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中，笔者曾推测，马的驯化为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游牧部落的流浪生活方式提供了前提。笔者还推测，公元前18世纪，一些操原始梵语的欧亚混血部落侵入了西南亚。如果这次入侵确曾发生过，那么，入侵的欧亚混血部落仅给当地的农耕民族留下了微不足道的痕迹。另一方面，如果游牧部落的入侵行动是驱使胡里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原动力，可以说，它对于区域文明间的相互关系则发挥了巨大的间接影响。正是这种民族大迁徙，以间接的方式推动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关系趋于空前的活跃和密切。

诸区域文明中最早的样本－苏美尔文明并没有长久、稳定地保持其楷模地位。大约公元前四、三千纪之交，法老文明诞生于埃及；公元前三千纪的下半叶，小亚细亚、克里特和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区域文明。不过，直到公元前18世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密切的唯一例证，是小亚细亚文明对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文化养料的大量吸收。事实上，小亚细亚文明已成为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附属品。不过，如此程度的依赖关系实为罕见。苏美尔对埃及的影响在埃及文明的黎明之际是显而易见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老文明的初创，但这种影响并未持久。法老文明在最初12到13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创造了自己的模式，沿着自己开辟的航线不断发展。

我们注意到，公元前二千纪最初的250年中，法老文明和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似乎都忽略了对方的存在，尽管它们版图相接，领土交错。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与印度河文明的关系显得更为淡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址中发现的印度河印玺表明，早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这两个世界就存在着商业往来；但印度河文明的遗址中却未发现任何受到苏美尔影响的痕迹。在印度河流域，苏美尔没有象对于埃及前王朝和第一王朝时期那样留下明显的烙印。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关系的隔绝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8世纪，与公元前18－前13世纪这些文明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密切性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5个世纪中，地中海东部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力量是埃及人。主要是由于埃及人的行动才结束了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隔绝状态。这或许令人惊奇，因为在此之前的埃及文明远不如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显得更具有外向性、扩张性。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当埃及遭到历史上第一次蛮族的入侵并丢失了大片领土之后，它那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仇外心理的激励，使埃及人首先驱逐了外来侵略者，并紧追不舍，一直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战争策源地。但是，由于这一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辐射，因此，埃及人对异族侵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导致了埃及人和他们正以武力相对的异族的文化发生了联系。

公元前18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巴比伦人驯服地屈从于蛮族喀西特人的统治，向他们纳贡缴税。曾最早摆脱巴比伦宗主权的亚述似乎也已臣服于蛮族米坦尼人的强权。巴比伦的喀西特帝国维持了几乎6个世纪，米坦尼王国对于亚述的统治或许维持了3个半世纪，终因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而解体。约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喜克索人开始入侵埃及，到公元前1674年，他们的扩张达到了顶峰，他们占领了孟斐斯。至此，埃及再次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所不同的是，在第二个“中间时期”中，北部的王国属于异族血统；而在第一个“中间时期”，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王国和底比斯王国均为本民族所建立。喜克索人很快就吸收了埃及臣民的高级文明，但埃及人并未屈服。犹如公元前21世纪历史的再现，后者于底比斯的南部王国通过对北部王国的武力征服重新实现了埃及的政治统一。

大约公元前1567年，喜克索人被逐出埃及的国土。完成统一大业的英雄是底比斯解放者阿莫西斯（雅赫莫斯，约公元前1575－前1550年在位）。阿莫西斯建立的第十八王朝存在了2个多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308年）。从第十八王朝的创立到第二十王朝的灭亡，新王国历时近5个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087年），相当于古王国时期的一半，但几乎超过了中王国统治期的两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王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前文提及，在中王国时代，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曾将其版图的南部边界向南推进到塞姆奈（位于尼罗河第二瀑布以上），并在卡尔马（位于第三瀑布以上）设立了一个远离中心的贸易站。新王国建立后，阿莫西斯的第二位继任者图特摩斯一世（约公元前1528－前1510年在位）将埃及的南部边界扩展到了纳帕塔（位于第四瀑布以下）。这样，第一到第四瀑布的整个尼罗河谷都纳入了法老文明的范围。据碑文记载，图特摩斯一世于继位的次年宣称，其领土的东北边界已扩展到幼发拉底河流域。

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的蛮族正处在埃及的统治之下，他们与埃及人的文化联系是单向性的。库什人全盘吸收了埃及文明而没有施加任何明显的逆向文化影响。直到公元前1087年新王国灭亡之前，埃及人对于现称为努比亚的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北部的苏丹人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而同一时期埃及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政治权威，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强度上看，则总显得飘摇不定，而且埃及统治者与亚洲臣民间的文化影响又呈双向性。双向交流的不断扩大使埃及从亚洲人那里接受了更多的文化养料。

