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年视为希腊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起点。此时，这一文明早已成长起来，并至少已传播了4个世纪之久。这一历史进程起始于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文明在长时期的酝酿之后渐臻成熟，绽放出花蕾。但是，当希腊人侵入并征服了波斯帝国之际，他们便有意识地大规模传布他们的文明；他们使自己必须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付异族臣民的政策作出选择；他们大规模地扩展并改变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其突然性与激烈性，使得他们必须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使他们在面对社会与伦理道德的诸多未知领域时，辨明方向并获得力量。

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的4个世纪里，前几代希腊人已经为他在那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中所要从事的事业铺就了道路。作为商人，他们时常出入于叙利亚和埃及；作为雇佣兵，他们服务于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军队；而作为流放者，他们则被远逐到东北方向远及乌浒河畔的粟特。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希腊城邦的钱币流通于波斯帝国市场，与帝国货币形成竞争。就此点而言，希腊人更善于经商，而不精于务农，他们被限制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亦称波塞迪姆？）和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提斯。但是，希腊人用武力开拓了意大利南部沿岸，西西里和昔兰尼加地区，以及进入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他们还沿着黑海海边建立了许多商站。到公元前334年时，西西里岛腹地幸存下来的本地人也已习惯于讲希腊语，并习惯于在希腊式的城邦中生活，其时，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阿普利亚人和其他非希腊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的生活方式。

既然波斯帝国广大的领土已为希腊军队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间，他们是否应该使自己充作统治民族，抑或是与他们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处并互相通婚。亚历山大的前任教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毫无人性的非科学命题，他认为希腊人生来就应是主人，而非希腊人生来就应作奴隶；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本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却选择了平等相处的政策，并且，就在亚历山大过早地去世之前，为了他的伊朗臣民的利益，他已经开始把这种极为宽宏大度的思想政策付诸实施。他为希伊的重修旧好举行庆典，提倡并奖励希腊人与伊朗人及其他亚洲人通婚。似乎亚历山大已然认定，他提出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希腊文化，而这正是亚历山大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是由他的继承人塞琉古一世完成的，后者把从波斯帝国掠夺到的最大一块领土据为已有。希腊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融合，最远扩及乌浒河——药杀水流域，那里置于一些当地的希腊统治者治下，大约公元前250年，这些统治者脱离了继承波斯帝国国业的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在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这个王朝与它的希腊代理人，其举止就仿佛他们真是一个统治民族似的。在这里，除去最不关紧要的行政职位以外，王国政府将一切事物和职位都掌握于希腊人之手，埃及的所有希惜人都与托勒密政权合作，共同剥削当地的埃及人。

公元前221年，希腊人在埃及的这种狭隘政策仍在有效地运行，但是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则已不再甘心于被视为一个劣等民族。的确，埃及文明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意义上优于希腊文明。埃及妇女比希腊妇女据有较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此外，埃及很少有奴隶，被剥削的埃及农民都是自由民。尽管在埃及富有的希腊村社成员都拥有奴隶，但托勒密政府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臣民沦为奴隶。

移居者只可以携带他们仅有的动产，而不管他们是作为追随亚历山大而来的希腊人那样的征服者，还是250年以前作为囚徒从犹太被逐赶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那样的流放者，均一视同仁。如果这些移居者在一个异族人口数量占优势的新环境中，希望保待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特性的话，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财产，就肯定是他们自己认为最贵重的财产，以便于在他们经历了远离他们所根植于斯，从而结下不解之缘的祖先的土地，远离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传统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创痛时，得到鼓舞和慰藉。一名犹太教的流放者不得不放弃他的礼拜仪式，因为这种仪式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才能正确地举行；而一名希腊移民则不得不抛弃他在故乡本土的保护女神的神殿。与公元前6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公元前334年前后的希腊人继之而来陷于同样的心理困境。一名希腊移民所拥有的奴隶，从文化意义上说，只是一群便于携带的经济财产。希腊人是不可能仿效犹太人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的绝技的，因为希腊人不像犹太人那样拥有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便于携带的精神财产。

