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旧大陆所有区域文明，从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到黄河流域的商朝，都遭到了蛮族的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甚至有些曾被成功地击退了的入侵者，最终仍以“和平渗透”的方式赢得了此前以武力无法获取的地区。结果造成旧大陆区域文明版图的巨大变动。最古老的文明衰落下去，一些年轻的文明为之毁灭，几个新的文明在两次大劫难涉及不到的地理间隙中崛起于世。这次民族大迁徙的影响远比公元前18世纪那次更富于革命性。

我们在埃及发现了有关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同时代的文献记录。此可谓独一无二的证据。它指点了其他地区民族大迁徙缘由后果的迷津。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学证据与埃及的文献记录比较一致，与后者相似的是，它也属于同时代的证据；不同的是，它是默默无言的。埃及的文献提供了关于民族迁移日期和迁移民族名称的信息，而这根本无法从爱琴海地区陶器的时序、人为毁灭的遗迹中推断出来。对于遥远的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埃及文献也投射了耀目的光芒，但已非往日那样明亮。

大约公元前1220年，利比亚人联合了美舍韦舍以及其他柏柏尔民族，在5个“海上民族”的援助下，从西面袭击了埃及并抵达了三角洲的西北角，后为法老迈尔奈普塔（约公元前1224－前1214年在位）击溃。这不只是一场抢掠，甚至也不纯是一次军事侵略，它是一次移民的尝试，因为入侵者都带着妻子儿女、家畜及他们的动产。作为5个被击溃民族之一的卢卡人，肯定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还有一支为亚该亚人，他们不是来自希腊大陆就是克里特岛，至少有一支亚该亚人此时已在克里特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其余3个“海上民族”是谢克勒什、沙尔丹和图尔沙。大约500年后，这3个民族以西库尔人、撒丁人和蒂尔塞诺伊人（埃特鲁斯坎人）的身份重新出现，而美舍韦舍人也以马克斯耶人的名字在现属突尼斯的地区重露锋芒。但是，这些民族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的西部定居地，很可能并不是公元前1220年进行大规模迁徙的大本营，他们最终的定居点多半只是在企图进入埃及建立自己家园的尝试失败后由移民修建的避难之地。

在一篇纪念性的碑文中，迈尔奈普塔详述了自己的军事成就，不仅提到了击败利比亚人的辉煌成绩，还记录了一些珍贵的史实，如：“哈梯平安无事”；迦南遭到侵略，丢失了部分领土；以色列为蛮族洗劫；等等。这些记录表明，迈尔奈普塔时代，赫梯帝国尚未倾覆，而且还投有企图侵占公元前1270年停战协定中与埃及划分的叙利亚领土以外的地区。以色列的提及表明，从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民族迁移业已开始。此次迁移运动不仅把以色列和犹大部族带入迦南，而且还将他们的闪米特语伙伴迦勒底人带进苏美尔的西南疆；另外一支闪米特语民族阿拉米人流动的范围更为广泛，向北远至今日土耳其大裂谷的北端，向东抵达亚述的西陲，东南到了底格里斯河东岸与伊朗高原西部之间的地带。

大约公元前1194和1188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98－前1167年在位）曾两次挫败西方对于埃及的侵袭。这一次，柏柏尔人（利比亚人，马克斯耶以及其他部落）似乎没有得。到“海上民族”的援助。那些“海上民族”从东北方单独向埃及发起了进攻。他们仍是进行移民的尝试而非为了劫掠，从爱琴海及其岛屿（或许这并不是他们的最初大本营）的军事基地出发，水陆并进，穿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循着这些地区的海岸，不停顿地出击。他们推翻了赫梯帝国，不仅洗劫了它的中心地区哈梯，还横扫了小亚细亚西部的阿尔萨瓦、科迪（西里西亚东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套中的卡尔基米什以及阿拉西亚（塞浦路斯）。然后，他们在阿莫尔－可能是位于原属赫梯帝国的叙利亚领土南端的一个地区（与约公元前2000年出自阿拉伯半岛的阿莫里特人之名称有关）－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继续征战不已。