在三角洲建立起来的喜克索王国是否包括他们原来居住过的亚洲地区仍未可知。但有一点很明显，当埃及人推翻了喜克索王国侵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他们发现，这一地区已分裂为无数个政治上独立的小邦国。埃及人在各战略要塞设立了军事据点，并派遣埃及人执掌各附属国的政权。他们的统治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底比斯的帝国政府能否及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但帝国政府好象并不打算将直接统治强加于亚洲属地的任何部分，这与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居民采用的统治手法截然不同。亚洲文化对于新王国时期埃及社会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新王国的亚洲属地向埃及本土移民而产生的。这些移民中，有的是战争俘虏，有的则是自愿来到埃及以寻求经济上的获利机会。两类移民带来的信仰、风俗、习惯，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有着无穷的魅力。埃及人因反击亚洲入侵者的军事征服所激发的仇外心理，并没有为亚洲臣民的这种和平渗透所唤醒。

图特摩斯一世首先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立了殖民统治。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前1490－前1469年在位）当权时，似乎中止了战争，因为她一直竭力阻挠共治者图特摩斯三世掌握权力。女王去世不久，图特摩斯三世就开始了武力征服。在他当政的第二十二至三十三年（即公元前1469－前1458年）连续进行了12次远征。最后的几次远征中，他到达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发现了耸立于此的图特摩斯一世纪念碑，并在旁边又树立了一块自己的石碑，然后，强渡该河，迫使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自公元前1458年始，至阿肯那顿继位，埃及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时期。阿肯那顿时代，（即公元前1367－前1350年）这一地区的埃及政权渐趋衰弱，并且再也没有完全兴盛起来。

阿肯那顿是位革命者。他的革命在埃及历史上并非首例。从古王国解体到中王国创立的第一“中间时期”中曾发生过两次革命。第六王朝时，各州帐纷纷自立为王，不再听命于法老。到了第十二王朝，他们又逐渐地服从于重建的中央集权政府。同时，第六王朝崩溃不久有一段20年的政权真空期（即公元前2181－前2160年），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社会革命。以上两次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次属于“制度”改革，即摆脱了法老的支配；一次属于民众暴动，即反抗现存“制度”本身。然而，第一“中间时期”的这两次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属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只存在层次、程度上的差异。阿肯那顿的革命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阿肯那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与政权内部宗教集团的矛盾。如同第四王朝的前辈基奥普斯（约公元前4－前3世纪在位）一样，阿肯那顿就神学问题与祭司发生了激烈争论。此时的祭司阶层已发展得更加难以对付。基奥普斯的对手只是拉神圣城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自从底比斯成为重新统一后的埃及政治中心，作为众神之首的拉神被等同于阿蒙。至少在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当政时，阿蒙就已成为底比斯的地方神。图特摩斯三世把埃及所有地方神的祭司联合为一个全埃及的宗教组织，由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管辖。

阿肯那顿向埃及社会中最主要的权力中心（并非法老本身）的挑战，使法老的法定绝对权威受到了实际考验。如果阿肯那顿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也许会击败祭司集团；如果他向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挑战时注意维护俄赛里斯神的地位，或许也会赢得成功，因为俄赛里斯神可以使人永生不灭，而永生不灭恰恰是埃及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阿肯那顿的斗争不是求得永生不灭，而是为了一神教。一神教的主张不仅威胁到祭司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且也使不少民众心灰意冷。阿肯那顿心目中的唯一真神－太阳神（阿吞）仅仅是一个人的神。尽管这个人就是法老，即使法老拥有强大的权力，也不足以战胜庞大的宗教势力，因为他们侍奉的众神得到广泛而又根深蒂固的尊崇。

阿肯那顿以阿吞取代阿蒙一拉和其他诸神的尝试终告失败，这并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阿肯那顿的革命留下了恒久的印迹。阿蒙一拉重新恢复了地位，但其形象已有改观，变得酷似阿肯那顿曾梦想材立为众神之首的唯一真神。阿肯那顿曾创作了一首赞美阿吞的颂诗，称它为宇宙万物生命的赐予者。自此之后，阿蒙一拉的赞美诗中也使这位传统神祗披上了“夭折”新神的外形。