戏剧写作和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社团，是雅典希腊文化的两大遗产，尽管已得到证实，其并非是从雅典移植而来。希腊哲学发端于爱奥尼亚，并在其落脚于雅典之前，曾移传至意大利，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把希腊哲学固定在一座雅典的坟墓中。在戏剧写作方面，几乎为雅典人所垄断，虽然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曾有过希腊喜剧和滑稽剧学校。然而，在雅典生活和工作过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却不一定就是雅典本地人。

公元前5世纪，三位最负盛名的雅典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本地人。但是，在雅典的新派喜剧作家中，只有一位米南德（约公元前342－前291年）是本地人。狄菲洛斯（约公元前318－前274年）是从锡诺普来到雅典的；菲莱蒙（公元前301－前263年）来自锡拉库萨；亚历克西斯（约公元前357－前274年）则来自意大利半岛“靴子尖”上的图里。

在开设于雅典的四个主要哲学会社的创始人中，只有柏拉图是地道的雅典本地人。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雅典移民的后代，他的双亲迁徙到了萨摩斯，当萨摩斯于公元前322／321年获得解放时，他们则被驱赶了出去。伊壁鸠鲁的同仁们在雅典居住的庭园，是公元前306年由他在兰萨库斯的富有的弟子们为他们学派的奠基人买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家乡是斯特吉洛斯，晚年他觉得雅典过于炎热而无法居住。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在宗师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2／371－288／287年）主持定居于雅典的吕克昂，后者的家乡在莱斯沃斯岛的埃里萨斯。至于说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26－前264年），他于公元前320－前314年期间，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城来到雅典。基提翁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纪期间，用迦南文（又叫希伯来文）镌刻的碑铭，远比希腊文的多。在各位宗主身后负责执掌这4个学派的继承人，则来自泛希腊世界的各个地区，甚至来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例如，于公元前127／126－前110／109年在雅典执掌柏拉图学院的汉尼拔－克莱托马科斯，就来自迦太基，他与芝诺一样，也是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www.daowen.com)

此外，在雅典创作的戏剧也能在别的地方上演，而设在雅典的哲学社团也可以在其他地区招徕信徒。其中，泛希腊巡回演出剧团联合会就是这种把泛希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组织之一。在雅典人所供奉的古希腊戏剧之神狄俄尼索斯的保护下，那些巡回演出的艺人，在所有拥有剧场的希腊城市中上演希腊戏剧。公元前5世纪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悲剧，与他在晚年创造的古希腊风俗喜剧一道，在希腊剧坛上发扬光大。

开设于雅典的两个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学家社团孤芳自赏，远离世俗；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两所学院，则是应当时知识界和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伊壁鸠鲁与他同时代的中国道家哲学家庄子一样，倡导他的学生规避公共生活。伊壁鸠鲁把他的财富化入他的私人友谊。芝诺则象孔夫子那样，教诲他的学生在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持高尚的个人行为准则。因为，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君主城邦国家的一个公民，个人已不再可能依赖于道德来支持或约束他的责任。这都是些布道式的哲学，所以，从较大程度上来说，都是犬儒学派。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西尼（约公元前445－前366年）是具有一半色雷斯血统的雅典人，他居住在雅典的快犬健身房里。锡诺普的第欧根尼，或许是与亚历山大同年去世的。他是安提西尼的信徒。与佛陀一样，他也认为精神自由的价值就在于从物质财富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后亚历山大时期的犬儒派哲学家们，四处云游，用他们的主张号召民众。他们不仅用他们的口，而且通过身体力行传播他们的苦行主义。

后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化财产中最易于传播的，莫过于希腊语言中的雅典方言的国际形式，即古希腊共同语。古希腊共同语的雏型大概形成于雅典帝国（公元前454－前405年）存在的半个世纪中，而更为幸运的是，腓力二世国王采用它作为马其顿王国的官方语言，却把马其顿当地的希腊方言弃之脑后。从那以后，古希腊共同语使作为官方用语、世俗文学和日常生活用语通行于希腊世界。这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活语言，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希腊生活对它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雅典希腊语同时仍然以其“矫揉造作的”形式，在雅典文学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并四处传播。

