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包头市附近的一些村庄，居然人分五等，每个等级的人，享有的权利不一样，等级可以世袭。第一等可以获得征用土地的全额补偿款，然后依次递减，福利待遇也一样。划分等级的标准，就是居住时限的长短，越长的人家，等级越高。据说，人们在考虑婚嫁的时候，也会首先考虑等级。

当然，出现这种状况，跟现存的土地制度有关，也跟这些村庄地处城市边缘，可以享受城市化的好处，因而竞争激烈不无关系。而且，这些等级的划分，都是村里的土政策，是这些村庄的村民自己定的，由于村里的老居民人数多，所以，所谓的村规民约就这样出来了。

显然，这样的村规民约，是有违现行法律的。从根本上讲，也违背人生而平等的基本人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城边村的多数村民，为了自身的利益，定出这样的规定，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在21世纪的今天，在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的今天，能够出台，而且长时间为地方有关部门默许，甚至被曝光之后，包头市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还为之辩解，的确很耐人寻味。

说起来，中国自秦汉以来，贵族制度虽然已经被打破，但等级制却长期存在。不仅皇族和高官子弟享有特权，甚至犯罪都可以免议，或者减轻刑罚。就是一般的民众，也有四民之分，所谓士农工商，士绅处于优越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习惯性地把人分成若干等级，就读书人而言，除了科举考试分出的进士、举人和秀才三个大等级之外，秀才本身，也分成若干等级，有可以做官的贡生，其下还有拿补贴的老生，不拿补贴但有资格为人考试担保的老生，然后才是新中秀才的新生。新生之下，人们还习惯将没参加过考试的人和参加过考试的人分开，参加过的，可以戴方头巾，自称读书人，而没参加过的，就没这个资格。读书人之外的百姓，人们也习惯性地将之分成和士绅有亲戚关系的富人，一般富人，中等人家，穷人，贱民这样几等。

在一个农业国家里，人们已经习惯了将人分等，没有等级，人们的生活就会感到缺点什么。等级低的人羡慕或者嫉妒、仇视等级高的，被羡慕和仇视的人，在这种羡慕和仇视中，也感到很快慰，除非到了爆发冲突，出人命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人的生活意义，似乎就在于这种等级。有等级，就会有特权。有时候特权是制度赋予的；有时候，特权是人们自己授权的。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特权带来的实际好处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人们热衷于特权，往往看重其好处背后的所谓荣耀。(www.daowen.com)

实际上，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社会，也存在着社会等级。干部是高等人物，吃商品粮的干部，等级就更高。然后是成分好的，接下来是成分一般的，最下面的是成分不好的，他们实际上是农村的贱民。很多成分好的穷社员之所以能忍受贫穷，往往仅仅是因为在他们的下面，还有这样一批贱民的存在。这些贱民，最重、最苦的活，都是他们干，但工分拿得却最少。一有运动，还要拿他们说事，挨批斗。

这样的等级制传统，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很不正常。一方面，人们习惯了现实社会中的等级，习惯了忍受或者无视特权的存在；另一方面，自己一有机会，也会争取进入高等级行列，享受特权。甚至像内蒙包头周围的这些村民一样，人为地制造等级，制造特权，以供自己享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存在着等级制的余烬，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存在特权，即使遭致特权的损害，也很少有人会出头抗争，人们似乎觉得，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受损害的又不是我一个，何必呢？忍忍就过去了。如果自己有幸有朝一日也进入享有特权人的行列，则大多沾沾自喜，引以为豪。内蒙包头附近的农民，只是把等级明确地划了出来，没划出来的等级，其实遍地都是，你身边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