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中心”是一个希腊语词汇。自从古代希腊世界从它最初横跨爱琴海的领地首先向西，继而向东进行扩张以后，这个词汇便开始在古代希腊流行起来。古代希腊向西的扩张达到欧洲和西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以及欧洲最大近海岛屿不列颠岛。随后，其向东的扩张达到了中亚和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并推翻波斯第一帝国，为希腊人向东方扩张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古希腊历史上的后亚历山大时代，“文明中心”一词开始流行。它的字面意义是“有人居住的世界”。但发明并使用这一字眼的希腊人所指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实际上仅限于这个世界中为所谓“文明”社会所占据的那些地方。直到现在，这些社会中的成员还把自己称作“文明”社会，而我们人类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和耻辱已经告诉我们，文明从来就不曾完全兑现过。它仅只是一种努力或一种抱负，而这种雄心勃勃的志向，始终就没有达到。
这个词汇的本来意思十分有限，它不仅忽略了居住在文明社会边缘的野蛮民族，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文明中心，也仅只包括那些希腊人所熟悉的文明社会。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就已经隐约地知道有一种“北方”文明，一条横穿欧亚平原的小道把它和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诸城邦连接起来，而欧亚平原正是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的大陆腹地。我们可以猜到，不管它的名称是指什么，所谓“北方”文明，并不在“北风吹来的方向”，而是位于欧亚大平原东部，实际上就是中国，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称做“赛利斯”或“希娜”。
在希腊——罗马世界大部统一于罗马帝国的时候，丝绸通过陆海两路输往这里。但住在旧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所谓“文明”民族，对于对方的存在仍然所知甚少。汉语中与希腊语“文明中心”相对应的说法是“博天之下”，但对中国人来说，位于大陆西端，与中华帝国不相上下的大秦帝国，就象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说的赛利斯或希娜或极北之国同样地模糊不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相互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先是由于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平原全部结合在庞大而短暂的蒙古帝国之中，双方建立了暂时联系；随后是由于西欧民族从15世纪末以来征服了海洋，这使双方永久地建立了联系。至于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地带的文明，直到哥伦布在大西洋的美洲沿岸首次登陆后，才为旧大陆两端的居民所知晓。但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也许早在基督教纪元初年就已盛开了“古典”之花，而这些程度较高的美洲文化，至少在中美洲地区，也许早在除苏美尔——阿卡德和古埃及以外的旧大陆任何一种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早已进入了早期的“形成”时期。
就“文明中心”一词的“人类居住地”这一字面意义而言，文明中心的实际范围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文明”世界大得多。但也可以看到，文明中心虽然广阔，却比生物圈小得多。生物圈表面大部分覆盖着海洋，大气层也占去生物圈的大部分体积。人们相信，海洋是生命的起源之地，那里现在仍然生活着各种动植物；自从人类祖先变成陆地动物以来，人类就不再象他们的哺乳动物伙伴鲸和海豚那样生活在海里，甚至也没有象他们的另外两种哺乳动物伙伴海豹和水獭那样成为两栖动物。他们发现了怎样以舟楫之利横渡江河湖海，怎样潜入海中而并不潜得很深很久。然而，人类无论在水上还是在水下都只是一个旅行者而不是居住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水栖类动物。在公元20世纪，人类还发明了飞机，但在空中飞行方面，昆虫、鸟类和蝙蝠早就抢在了人类前面。然而，不管是蝙蝠、鸟类、昆虫还是人类，都不能象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生活在水里那样生活在空中。任何生物在空中都只是一个旅行者。有翼动物飞来飞去捕食谋生，但它们在地面或水面上不能没有一个活动基地。即使燕子也得栖停在哪怕是电线上，并构筑泥巢来哺育幼雏。
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居民，在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旅行之际，可以横渡生物圈内的各处水域，现在甚至还可以穿越大气层。但是，人类的文明中心至今仍然全都位于生物圈的陆地表面上。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还远不如陆地表面那样辽阔，而且它在陆地上的范围还在不断波动变化。目前发生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即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与热带雨林北部边缘之间的热带草原地带的致命的旱灾，正在引起这种波动。这种波动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和气候变迁所引起的，目前人类对此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类的活动引起的，这种活动既有蓄意的，也有无意的。决定着文明中心发展的非人类的力量，直到最近的1万-1．2万年内还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
