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武昌起义
——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
战争档案
时 间:1911年10月10日
战 场:武昌
主要将帅:孙武、熊炳坤、吴兆麟;瑞澄
战争回放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宣统三年(1911)4月,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先后发动过十多次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广州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从香港转战到达了上海,并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
会上,对于起义失败的原因,同志们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在前几次的起义中,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革命的决心和信念也非常坚定,为什么却还是屡战屡败呢?”
面对这个问题,谭人风严肃而冷静地说:“因为我们错误地选择了起义地点,现在广州和南方的总体形势都非常紧张,敌人准备十分充分,我们应该灵活地转移阵地,把革命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去。”听完之后,宋教仁做了补充:“革命不仅要依靠革命党人本身,虽然我们有革命的顽强精神,但手里却没有武器,势单力薄,难以与武装精锐的清兵匹敌。我们必须要策动新军,有了自己的军队,打起仗来就不怕他们了。”众人纷纷表示赞同。
于是,谭人风起草了宣言,宋教仁起草章程。9月14日,各团体达成联合协议,实现了统一。
一、屡经磨难的起义
9月24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召集会议,军政府重要组织成员讨论了军事行动计划。到会100多人,通过大家的一起商议,最终把起义日期定在了农历中秋节的那一天——10月6日,同时根据武汉三镇的地理情况和敌人军力部署,制定了起义进攻方案。
然而不幸的是起义计划又遭到了泄漏。9月底的一天,一位革命党人惊慌地向秘密总部汇报:“不好了,现在城里到处都在传,说是‘中秋杀鞑子’,可怎么办才好!”
四处的传言给起义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而正在这个时候,湖南革命党人又来信,说因准备不周,不能及时响应起义的号召,希望能推迟起义日期,于是武昌革命党人将起义日调整到了10月16日。
不料10月9日又横生意外,孙武在俄国租界制造炸弹时不小心引爆了其中的一部分,巡捕闻声赶到现场,孙武带伤匆忙离开,但为起义所准备的武器、旗帜、文告和党人名册等都落入俄国警察手中。俄国领事本来就对革命党人怀着仇视的态度,心里不由得思量道:“这些革命党一旦造反,成立民主国家,我们俄国的租界还能保得住吗?干脆我把这些名单借花献佛,全部交给清政府,这样由他们自己来消灭造反的人,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即可。”
如此一来,武汉三镇派出了大量的警察,对革命党人进行大肆搜捕。在这危急的情况下,革命党的领袖蒋翊武心急如焚:“这样下去,岂不是又要重蹈广州起义的覆辙吗?这个时候不起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他当机立断与手下彭楚藩、杨宏胜、刘复基以及其他弟兄进行了商议。大家情绪激昂:“不能再等了。不成功,便成仁!事不宜迟,就今天晚上吧!”于是他们断然决定,就在当晚发动起义。
当晚9点,清军搜查革命党人活动据点,蒋翊武躲开了逮捕,彭楚藩、杨宏胜、刘复基等人却不幸落入清军手中。10日凌晨三人被清军杀害,数十名革命党人被捕,关进监狱。与此同时,湖广总督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进行一一搜索,试图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www.daowen.com)
新军各标营中的革命党人秘密商议:“在这生死关头,如果我们再有迟缓,不仅革命不可能成功,自己也会陷入被动,等于束手待毙了!”另一位同志也说:“计划了这么久,同志们眼看着都白白送死。我现在就传信给各个营我们卧底的兄弟们,我们今晚一定得动手!”
10月10日晚7时左右,武昌城内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和武昌城外的工程和辎重两队,首先以放火为号,举起义旗,备标营革命党同时行动,清军的高级军官们慌忙逃窜。起义军先后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凤凰山、蛇山等军事要地,并兵分三路进军:一路向王府口推进,一路向水陆街推进,另一路则向保安门推进。起义军炮步兵联合作战,为使炮兵在夜间击中目标,先由步兵在督署门前放火,接着炮兵对准火光处轰击,在炮兵的配合下,起义军步兵经反复激战当夜便占领了督署。
湖广总督瑞澄的手下惊慌失措,结结巴巴地对瑞澄汇报:“武昌新军造反啦!又放火又放炮,楚望台军械库、凤凰山、蛇山都是他们的人,就连督署也已经被他们占领了。”
瑞澄却不屑一顾,满不在乎地说:“慌什么慌,自古以来,造反的到现在就从来没有成功过。我们有精良的督署守军,打败这些乌合之众绰绰有余了。”但当他看到火光弹影、听到隆隆炮声后,吓得魂不附体。于是他扒开督署后墙,穿过文昌门,狼狈逃到停泊在江面上的“豫楚”号兵舰上。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形势不妙,在经过了一阵抵抗之后也率领残兵败将渡江,逃到了一个叫刘家庙的地方。
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仅用了十几个小时就先后攻占了督署、藩库、官钱局、电报局等重要的部门,最后扩展到整个武昌城。一夜之间武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起义军个个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敌人则丢盔卸甲,慌忙落逃。胜利后满城义军战士个个袖缠白巾,精神抖擞,欢呼雀跃,神采奕奕。这是自1906年以来革命党人经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后从未有过的辉煌。人们奔走相告:“革命成功了!缠白巾的就是我们的起义军,我们的救星!”