拉美西斯三世为保卫埃及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的属地只进行了一次抵抗。此时此刻，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的移民或许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拉美西斯集中精力去对付“海上民族”的船队，他即位的第八年（即约公元前1191年），在三角洲的东北角取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挽救了埃及。但海上的惨败并未阻止“海上民族”自阿莫尔出发，沿陆路南下；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埃及亚洲属地的滨海沿岸永久地定居下来。公元前1191年，谢克勒什人仍象公元前1220年那样出现在“海上民族”中间，但它的盟友已与以前不同。此次同盟包括谢克勒什人、达努人（达瑙伊人）、吉克尔人（图科尔伊人）、帕勒塞特人（菲利士人）和韦舍什人（尚不确定）。达努人似乎已在西里西亚定居下来，吉克尔人在卡尔迈勒山南麓的多尔找到了居住地。而帕勒塞特人则沿着巴勒斯坦滨海最南部的狭长地带建立了5个城邦国家。

约公元前1220年被迈尔奈普塔击退的迁移民族联盟的首领为利比亚人，他的名字被记录在埃及的文献中。不仅如此，埃及的记载还提供了公元前1188年率军侵埃而为拉美西斯三世打败的其他利比亚首领名字。摩西就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根据以色列人的传说，正是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外约旦，这一事件成为以色列人征服叙利亚疆土的前奏曲，并最终如愿以偿。不过，即使有埃及文献的记载，也无法确认摩西其人的历史真实性。至少有两个名叫摩西的埃及人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记载中。摩西的名字似乎是融合了几种以“mose”或“messe”结尾的神祗姓名字音后形成的缩写词。这两个构成要素加上词首往往是神的名字，为人熟知的有雅赫摩斯（阿莫西斯）、吐特摩西斯（图斯莫斯）、拉美西斯。以色列传说还称，摩西出生于埃及，信奉一神论。如果这一传说确有根据，那么，摩西的名字最可能的全称是阿吞－摩斯，因为阿吞崇拜是埃及法老时代记录下来唯一的一神教信仰。

法老阿肯那顿的刑律废除之后，一个用太阳光盘混成的名字再也不会保证埃及任何国民免获罪罚。然而，据以色列人传说的描述，摩西在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曾在埃及政府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即埃及境外的一个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可以设想，阿肯那顿的宗教在那一地区得以幸存。以色列人的传说还把出埃及后的摩西描绘成以色列人和上帝耶和华进行交流的使者。据说，耶和华的名字在以前并不为以色列人所知，它代表的含义大概是“永生”或“生命赐予者”，这些恰恰是阿吞的属性。

以上分析说明，摩西可能确有其人，就像已经得到证实的利比亚人马拉亚和麦什尔一样，他们与摩西情形相似并且很可能是同时代人。即使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本人也前能具有一定的埃及文化背景。尽管传说中关于摩西经历的描述某些方面闪耀着明显的传奇色彩，但他的真实性仍未受到怀疑；因为许多真实存在的著名历史人物都已逐渐成为民间的传奇式英雄。例如，无人会怀疑居鲁士二世－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创始人的真实性，但传说中称他幼年时期就以非凡的能力摆脱过一次又一次的意外生命危险。可见，居鲁士二世与摩西的幼年经历何其相似。

埃及人使自己的祖国幸免于武力征服和占领，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家已拖得精疲力竭。约在公元前1087年，埃及又分裂为两个国家（埃及衰弱的真正标志），一个仍以底比斯为首府，另一个则定都于三角洲东北部的塔尼斯。这里很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290年拉美西斯二世执政以来的军事行动中心。约在公元前1090年，底比斯政府派遣文·阿曼前往比布鲁斯采购木材。在这个与埃及已有2000年贸易关系的城市，埃及使者竟受到了屈辱性待遇。比布鲁斯国王直到接受了埃及塔尼斯政府（埃及的两个政府关系比较友好）的相应货物后才同意为文·阿曼砍伐黎巴嫩山上的树木。