阿肯那顿将首都迁至新的城市。迁都在埃及已不乏其例。古王国的法老从内肯－内科布顺流而下，向北移都，先到提尼斯，后又看中孟斐斯。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则把都城从底比斯迁至伊兹－陶伊（一座新建城市，位于孟斐斯南部不远处）。第十八王朝创立者重新统一埃及后，底比斯再次成为王国的首都。阿肯那顿选择了底比斯和孟斐斯中间的一个城市作为新都，命名为阿肯太顿（现称特勒－埃尔－阿马尔纳）。他死后，这座新城市沦为荒芜之地，都城迁回底比斯。确实，今非昔比，底比斯已不再因距南部边境太近而于治国不利，帝国的疆界已沿尼罗河向南延伸到纳帕塔。然而，底比斯仍未长久地享有作为新王朝唯一首都的特权。来自东北方的压力迫使帝国为了便于军事行动而将首都继续北迁，以致远远超过了阿肯太顿的城址。实际上，这种压力在阿肯那顿当政时就已感觉到了。狂妄、保守的统帅霍伦希布（实际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349－前1319年）则在孟斐斯支配着整个帝国。到新王国终结前夕，军事行动的大本营已经移到三角洲东北角的塔尼斯，这一城市很可能正是喜克索王国首都阿瓦里斯的旧址，至少离阿瓦里斯很近。

阿肯那顿的革命性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和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学、造型艺术等领域。文学方面，他提倡用一种新兴的文字进行写作，摒弃了繁复、过时的旧文字。这一革新的寿命要比他本人长得多。随着星移斗转，公元前14世纪出现的这种文字到该世纪末亦被抛弃。艺术方面，他崇尚自然主义，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包括对他本人未加修饰的描写。

阿肯那顿对自然主义的偏好或许受到了米诺斯文化的熏陶。新王国时期埃及墓穴的壁画中描绘了携有手工制品的米诺斯人，他们的手工制品似乎出自迈锡尼文化而不是米诺斯文化自身的产物，这表明埃及与同时代的爱琴海世界有着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除了具有超凡的天赋，阿肯那顿还为生存的时代和活动的空间所激励。他统治下的埃及帝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当然，这不能按字面含义理解为那种地理意义上的帝国，即拥有广阔的疆域；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帝国，即它构成了一个富于多样性的人类文化典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与此同时，该帝国的一位统治者以第一个一神论者载入史册。这不仅仅是巧合，阿肯那顿的一神论还是借助宗教形式表达出来的世界主义思想。他奉阿吞为整个宇宙之主，而不是一个地方神。除了埃及，他还在叙利亚和努比亚为阿吞建立了大量神庙，以表示它的普遍存在。(www.daowen.com)

埃及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最初2个世纪中，在地中海东部没有政治上的竞争者。蛮族喀西特帝国统治下的巴比伦政治地位重要，但文化上正值幼年期。正是在这个时代里，苏美尔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史诗主题通过阿卡德语言精炼成经典形式：吉尔伽美什寻求生命之树的失败；伊什塔尔（伊南那）下地狱；年轻的马尔杜克消除混乱，使宇宙变得秩序井然，以卓越功勋而成为苏美尔－阿卡德诸神的首领。哪里讲阿卡德语言，这些诗篇就在哪里流传。当时，阿卡德语言已成为包括埃及帝国在内的地中海东部国际关系中的通用语言。在埃及政府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一档案馆中，工作人员就使用带有苏美尔特征的阿卡德语言在泥板上进行书写。这种语言还是埃及帝国政府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属国联络的媒介。阿卡德语言的文化优势可与埃及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相媲美。

埃及帝国的军事、政治地位遇到了挑战。自公元前1595年穆尔西利斯一世袭击巴比伦以来，赫梯人始终处于休眠状态。阿肯那顿时代，他们在苏皮卢利乌马斯（约公元前1375－前1335年在位）的领导下又开始踏上战争之途。苏皮卢利乌马斯征服了哈梯（希伯来语的赫梯称呼）的小亚细亚东南方邻国一基祖瓦德纳，击败了米坦尼，并以威胁利诱逼迫叙利亚北部的埃及附属国转而效忠于他。公元前14世纪末期，苏皮卢利乌马斯的继任者穆尔西利斯三世（约公元前1334－前1306年在位）吞并了小亚细亚西部卢维人的阿尔萨瓦帝国，在此之前，后者曾与哈梯并肩称雄。到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已成长为一个完全可以与埃及相抗衡的大国。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90－前1224年在位）和苏皮卢利乌马斯的孙子穆瓦塔利斯（约前1306－前1282年在位）为了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而诉诸战争。赫梯在大约公元前1286－前1285年卡叠什战役的胜利中未获得什么实在的成果。交战的两个大国终于意识到双方没有力量再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正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力量在不断增长的威胁。所以，公元前1270年两国订立停战协定瓜分了叙利亚。可惜，他们的醒悟为时已晚，东方的亚述坐收渔翁之利；西方又崛起了新的侵略势力：迈锡尼人和大量永不安宁而又性喜流动的“海上民族”。