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地球结构中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历来非常巨大。在生物圈出现之前地球存在的最初的漫长阶段中，这种变化也许是最为剧烈的。埋藏在地壳各层中的动植物化石碎片表明，现在的温带地区或靠近极地的地区，过去曾是热带气候。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地质时代中，这些地层曾经是地球的表层。引起这种地区性的气候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可能是地轴曾改变过方向，现在的南北两极过去可能在赤道上或靠近赤道。倘若如此的话，则很难想象，地球是怎样保持其旋转规律及其椭圆形轨道的，这种改变引起的地球运动姿态的变化为何未将地球抛出它的轨道。另一种可能是各个大陆曾在地球表面上发生漂移，就象木筏漂在泥潭上，而不象石块固定在岩石上那样。大陆漂移理论和两极转移理论都引起了争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些理论，但大陆漂移理论在某种形式上似乎正在得到人们的信服。它与两极转移理论不同，并不认为整个地球都改变了方向，只是假设地壳的构造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种理论受到人们的赞誉。
尽管如此，热带化石神秘地存在于现在的非热带地区，这个问题发生在人类产生之前数百万年的地质时代。人类出现时，生物圈中的气候现象正值一系列冰河作用与消融交替进行的时期。这个时期距今约200万年，属更新世。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冰河作用（尚不能轻率地认定它是最后一次，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结束，开始了现在的消融时期。
在冰河时期，冰冠覆盖的地区只是生物圈内陆地表面的一小部分。冰河地带大都位于两极地区。在赤道附近一些高山上也有一些孤立的小块冰河地带。但是，局部的冰河作用却曾一度夺去文明中心的片片沃土（例如斯科讷、丹麦的岛屿、米德洛锡安和凯斯内斯）。自从有人耕种以来，这些土地一直产量很高。此外，一些地区的冰河作用改变了海洋和陆地的比例，扩大了陆地的范围。大量的海水暂时聚积起来，并冻结为冰冠，使全球各地海平面都明显地下降了。浅海海床由于海水退去而变高变干，狭窄的海域更加狭窄，一些海峡甚至变成连接两岸的地峡。就海洋的平均深度，以及地球表面海洋与陆地的比例来说，这种局部冰河作用的全球效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就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机会而言，它的作用则非常巨大。在那个时期，人类行走的唯一工具是他的双腿，造船和航海的艺术还处在婴儿期。
海平面的暂时下降，为人类移居带来了便利条件。即使如此，早期人类扩展文明中心的能力在现在看来也足以令人惊叹。这是因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相继发明了各种机械化运输工具，机械化的船只和火车，以及机械化的汽车和飞机。但只要想到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也曾建树过相应的功绩，向亚洲及其一些半岛和岛屿以及美洲进行移民活动，我们就会觉得人类的扩张其实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人科除人类外，人类除智人外，谁也没有从东非赤道地区和东非南部通过海路到达过美洲。可能正是在非洲的这些地区，人类第一次与他的表兄弟大类人猿发生了分化。前哥伦布时期所有的美洲人都是一种智人的后代，这种智人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经由陆路从欧亚大陆来到美洲的。那时在亚洲的东北角一度曾有一个地峡与美洲相连接，这个地峡随后就被白令海峡淹没了。只有后哥伦布时期的美洲人及其北欧先驱是从欧亚大陆西北角超过大西洋来到这里的。
如果智人与现已灭绝的其他类人动物一样最早是在东非赤道地区出现的，他们从那里徒步跋涉到火地岛的地理距离无疑是漫长的。但是，这一旅程的时间跨度也同样漫长。而且，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运动性的，他们不象生物圈内多数植物那样根植于地上；即使植物的分布也与动物同样广泛，尽管多数植物靠昆虫或风为媒介传播。无论如何，石器时代人类扩张的范围是惊人的。至少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际，人类就已经到达火地岛和澳大利亚。尽管那时的海平面处于最低状态，从亚洲到澳大利亚的陆路仍然会被婆罗洲到西里伯斯之间一段
在灵长目中，只有人类褪去了身上的皮毛。在人体表面，只有少数地方覆盖着毛发。在没有树木屏障的热带，人类的躯体裸露在烈日之下，在温带或靠近极地的地区，他们的身体暴露在风霜之中，他们需要以手工制作的毛皮衣服裹身。以猎捕海豹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和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爱斯基摩人穿着兽皮，贝都因人则穿着羊毛外套。对火的掌握，使人类能够把文明中心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今天，人们利用现代技术，把开发区（即使不是居住区）一直扩展到苏联和加拿大最北部地区。
格陵兰以及更大的南极大陆内地是冰冠覆盖的地区。这些地方至今仍然处在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一些热带雨林地区，白雪覆盖的山地和极其干燥的沙漠地带也是如此。但人类生存的气候范围似乎比其他灵长类更为广泛。横穿深深切入埃塞俄比亚柔软的火山土壤中的大峡谷，你可以从温带高原地表逐渐下到一个猿猴群居的高度；但在到达谷底之前，你早把猿猴聚集的地带留在身后，又会下到一个热得使猴类难以存身的深度。但在埃塞俄比亚，从温带高原到热带河床，没有任何高度是人类不能居住的。最近的一次冰河在距今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消退。从那时以来，文明中心的范围和结构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生物圈中适于居住的陆地表面包括一个单独的亚洲大陆和该大陆所属的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其最大的几个半岛是欧罗巴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如果印度支那半岛从马来亚连续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就将是上述四个半岛中最大的一个。实际上，它的中部地段塌陷下去，局部地带沉在水下，因此，现在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彼此分离，被一系列海峡和岛屿组成的迷宫——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狭窄海域分割开来。