然而，埃及挫败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军事入侵的最突出后果，是利比亚人通过“和平渗透”的渐进方式确立了对埃及的统治。约在公元前945年，新王朝（第二十二王朝）的法老加戴了双重王冠，称自己为“美舍韦舍之王”。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人是否是公元前1220、前1194和前1188年捕获的战俘后裔，还是后来在埃及政府默许下和平进入埃及的利比亚人子孙。无论如何，看来大约在公元前945年美舍韦舍人对法老政权实现了和平“接管”。利比亚人的军队与埃及祭司集团达成了默契，利比亚人尊重埃及4个神庙直辖州的自治权，其中除了底比斯（大约自公元前1087年以来一直处在阿蒙－拉神大祭司的统治之下）外，还包括赫利奥波利斯、孟斐斯和勒托波利斯（它们三州分别由拉、卜塔和何露斯诸神的地方祭司所控制）。

由此可见，埃及最终屈服于蛮族的民族大迁徙。利比亚人尝试武力征服时，曾至少3次被埃及人予以重创，可终于在埃及祭司集团配合下，建立了对埃及的统治，并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军人阶层。在埃及，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为同时代的文献所载。在其他地区，除了埃及文献曾提及的以外，同时代的证据都是考古发掘之物，而文字材料则都属于追溯性的，来源于传说；这些传说往往经过数代人的口头流传才形成文字。爱琴海地区的传说有许多方面与考古学证据不相符，从而产生了对传说的质疑；但考古学证据也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明晰的信息。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爱琴海流域民族大迁徙的历史留下了许多疑团，迄今为止，考古学证据仍无能为力。

一方面。考古学证据可以表明，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坚固宫殿的外围郊区曾屡遭洗劫：约公元前1200年，除了雅典卫城外，近锡尼所有宫殿都遇劫难；约前1150年迈锡尼再遭涂炭。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说明同一时期克里特或色萨利遇到的类似破坏和阿提卡东部、爱琴海诸岛承受的厄运。爱奥尼亚也未能幸免，邻近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隅成了难民的避难所，这些难民把祖先的迈锡尼文化带到了那里。考古发掘材料显示，公元前12世纪期间，迈锡尼难民曾连续掀起征服塞浦路斯的浪潮。这与同时代的埃及文献记载略有不同。文献称，拉美西斯三世曾予以扼制的“海上民族”迁移运动，发端于爱琴海岛屿；他并不认为，这些岛屿本身是洗劫的目标，而是强调，塞浦路斯只是移民进军埃及沿途抢劫的国家之一。

迈锡尼人曾摧毁了米诺斯文明，而如今迈锡尼人自己的文明也饱受涂炭。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剧变之后，爱琴海流域的文字失传。一种自成音节的文字兴起于塞浦路斯岛，这种文字即使不是直接源自爱琴海的线形文字，也肯定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新文字在塞浦路斯岛被用来传播希腊语言，而希腊语大概是由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移民带来的。当腓尼基字母引进岛时，这种文字仍然保留下来，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结束了二者并行使用的历史。在克里特和希腊大陆，爱琴海文字则为人们永久地忘却了。时至公元20世纪的今天，人们发掘出了这些文字的原文，运用音节字的线形文字原文终获识读。然而，希腊在迈锡尼文明灭亡时丧失的文化财富决不仅仅只是文字；石工技术湮没无闻，制灯行业无人问津，包金材料消声匿迹，从米诺斯文明继承下来的精美服装式样也已弃而无用。文化财富之源枯竭殆尽。根据大量公元前13－前12世纪的居民点遗址判断，迈锡尼的整个范围内曾发生过人口急剧下降的现象，尽管由于难民的涌入而使个别地区人口有所增加。

目前还未发现受到劫掠的地区为入侵者占领、难民大批逃亡的确切证据。如果入侵者就是那些“海上民族”，那么根据埃及文献所载，他们未曾停留便动身远征，劫掠东方和南方的其他地区去了。公元前12－前11世纪期间，伯罗奔尼撒的南部（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似乎已完全沦为荒芜之地；劫后余生的迈锡尼文明已然是一种退化的文明。继此之后，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兴文明又开始萌生于那曾哺育过迈锡尼文明的大地。(www.daowen.com)