公元前20－前19世纪，亚述人一直征战不休，最终为米坦尼人民族大迁徙的洪水淹没。阿苏鲁巴利特一世（约公元前1365－前1330年或前1356－前1320年在位）当政时，亚述人重以富于侵略性的黩武主义形象闻名于世，到处推行新的残酷统治。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约公元前1307－前1275年在位）和撤缦以色一世（约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位）越过美索不达米亚侵入卡赫美士。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约公元前1244－前1208年或前1234－前1197年或前1230－前1198年在位）一度占领了巴比伦。然而，还未等亚述人向西越过幼发拉底河就遇到了13世纪开始的新一轮民族大迁徙的冲击，匆忙回师防御。

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文明不仅从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场灾难发生于约公元前1750－前1700年，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毁于一旦），而且到公元前一千纪的第三至五世纪中趋于全盛。这段历史被称为中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三阶段和晚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一阶段。而希腊大陆的情形略有不同，约公元前1900年，蛮族的入侵无疑延缓了那里区域文明的诞生，不过或许正是这些蛮族带来了希腊语言。在随后3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克里特，这个未经战乱骚扰的幸运之岛，文化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大陆，以致到了公元前17世纪末16世纪初，大陆突然开始吸吮米诺斯文明的艺术乳汁。

这次吸吮经历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可以肯定，大陆在文化上将为米诺斯社会完全同化，犹如公元前三千纪阿卡德为苏美尔所同化一样。然而，希腊大陆保持了自身文化的鲜明个性，犹如小亚细亚吸收了苏美尔和阿卡德足够的文化养料而又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一样。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如此命名是由于迈锡尼是这一文明中最光辉夺目的典型）与步入晚期第一阶段的米诺斯文明并肩发展。约在公元前1480－前1450年，前者征服了后者。

米诺斯文明又一次从灾难（约前1500年锡拉（桑托林）岛火山的剧烈喷发）中幸存下来。火山喷发前夕，该岛已为地震所扰。克里特岛的东、北海岸都感受到了喷发（而非以前那场地震）的影响；但以后克里特（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经受的灾难更为严重。考古学证据表明，后来的这次灾难是人为造成的。灾难之中，克里特最主要的克诺索斯的宫殿为之废弃，其他宫殿则被摧毁殆尽。在克诺索斯，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诞生，即所谓的晚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没有共享这一文化。从发现的废弃兵器来判断，地方性的克诺索斯文化具有浓厚的黩武主义色彩，这里的陶器则具有迈锡尼风格。考古学证据表明，大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迈锡尼人侵占了克诺索斯并用它作为袭击和抢劫米诺斯文明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

以上只是爱琴海地区居民在随后3个世纪所遭受的一系列人为灾难的开端。公元前1400年之后不久，克诺索斯的宫殿可能又遭到来自大陆的迈锡尼侵略者的洗劫。如果流传至古希腊时代的传说有些许真实的话，那么就可以判断，几乎与此同时或晚些时候，迈锡尼人的底比斯（此为希腊城市）宫殿在一次内战中亦遭毁坏。尽管灾难连绵，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4世纪依然走向繁荣。或许，公元前1480－前1450年征服克诺索斯的结果是一种自成音节的语音符号——即所谓的乙种线形文字，成了迈锡尼时代希腊语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这是对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直接模仿。线形文字是米诺斯人发明的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语言符号，至今未能为人识读。迈锡尼工匠的技艺完全具备了米诺斯前辈的水平。他们建造了许多“蜂房”式陵墓，在砖石建筑方面竭力仿效埃及人的技术和精确性。公元前14、13世纪，迈锡尼的国际贸易范围相当广泛，东至叙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乌加里特，西达西西里，南抵埃及。他们既从事贸易又不放弃抢劫，视哪种行为更能获利而定。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人的黩武主义更为变本加厉，他们对希腊东部的宫殿，例如，迈锡尼本身、阿尔戈利斯海湾的梯林斯以及雅典卫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为要塞守卫者精心设计了一套供水系统以备要塞遭到围困之需。这100年间，人为的灾难频频光临爱琴海东岸。约公元前1260年，特洛伊为入侵者摧毁；在它的南方，赫梯帝国陷入困境。赫梯人发现，倾覆可与之匹敌的阿尔萨瓦帝国并非难事，而对其领土加以有效的控制却显得力不从心。赫梯在小亚细亚西部的统治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当地居民的持续反抗，二是迈锡尼人的不断侵袭。赫梯帝国，以及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的迈锡尼统治者都仿效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模式，建立了复杂的行政管理机构，这需要一定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来维持。可以推测，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由于有文化的阶层只是极少数，致使这种官僚机构变成了经济基础的沉重负担，以至于如果不持续不断的强化效率，官僚机构就会停止运转。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世界的西部都正酝酿着新的风暴。印度的状况暂时还不引人注目。考古学证据仍无法断定印度河文明何时为操原始梵语的民族所征服。如果这些人是公元前18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那么，他们就应该象迅速席卷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早已踏上印度大地。不过，也可能他们在寻找从乌浒河－药杀水河流域跨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印度河流域的路线时，花费了若干世纪的时间。

