方诸语和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的居民一样，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强烈感染，只有越南人采纳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的大乘佛教，尽管他们在政治方面成功地抵抗了与中国的永久合并。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国吞并后，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

越南人很早就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定居。公元前214年左右，该国第一次被中国吞并。越语属于单音节语族的汉泰语支。缅甸人的语言属于这一语族的藏－缅语支，他们在850年左右到1050年之间某个时候从西部移入现在的缅甸地区。在现属上缅甸的蒲甘王国的缅王阿奴律陀在位期间（1044－1047年），缅甸人征服了缅甸的其他地区。这里的居民是孟人，孟语和印度宗教与文化的孟语译文直到1167－1173年以前一直在该国北部流行。在那里，一支操缅语的居民早已在此定居。

从975年开始，占婆与越南不断交战；从1145年起，又与柬埔寨不断交战。大陆东南亚的这些战争是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和夏连特帝国之间、印度的朱罗和遮娄其人之间、巴拉和拉杰普特人之间的斗争的翻版。大陆东南亚与印度一样，地区小国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才告结束的。13世纪东南亚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同时，一部分地区被来自南诏（今中国云南省）的泰人占领。

7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前半期，印度文明的军事和政治史读起来就象是一个傻瓜讲的故事。其实在大多数时间和地方，战争与政治的历史大都如此，但印度世界这些活动，特别是这一时期的这些活动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意义重大的领域是宗教和造形艺术。在印度社会，宗教除了包括仪式和精神体验外，还包括了社会组织和习惯法。(www.daowen.com)

我们如果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转向宗教方面，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印度文明的历史是有意义的。这一方面的头等大事是佛教在次大陆上的逐渐退却。在这里，佛教的最后堡垒是孟加拉的巴拉王国，孟加拉于1199或1202年遭到古尔人穆斯林侵略者征服，使佛教在印度受到致命的打击。在这里，他们有意摧毁佛寺。其实，如果印度的佛教不是在过去的六七百年间已经处于衰落状态，也许它还是可以经受这次打击，免遭灭顶之灾的。耆那教的命运正与佛教相反。耆那教从未扩展到东亚或东南亚，但另一方面，它在印度也从未遭到灭绝，尽管它从未超出一个小教派的规模。

上座部佛教的遭遇与耆那教相同，虽然它曾在塔里木盆地与大乘佛教相争，但当大乘教派进入中国后它就退出了竞争。另一方面，上座部在次大陆——不是次大陆本土，而是锡兰——保持了一个立足点。1190年，一些孟人和高棉的上座部僧人访问锡兰，并将僧伽罗式上座部佛教移植到了缅甸。对东南亚来说，这一事件的意义与10年之后穆斯林的军事征服对北印度来说同样重大。占统治地位的少数穆斯林外族入侵者，由于当地人的皈依而得到加强，它使印度第一次处在他们无法进行文化同化的主人统治之下。

在宗教和艺术方面，印度与东南亚互相交战的地方小 国的 君民，收到了具有永久意义和价值的结果。

巴拉王国不仅把大乘佛教在7世纪传入西藏，而且在8世纪传到更远的爪哇。大乘佛教在爪哇没有存在多长时间，但它留下人类最美丽的艺术作品之一婆罗浮屠这座永久性的丰碑。772年，夏连特王朝的创建者在这里把一座小山丘围建成一座卒堵波。装饰在盘旋上升的台阶上的浅浮雕，描绘了大乘佛教整个神话和玄学世界的图景。这一精美的艺术作品的自然背景与它的建筑和雕刻同样美丽。耸立在一边的陡峭的山脉，与另一边一望无际的翠绿稻田遥相辉映。婆罗浮屠使创立了这个丰碑的短命的夏连特帝国得到了永生。

柬埔寨王国创建于公元6世纪，并一直存在到20世纪70年代。它在吴哥有机会给后代留下了大量杰出的建筑作品。其中的杰作是吴哥窟，这是国王苏耶跋摩二世（1113－约1145年）建造的一座庙宇，不论是从建筑设计的对称性，还是从使梁柱显得活泼的图案的生动性来说，都堪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

在南印度的斯拉瓦纳·比尔戈拉，耆那教徒也创造了佛教子弟在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创造的那种业绩。他们都使大自然向人类的艺术俯首称臣。在婆罗浮图，大自然是被耐心处理的；在斯拉瓦纳·比尔戈拉，大自然则是被压服的。983年，他们将依山而建的寺院背后的两座山峰铲去一座，使它成为一位宗教英雄的巨型塑像。这座巨像就是山体的一部分，周围的山体都被剥离开来。山岩坚硬、陡峭、酷热，岩面烧焦了攀援者的脚底。这座耆那教的纪念碑毫无美感可言，但它的庄严雄伟却足以令人敬畏不已。在这一方面，无论吴哥窟还是婆罗浮屠都无法与之相比。

朱罗人未能建立一个永久的帝国，但他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碑。在朱罗王朝的鼎盛时期，印度寺庙建筑的南部风格达到了顶峰。

647－1202年间的印度，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不是战士，不是统治者，甚至不是建筑师或雕刻家，而是两位哲学家：商羯罗（约788－838年）和罗摩奴阇（约生于1028年，活到12世纪）。这两位伟大的导师都是南印度人，商阉罗的家乡在半岛东南端的喀拉拉，罗摩奴阇出生于泰米尔地区，但整个次大陆都是他们的传道场。当时的印度各种姓间存在着社会屏障，但对圣贤来说不存在任何地理上的屏障，他们也不受政治世界和语言世界的限制。

商羯罗和罗摩奴阇都很关心一个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有人讨论的问题：自然现象之中和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精神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商羯罗是一个不妥协的一元论者。他认为人类不同于最终的客观实在，自然现象的世界是虚幻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个人以及个性也就必然被算作虚幻的自然现象之一。在作为整体的客观实在中，无法容纳一个个人的神祗或一个个人神祗的个人信徒。罗摩奴阇批评了商羯罗的哲学。他主张一种“修正的一元论”，这可以使作为人类的罗摩奴阇感觉到对毗湿奴神的个人忠诚。

罗摩奴阇指责商羯罗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徒。他说得不错。商羯罗的哲学是以大乘佛教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这种形而上学是大乘佛教无视佛陀对形而上学思辨的反对而想象出来的。罗摩奴阇对商羯罗的批评又是以商羯罗的命题为前提的。罗摩奴阇和商羯罗都支持印度教对佛教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两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没有佛教向他们提供思想武器，这两位新印度教的哲学家就不可能发起他们对佛教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