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希腊移民对爱奥尼亚（位于小亚细盘西海岸的中部）的开拓始于公元前10世纪；但关于这些操希腊西北方言民族的到达则无证可查，据后人追忆，他们是多里安人，其进行迁移的证据是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语世界的方言分布图。希腊西北方言的分布呈对角线形，由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到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以及东南方的小亚细亚大陆西南隅。多立斯方言区的两边当时是另一种方言－阿卡多－塞浦路斯语的范围。这种非多立斯方言无疑是由迈锡尼时代的希腊难民带到塞浦路斯的；而且，肯定在阿卡狄亚流传下来，因为这个伯罗奔尼撒的心脏地带是一个天然的堡垒。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的阿卡多－塞浦路斯方言，实际上相当近似于运用乙种线形文字的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方言。

操希腊西北方言的民族向东南方迁移绝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0世纪。这一地区虽经公元前1200年浩劫，但仍保存了迈锡尼时代的物质文明，并已为考古发掘的材料证实。不过，考古学的证据不能排除所谓多里安人的迁移运动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已开始的可能性，蛮族入侵者也许因为吸收了文明臣民的物质文明而使他们自身的痕迹消失了。

在爱琴海地区，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危害最深。大量众所周知的例子表明，一个文明民族的语言文字总是在不断转换过程中形成的，但公元前1200年爱琴海地区文字本身的失传却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件，它完全可以作为衡量这场浩劫影响程度的标志。小亚细亚文明的境遇要好得多。尽管赫梯帝国也象迈锡尼诸公国那样遭受了土崩瓦解的厄运。但其后继者在叙利亚北部（赫梯人早已从埃及人手中夺得控制权）所建的城邦国家却得以幸存。尽管他们不再用苏美尔文字来表述阿卡德语和印欧语系的赫梯语，但这些赫梯遗民仍继续使用卢维语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发明于民族大迁徙以前的小亚细亚）。

赫梯帝国的倾覆意义深远，具有世界性影响。它结束了以前关于制造锻铁技术传播的禁令。锻铁犹如青铜般坚硬，这种技术可能发源于小亚细亚。当希腊人开辟了通往黑海之路时，他们把此项发明归功于一个传奇式的民族－查利比人。他们居住在小亚细亚北部海岸。这里不属于赫梯帝国的范围，但赫梯人企图垄断这项发明，将其视为重要的国家机密。赫梯国王只是偶尔有选择地将一些铁制品赠予外国统治者；直到赫梯帝国灭亡时，外部世界仍把铁看作珍稀金属。

事实上，制造坚硬熟铁武器和工具的技术比制造同样硬度青铜器的技术更复杂，比例也更难以掌握。使用铁的动机主要是由于铁矿石几乎到处都可找到，可谓俯拾皆是（当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冲积盆地是明显的例外）。与铁矿石比较，铜矿石就少得多，锡则更为稀有。既然青铜为铜锡合金，那么，制造青铜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能够长距离地运送金属铸块。这鼓励了那些交通不畅的地区不断尝试以铁来代替青铜。

以铁取代青铜发生于爱琴海，那里经受了公元前12世纪的频频灾难。既然爱琴海为小亚细亚之近邻，那么，早在公元前1050年雅典即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后的2个世纪中，铁一直是那里最主要的制造业用金属；但随着交通状况的逐步好转，青铜又恢复了使用。这一时期，许多地方都是铁与青铜并用。然而，直到公元前7世纪，埃及才以铁取代铜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埃及人赶走了“海上民族”，生活方式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自从经历了古王国解体后不久的那场革命后，埃及人的思想更趋于保守。法老时代的埃及比以后往何时期的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石料需要雕刻；然而，埃及人却使用非合金铜制工具从事大部分的石雕，甚至连对采用青铜也不感兴趣。黄河流域虽与地中海东部的最早文明发源地相距遥远，但中国人早在大约公元前15世纪就掌握了青铜器制造工艺，他们日益偏爱青铜制造业，而铜与锡的供应也源源不断。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国才以铁取代青铜作为制造业的通用原料。