中国的区域文明（被称为商朝，别名殷）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即龙山黑陶阶段）。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和埃及不同，中国文明的兴起没有伴随着定居地的变动。如同地中海东部一样，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依赖于降雨对农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风化黄土地带，包括甘肃、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东部的黄河与汉水、淮河间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龙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开发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线1000年左右，苏美尔和埃及类型的治水方式才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东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象苏美尔文明与前身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不过，两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新趋势。与苏美尔一样，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伴随着统治集团与臣民阶层财富和权利的严重分化。安阳（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乌尔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拥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冲积层被开发成耕地推动了苏美尔社会财富的不断集聚，也使得极少数统治者能够获得穷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同样邪恶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同步的增长。

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可能既细微难辨又比较间接。中国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文字的结构来自苏美尔语，这种结构（对表意符号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逻辑又显得笨拙）过于罕见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发展成形的。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项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铜器就象其文字一样，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青铜器皿设计精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青铜器或许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过这种原型在今天已无迹可寻。但是，这一假设仅能解释手工制作风格的源头，而冶金技术的突然获得则仍然是一个谜。

商代青铜器的构成元素中，锡的含量较高（17％）。距离黄河流域最近的锡、铜产地是马来亚和云南；但熔合锡铜和铸造合金制品的技术不可能由南方传入黄河流域。东南亚最早的青铜器文化（称之谓“东山文化”，位于越南北方）也不会早于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后半期。暂且不论铜锡合铸技术来自何方，而此时的铜、锡却早已输入黄河流域为中国所用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商代的金属来源地。因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具有经由欧亚太平原传入中国北部的西方文化特征之外，还含有一定的热带文化血统。中国的商代主要种植小麦、谷子和水稻；饲养的畜类除了普通的家畜外，还有水牛和一种南方品种的猪。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最早是在一些热带沼泽地区进化出来的；这一地区的文化与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等重要。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亚洲的热带地区到黄河流域的南方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类似的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距黄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不仅相距遥远，而且为重山峻岭所隔绝。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到了印度那些现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此点至今无据可考。

因此，商文明中热带血统的渊源仍属不解之谜。根据中国的传说，如今地处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以南的地区，更不必说越南境内，都仅仅是通过被汉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国北方移民的渗透。不可否认，这一传说只是中国文化偏见的反映。公元19世纪，长江流域南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发现了一些幸存下来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从而为我的结论提供了证据。此外，当代中国南疆与东南亚邻国的交界地区还发现了其他幸存下来的原始民族。不过，最早培育出水稻、驯化了水牛的地区依然无法确定。

商文明在中国黄河流域崛起的同时，中美洲地区的文化开始步入早期“形成”阶段。如果把农业的开创，而不是磨制石器技术的发明，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时期与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同等对待。时至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民族已由主要依靠采集食物和打猎为生的“上古时代”，跨入一个新时代，即所谓“形成期”，人们已开始以农业为生。几乎可以肯定，玉米的进化是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大陆居民独自完成的。直到欧洲人横越大西洋踏上新大陆将玉米运回欧洲时，玉米的名字才为旧大陆所知。然而，在一种农作物的进化到以种植这种农作物为主要生计的经济体制确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差，而旧大陆经济史中则没有这样的时期。旧大陆由食物采集向以农业为生的转变紧随培育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完成，没有时间滞差的迹象。中美洲地区的时滞至少为1000年，甚至可能是2500年。同一历史时代何以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步调，令人迷惑不解。正是这种情形导致了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在经济、技术上的相对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