二、建立革命军政府
虽屡经磨难,但起义最终成功了,大家都欢欣鼓舞。但却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推翻了清政府,那么推举谁来成立新的政府呢?由于群龙无首,加上缺乏政治眼光,占领武昌后的起义军,都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
指挥工程营起义的领袖叫做熊秉坤,他在新军中只是个正目,相当于班长,他带着起义军攻打到楚望台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军衔太低,大家都不听他的指挥,从而很难调动全军。无奈之下,熊秉坤不得已找到了一个同情革命的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充当临时总指挥。但多数革命党人都不大同意:“吴兆麟不是革命党人,我们都听他指挥,万一他跟清军勾结,出卖了我们怎么办?”
熊秉坤十分为难,只能回答道:“现在蒋翊武因为革命党机关被破坏,逃走躲起来了,孙武因为被炸药炸伤,住在医院里。情势紧急,军队里等级观念又那么强,我一个小班长指挥大家也不服从啊,只有吴兆麟级别还算高了。”大家一听,觉得也只能这样了。
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解放,革命军准备建立湖北革命军政府,推举都督时,大家仍然认为吴兆麟没有能力来担当最高统帅的职务,他们希望有一位资深的人来组织政府,但找来找去也没能发现一位合适人选。
立宪派一方面不想政权被革命军夺走,另一方面又害怕起义的士兵嘴上妥协,心里不服。于是,诡计多端的立宪派议员,还有新军中的旧军官们推举了黎元洪。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曾经对湖北保路运动表示同情,于是在起义刚开始的时候,新军中有许多人都十分推举他:“黎元洪跟别的清朝官不一样,知道我们的疾苦,是个好人。我们不妨联络他一起造反。”
但是大家都想不到是黎元洪从心里对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工程营起义之后,革命军派人到第二十一混成协联络时,他凶残地将起义军战士杀害,大肆镇压革命。当起义军猛攻督署并向司令部开火时,黎元洪便逃到黄土坡参谋家中,换上便衣藏了起来。
但起义军并不了解这其中的详情,推举黎元洪做都督竟得到了多数人的同意,并推举立宪派头目汤化龙为政事部长。新的革命政权就这样落入了反革命势力的手中。
然而可笑的是,黎元洪最初还是不敢出任都督,当他被告知将出任都督并组织革命军政府时,他吓得脸色惨白、慌慌张张,颤颤巍巍地说:“莫害我,莫害我!”这时在他身边的革命党人李翊东便用枪逼着黎元洪,说:“你做满清这大的官,应该杀的。我们今天不杀你,反举你做都督,你还不干。”并声称要把他杀了,但被大家阻止了。
于是李翊东又说:“不管他承认不承认,用告示把都督黎的名衔张贴出去就是了。”随后就将革命军政府的告示贴了出去,告示上的“黎”字还是由李翊东代写的。可是没有想到这告示一贴出去,立即引起了民众的轰动,人们诧异地说:“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如此闹剧似乎又壮大了革命声势。
武昌光复的当天,汉口和汉阳也随即光复,汉口和汉阳的驻军是新军第四十二标的两个营,文学社在该军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武昌义旗一举,汉口与汉阳立即响应并顺利占领全城。汉阳建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汉口商业繁华,汉口与汉阳的光复,就使得武汉三镇这一革命中心成了鼎足之势,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极为有利。
历史影响
武昌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首先是宣告了清王朝的即将灭亡。其次是预示了新的共和国的诞生。武昌起义建立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形,并很快的影响到其他各省。不到两个月中华民国就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了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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