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小亚细亚方言分布图，显示了一条色雷斯－弗里吉亚语言的入侵地带，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呈对角线形，与爱琴海流域希腊多立斯方言区的分布相像。这里从前流行的语言（包括卢维语和赫梯语）仍得以保存，分布在入侵语言地带的两侧，即叙利亚北部的赫梯语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卢维语（包括吕基亚、卡里亚和吕底亚地区）。弗利吉亚人并非“海上民族”，它由色雷斯闯入小亚细亚，而不是来自爱琴海群岛，他们不过是占领了“海上民族”留下的空间而已。就像操多立斯语的希腊人的迁移时间一样，他们的迁移从何时开始也无法从考古学证据中得到说明。

迦勒底人、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由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迁移运动，似乎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法老迈尔奈普塔时代结束前，即公元前1214年以前，以色列人就已在巴勒斯坦定居；而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一世（约公元前1144－前1076年在位）当政时，阿拉米人仍未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构成太大压力，这位国王还成功地进行过向地中海沿岸的远征。

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并未使亚述遭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象公元前18世纪那样深受民族大迁徙之害。那一次，它臣服于米坦尼人的宗主权；这一次，它却保持了独立。在中止于公元前1291年的那次劫掠性大迁徙中，“海上民族”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因为幼发拉底河与安蒂托罗斯和托罗斯山脉，构成了取道弗利吉亚进军亚述难以逾越的屏障。

公元前1250－前950年期间的印度历史是一个未知数。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也许早在250年前就已到达印度河流域并摧毁了印度河文明，也许直到公元前1250年才进入印度河流域。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们很可能为身后欧亚大平原进发的民族迁徙大潮所推动才奔往印度。

黄河流域的商王朝为它以前的诸侯国之一——周取而代之；根据经典年表，时间为公元前1122年；另外一种比较慎重的估计，为公元前1027年，这也许更接近实际日期、周自黄河流域的渭河支流侵入中国北部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年代里，中国也许从这个方向吸收了不少文化养料，此地经由欧亚大平原可通往西方。不过，考古学证据无法说明周到底带来了什么进步的文化创新。由商至周的政治变化没有像希腊迈锡尼诸公国灭亡那样导致文化发展链条的中断。周似乎也是中国人；而且，毋庸置疑，他们在推翻商王朝以前也完全属于中国文化范围。文字和青铜器制造技术随着政权的变换保存了下来并得以发展。

而且，朝代的变更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任何直接的重大变化。代表商代政权特征的考古学证据不仅包括人工制品，还有名为甲骨文的文献。安阳遗址的发现表明，该王朝在定都安阳时期为黄河流域的主要政权。根据传说，安阳是商代5次迁都的最后一站。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与之比拟的同时代文化遗址，换句话说，即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同样规模、可与之抗衡的政权。据分析，往南大约 100英里 的郑州遗址为商代早期都城。然而，甲骨文表明，商王朝处于敌人的威胁中，而且这种威胁确实存在过。

考古学证据未能说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范围或它的政治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很清楚，商王朝没有建立起一套利于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中国政治统一后的中华帝国及其后继帝国有着明显的差异。统一了中国的诸侯国秦国国王赢政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一个拥有整个中国文明覆盖范围的中央集权型帝国。商代政权组织则属另外一种类型，与它的直接继任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而中国传统的关于周王朝政权组织的描述则带有追溯的性质。

公元前771年，周王朝受到一场无可弥补的灾难的打击，从此逐渐衰弱下去。不过，即使在此之前，甚至在早期，周政权直接统治的区域也很狭小。周政权很大程度上只是地方诸侯的盟主，这些诸侯约有七八十个，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与800年后秦始皇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体相比，周朝政权显得比较脆弱，即使在开国初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以其前辈商朝政权的标准来衡量，周朝政权可能还算强大些。周人在他们的时代确实控制了中国社会，尽管没有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为周朝所取代的商朝统治者或许仅仅运用武力控制它的近邻政权，而没有使宗主国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半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趋向制度化。对于那些半独立的政权，商王朝在不断地进行威胁的同时，又怀有一种内在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