亚洲大陆的三个最大的近海岛屿是非洲和南北美洲，最远的岛屿是南极洲。非洲通过苏伊土地峡与亚洲相连，南美洲通过巴拿马地峡与北美洲相连。人造运河开通后，这两个地峡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工开凿的海峡。最重要的天然海峡是马六甲海峡，它是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如果要从文明中心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运送乘客或货物，其最佳交通孔道处于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因为最适于传导的物质成分是空气和水域。人类可以穿越这些物质成分，但无法栖息其中。在19世纪发明蒸气驱动的火车之前，利用可以通航的河流和海面进行水上运输，要比陆路运输快捷便宜得多。在铁路出现以前，人类用陆路旅行和运输的唯一动力是人畜的体力。另一方面，早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前，人在水面挥舞船桨竹篙时，就已在利用风力鼓动风帆而使他的体力得到补充。风力是人类所利用的第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却也第一个被人类抛弃。当其他无生命的自然力被用来运转机器时，风力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在水上运输时代，主要交通路线是由生物圈的水面结构决定的。最理想的海上通道是海峡（例如，除马六甲海峡外，还有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狭窄水道、直布罗陀海峡、多佛尔海峡以及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狭窄水道）。最有效的内陆水路是水流平缓、可以通航的河流。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尼罗河的这一河段，帆船既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帆上行，因为埃及以刮北风为主。此外，在埃及得到开发后，所有的居民点、耕地甚至采石场都未曾远离可以通航的水路。发明火车之前，埃及的交通手段优于其他任何同等大小的国家。(www.daowen.com)
在水上运输时代，能够从一处海域或一条通航河流到另一地之间进行水陆联运的地方，是陆地上文明中心的要冲。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在尼罗河与红海沿岸之间，有一条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经由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的短程陆地运输通道，在上埃及从科普图斯经由瓦迪哈马马特到奥德库赛尔，即莱夫科斯利门，还有另一个陆地运输通道。实际上，红海和地中海之间跨越苏伊士地峡的水陆联运通道，只是一条更为广阔的水陆通道的一部分。这一通道西抵埃及，东达伊拉克，中间被大西洋回流的地中海，与印度洋回流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楔进的一块极为狭窄的陆地隔开。从地中海经尼罗河通往红海的通道之外，还有一条经幼发拉底河通往波斯湾的通道。
这种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以及两种最古老的文明的诞生地也决非偶然。另外两条水陆联运通道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流入波罗的海的诸河流与流入里海和黑海的诸河流之间的水陆通道，以及长江、淮河、黄河和北河之间横跨华北平原的水陆通道，大运河的开凿使之成为一条水上通道。但是，由于中国和俄国这两条水陆联运通道处在旧世界大陆中心的边缘，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要比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中央通道略逊一筹。
在埃及和西南亚这一关键通道内，交通集中在两个“环行岛”上。一处是北叙利亚，位于幼发拉底河西部边缘与地中海东北角之间；一处在现在的阿富汗，横跨兴都库什山的一段山脉，联接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盆地与印度河上游盆地的各个山口，这条通道使这一山脉得以通行。北叙利亚通过陆海两路与埃及相连，通过海路与地中海及其回流水域沿岸所有地方相连，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在陆上通过西里西亚山口、横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欧洲相连；陆路沿幼发拉底河两条河源最北部的谷地上行，与威海海口乌浒河－药杀水及印度相联；顺幼发拉底河下行通向波斯湾、印度洋，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太平洋相连。阿富汗经里海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北叙利亚相连；沿药杀水下行，越过欧亚太平原与伏尔加河流域相连；通过新疆与中国相连；穿越苏莱曼山脉与印度相连。
在火车和飞机相继发明以前，会聚在这两个“环行岛”，并由此通向四面八方的交通，在一切可以利用河流与海面的地方，尽可能地利用了舟楫之便。在机械化时代开始之前，行人或货物一旦需要陆路旅行，人类就不得不受到地形的支配。山脉尚可以征服，可以穿越；热带森林却尤其成为障碍；大平原则得天独厚地便利于通行。的确，在人类驯化了驴、马特别是骆驼等牲畜后，彼此相连的三大平原——欧亚平原、阿拉伯平原和北非平原就几乎象海洋一样可以畅通无阻了。有了骑乘牲畜、负重牲畜和拖曳牲畜的帮助，人类就几乎可以象穿洋过海一样迅速地穿越大平原。但是，穿越海洋和大平原同样都需要组织和纪律。一支商队就象一艘船一样需要一个船长，人们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在进入机器时代以前，即使将海洋、通航河流和大平原都用来作为联系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交通渠道，人类交往的手段也仍是匮乏的。但即便在这种匮乏的条件下，一些帝国仍然成功地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而遣使劝化一切人类的各大宗教赢得并保持信徒的数量，其影响的范围则比一切世俗帝国所统治的地区更为广泛。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国，以及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人类意志克服自然障碍的丰碑。但是，这些成就的局限性也揭示出直到19世纪人类发明机械化交通工具之前人类社会交通范围的有限规模。