古希腊共同语的雅典语，是传达思想与情感的实用语言，伊索克拉底的雅典语，则是语言艺术家为使思想内容服从于文字风格，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润色的素材。古希腊共同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科学家们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杰出的发现。赛里尼的厄拉多塞（公元前276－前194年或前264－前202年）是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精巧的观察和测量，大致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约公元前280年）认为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尼西亚的喜帕恰斯（约公元前190－前121年）却又把地球重新置于它过去的错误位置上；而在锡拉库萨，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为把他的科学理论应用于民用和军事技术的粗俗行为而表示歉意。

与政治征服一同进入波斯帝国所遗弃的领土的希腊文化，同样也需要一种便捷的社会载体，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从前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文明的主流社会体制中发现了这一载体，这就是城邦制度。在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城邦中，几乎没有一个城邦最终完全保持其独立。罗得岛则是成功地保持了独立的突出例子。公元前305－前304年，罗得岛在她的“救星”托勒密一世的援助下，击退了德米特里一世（“围城者”）发动的进攻。希腊世界的向东扩展，使得罗得岛在海上交通网中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罗得岛控制了爱琴海通向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城和位于奥龙特斯河畔的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佩里亚的海上通道，后者是塞琉西王国的西部首都。尽管腓力和亚历山大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们吞并了大多数前希腊城邦的领土，他们却又依据一种新的样式，新建了329座城市。不仅仅是他们，而且安息和其他塞琉西领土的征服者，游牧民族帕勒人和伊朗人，通常也对希腊城邦施之以礼遇。公元前348年腓力对奥林索斯以及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破坏，均属例外的暴行。其中，底比斯又于公元前316年，为亚历山大的第二代继承人中两个最为残暴者之一的卡山得重建。其他一些城邦对底比斯的复兴也作出了贡献。当公元前227年罗得岛毁于地震之际，希腊世界各地的国王和城邦都为救灾作出了慷慨捐赠。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城市，是很便于行政当局施行行政管理的。如果它是一个新建立起来的城市，未纠缠于任何对于过去主权独立的富于诱惑力的回忆，面对着的只是依附于城市的一些非希腊的农业居民，那么这个城市便很容易效忠于创建它的王室。最早由王室创建的城市是腓力二世时期的菲利皮，这个城市镇守着腓力王的金矿；最著名的还要算亚历山大创建的位于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其后，许多新建的城市也都用这个名字命名）。在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中，最勤奋地致力建立新的希腊城市的人，是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塞琉西 和希腊 君主们，他们摆脱了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并最终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每一座希腊城市，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都有一处会场、一所剧场，并至少有一座体育馆。剧场和会场是用于各种目的的集会场所。体育馆是散居在外的希腊人聚居的场所，相当于犹太人的会堂。在非军事化的城市中，体育馆则成为知识分子以及运动员的俱乐部会所。

发达的城市不仅是希腊文化得以传播的载体，而且也是马其顿的老兵及其接受过最初的公民素质教育的子孙们与散居在外的希腊人、非希腊籍的士兵、商人和工匠们的混合聚居之所。

通过这些散布于各地的众多的传播载体，到公元前221年，希腊文明已遍布于除埃及之外的、前波斯帝国的整个版图之内。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像与其同时代的秦王朝那样，实行了直接的行政统治，他们只在底比斯建立了一个新城——托勒密城，再加上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的另外两个城市——亚历山大和诺克拉提斯。公元前334年，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居民点只有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些城邦，还有少数城邦散布在小亚细亚的南部和北部沿岸，以及昔兰尼加、诺克拉提斯和远在东北方向的一些希腊人流放地。在公元前3世纪中，城邦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是很有限的。新建的希腊殖民城市尽管数量不少，但对于由非希腊人口汇成的汪洋大海来说，仅只是一些散布其中的孤岛。这些城市周围农业地区的农民都是非希腊人，甚至在城墙之内也有一些非希腊人的居住区。在叙利亚，阿拉米共同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语成功地取代了迦南语（希伯来语），而希腊共同语在这方面则显得逊色很多。希腊共同语只是曾一度取代阿拉米共同语，成为各地通用的官方用语，而在伊朗东北部地区，希腊字母则通常被镌刻于一些官方的碑铭，用以表达伊朗的地方方言。尽管如此，阿拉米文字最终战胜了希腊文而普遍流行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前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