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荣格与弗洛伊德

荣格在晚年与其秘书安妮拉·亚菲一起撰写其自传《回忆·梦·思考》的时候，专门为弗洛伊德撰写了一章，叙述了他对弗洛伊德本人及其思想的评价。《荣格全集》的第4卷取名为《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Freud and Psychoanalysis），收录了他在1906—1916年专门讨论弗洛伊德及其经典精神分析的论文，再加上后来补充的一些内容。即使是与弗洛伊德分裂之后，荣格仍然承认弗洛伊德的伟大和影响。

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荣格并非弗洛伊德的学生，尽管深受其影响，尤其是通过其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带着年轻人的热情，荣格称《梦的解析》乃“划时代之作……也许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胆之作，旨在把握作用于明显坚实的经验性基础的无意识心灵的种种不解之谜。对于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精神病医生来说，此书是……使人顿开茅塞的启迪之源。”^[1]

弗洛伊德（左）、霍尔（中）、荣格（右）

这是弗洛伊德与荣格1909年访问美国时的照片。两人在前排“平起平坐”，而后面站着的则是弗洛伊德的学生琼斯等。

荣格曾回忆说，自己初读《梦的解析》的时候并未能很好地理解。两年后（1903）重读该书的时候，“才发现它与我自己的想法殊途同归”^[2]。

荣格所说的“殊途同归”，当时所指的是弗洛伊德关于“压抑机制”的理论。荣格在其词语联想测验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导致词语联想偏差的原因，同样是“压抑机制”的作用。不过，弗洛伊德认为，压抑的内容主要是性欲及其挫折，而荣格则认为在性欲之外，还有许多更为重要的内容，比如社会适应、生活压力等，这是他们一开始就有的分歧的方面。

但是，从《梦的解析》问世开始，荣格也就开始了与弗洛伊德的特殊关系。当时，精神分析还未能被社会所接受，有关的研究与言论还在经受各方的责备与抨击。1906年，荣格撰写文章为弗洛伊德辩护（“弗洛伊德的有关癔症的理论：答阿查芬堡”），受到一些知名教授的警告，说这样会为他自己的学术生涯带来危害。荣格十分坚定地予以回复：“要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的一边。要是学术必须基于限制探索及取消真理这个前提，对于这种学术我将弃如敝履。”^[3]

弗洛伊德邮寄给荣格的照片

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他关于词语联想的研究论文，开始了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弗洛伊德回赠荣格一幅他自己的照片，也很想知道荣格的长相。于是，1907年，荣格从苏黎世前去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第一次见面，两人持续畅谈了13个小时。荣格曾在其自传中这样说：“我们于1907年终于在维也纳进行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在下午一点时见面的，然后实际上便一口气进行了13个小时的交谈。”^[4]

荣格，1903年

荣格与弗洛伊德可谓“一见钟情”。弗洛伊德比荣格大19岁，俨然一位父亲。实际上，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把荣格视为自己的儿子。因而，荣格也就有了精神分析“皇储”的称呼。

不过，就是在这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荣格与弗洛伊德便有所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灵性”和“性欲”问题的看法上。荣格在其自传中说：无论在一个人身上，还是在一件艺术品上，只要显现出灵性，他（弗洛伊德）便对之加以怀疑，并拐弯抹角地认为这是受压抑的性欲的表现。对此荣格不能同意，认为这样就把文化看成了闹剧，文化就只是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的结果。而弗洛伊德则表示事实本来就是这样。

荣格在维也纳弗洛伊德诊所的大门前（1910年）

于是，荣格认为弗洛伊德已经在情感上深深地陷入到有关性的理论中去了。当弗洛伊德提到性的时候，“他的声调便变得急迫起来，甚至几乎达到焦急的程度，而他那正常的批判性和怀疑性的一切迹象也就随之不见了。这时他脸上便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就无从知道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性欲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神秘之物”^[5]。

荣格1909年去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的时候，话题仍然绕回到关于“心灵感应”的现象上来。对此，弗洛伊德当时是坚决反对的，认为那纯属无稽之谈。荣格这样回忆道：(www.daowen.com)

在弗洛伊德这样说着话的时候，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横膈膜这时仿佛变成了铁做的并正在变得赤热，成了一个红光闪闪的拱顶。就在这时，书架突然发出了十分响亮的砰的一声，而这书架就在我们身边，结果我俩被吓得跳了起来，担心这东西倒下来砸在我们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道：“瞧，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催化性客观现象的例子。”“哈，”弗洛伊德叫道，“这可是胡说。”^[6]

维也纳第九区，Berggasse大街19号

1891—1938年的47年中，弗洛伊德都是在此居住与工作，目前是弗洛伊德博物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首次见面也是在此。

不管怎样，荣格与弗洛伊德最终是由于无法调和的冲突而分道扬镳的。对此既是双方的损失，也是各自的命运。实际上，弗洛伊德是把荣格当作自己的“儿子”或“继承人”的，这是弗洛伊德的情结。1912年荣格出版了其《里比多的转化和象征》，凸现了彼此已经产生的裂痕。该著作的出版，宣告了荣格与弗洛伊德关系的结束，同时也成为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奠基。

1911年维也纳精神分析会议，弗洛伊德与荣格在大会合影中

在《里比多的转化和象征》瑞士版第四版的前言中，荣格曾披露他当初撰写此书的时候做的一些梦，预示着他与弗洛伊德的分裂。后来，该书经过修改，收入了《荣格全集》，成为其中的第五卷。

1913年1月，几经冲突与争吵之后，尽管爱玛·荣格也加入调解，但终归于事无补，荣格与弗洛伊德决定“分手”。

弗洛伊德赠送给荣格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德文第三版（1910），上面有其签名并写着：“送给我亲爱的朋友，荣格”

1913年1月3日，弗洛伊德在写给荣格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分析学家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不必耻于自己的神经官能症。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行为不正常，却老是叫嚣自己正常，就会给人一个怀疑的基础，觉得他对自己的疾病缺乏认识。因此，我建议我们完全放弃我们的个人关系。”^[7]

荣格很快就十分果断地回复了弗洛伊德（1913年1月6日）：“我同意你的愿望，完全放弃我们的个人关系。因为我从来不向任何人强求友谊。这一刻对你具有什么意义，你自己是最好的裁判。余下的只是沉默。”^[8]

荣格《里比多的转化和象征》1912年出版后，用极其谦卑的语气赠送给弗洛伊德：“由其桀骜不驯但充满感激的学生，置放在导师与主人的脚下。”

实际上，“余下的并非只是沉默”。两人又继续通信了一段时间，作为相互的“分析”；最后他们割舍了彼此的个人联系，各自发展其专业的建树。

荣格晚年撰写自传的时候，这样来总结他对弗洛伊德的看法与评价：

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大概包括他把精神病人加以严肃的对待，并深入他们怪癖的个别的心理之中。他有勇气让病例说话，而这样做时他便得以深入其病人的真实心理之中。比如说，他用病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从而便得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来理解精神病。在这方面，他确是不为偏见所左右，有勇气并成功地纠正了大量偏见。他像《圣经·旧约》中的一位先知，动手推翻了虚假的神袛，撕去了掩盖种种不诚实与虚伪的幕布，从而无情地揭露了当代精神的腐朽性。在面对这样一种工作所引起的人们的冷落时他并不畏缩踌躇。他对我们文明的推动产生自他发现了一条通向无意识的坦途。由于肯定了梦是有关无意识的种种过程的最重要的信息之源的价值，他把一种看来不可挽回地已丢失了的工具重新交回到了人类的手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