人类语言的繁杂，是机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交往手段匮乏的有力证明。在文明中心内不同的地方流行着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语言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从未听说过没有语言的人类社会。这两个事实暗示，在智人从东非赤道地区（如果这是智人最早的诞生地的话）分散到生物圈陆地表面各个地区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一定已经开始朝着能够掌握语言的方向前进，但这种潜在能力尚未获得充分发展。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与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类不同，这些语言彼此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相近之处。当然，我们通过骨头和工具以外的其他遗存了解的人类，都属于唯一生存至今的种属。我们不知道，也尚未发现过，人类或人科中的其他种属是否也曾经有过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仅为智人所独有。
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范围。
在外部入侵者开发西非热带森林之前，当地同时流行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每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极其狭小。被几英里森林分隔开的两个村庄的居民，无法通过口头语言相互交流。他们在彼此交往时使用的是哑语。现在西非广泛流行的口头语言都来自外部，例如来自北非平原的豪萨语和来自海岸地区的法语和英语。
与森林的重重屏障不同，海洋把马来语向东北方向带到菲律宾，向西南方向传送到马达加斯加。海洋还把波利尼西亚语传遍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直到远离大陆的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地中海曾把布匿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传遍沿岸各地，大西洋则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从西欧传到美洲。大平原也能象海洋那样把语言传到遥远的地方。首先是印欧语系，其次是突厥语系，都穿过欧亚大平原，传播到远及大陆东西两陲的沿海地区。阿拉伯语则穿过阿拉伯半岛，越过北非大平原一直传到大西洋沿岸。
人类的传教活动、军事征服、政治组织和商业贸易等行为，加强了语言通过自然手段进行的传播。政治上弱小的阿拉米诸部落被亚述人所征服，但阿拉米语言却传遍了西南亚各地，阿拉米字母甚至远传到蒙古和满洲。这是由于亚述帝国和第一波斯帝国将这种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和摩尼教也将它作为宗教祭祀语言。另一方面，希腊语曾经成功地取代阿拉米语，成为西南亚和埃及的通用语言，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军事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结果。军事征服还曾使拉丁语系诸语言向东传到罗马尼亚，向西南一直传到智利。而拉丁语小小的原始领地，不过是意大利台伯河的下游地区。
在文明中心的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权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如果非洲赤道地区和非洲东南部的确是人类和智人的摇篮，那么在最初的时候，东非的边界也就是文明中心的边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以前，文明中心已从东非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类已经开始向美洲移民。在这一阶段，北欧冰冠的南部边缘地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这次冰河消退开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在这里发现了充足的猎物。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欧洲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资料不足而产生的错觉。如果世界其他地区都象欧洲那样广泛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踪迹，景象可能就不同了。
可以确定，在新石器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是西南亚和尼罗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新石器时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还没有人类居住，但这一地区却成为苏美尔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到公元13世纪时，这一冲积扇已不再是一个丰饶多产的地区。这时，由于欧亚大平原的通行无阻，由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机动、勇猛和纪律性，蒙古人在不长的两代人的时期内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游牧民族暂时统一在蒙古人的号令之下，征服了欧亚大陆的整个腹地，只有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后，在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内发挥主导作用。他们的水手统治了海洋，而海洋拥有比欧亚大平原更为广阔的交通环境。
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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