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腐败花样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说：“中国的腐败官员们，实际上已经能够‘娴熟地寻找到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那种开宗明义、大而化之的反腐，已经解决不了问题。⁽¹⁾”

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反腐败力度不断地加大，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但经过了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一些常见的腐败病不仅产生了顽强的“抗药性”，而且还滋生出很多更隐蔽的“新病毒”，腐败的花样不断翻新。

1.收藏的腐败

如今，一些手握权力的人从贪财贪色向贪书法作品贪名人字画贪工艺美术品嬗变，还美其名“收藏”。如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原局长王天义，执法犯法，收受贿赂180多万元，美金1万元，还有总计1 4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2年5月27日，王天义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据司法机关查证，在其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中，收藏品数量之多、价值之昂贵，令人震惊，评估其价值总计高达600万元！这些收藏品中有书画作品195件，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 351件，其中不乏上乘之品，比如价值24万元的刘奎龄书画作品动物四条屏、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价值18万元的“文革”邮票全套和“红特”邮票全套，等等。

占有别人价值千元万元的艺术品也好，鉴赏也好，收藏也好，变卖也罢，本质上与只认金钱的“俗贪”是一样的。就像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里记载臭名昭著的明朝奸相严嵩所为：“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然收藏书法名画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图》特起大狱而终不得。”沈德符总结道：“则贪残中，又带雅趣。”这个结论一针见血，“雅贪”也是贪。

2.“月饼”的腐败

一些商家为了迎合某些人的“胃口”，将“月饼”越做越豪华。月饼盒里，除了几块月饼之外，洋酒、茶叶、西洋参、玉器、纯金、真银等附属品越来越多，价格也由百元上涨到数千元甚至数万元一盒。据媒体报道，拉萨市某商场卖的一种“月饼”，售价竟达18万元，北京、广州等地也有类似现象。有人将之形象地称为“天价月饼”。

商家之所以推崇“天价月饼”，不是凭空臆想，正是反映了某些人的“良好”意愿。为了名正言顺地给用得着的领导送礼，不让领导有后顾之忧，用这种方式表达节日问候的情义，怎么能说这是行贿受贿？谁又能说这不是“礼尚往来”？于是乎，你来我往，就会有日后的私下交易。当行贿者有求于受贿者时，由于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有这种“交情”，自然就会向行贿者大开方便之门，双方各得其“利”，可谓顺理成章。

3.“合法”的腐败

据媒体报道，有一位镇党委书记，以他侄子的名义开了一家铁矿，每年“赢利”几百万元。当地人谁都知道，这座铁矿是他所开，主要经营活动也都是由他做主。他的小车，更是三天两头在矿内进进出出。可法人代表写的是他侄子，出面管理的是他侄子，分红签字的也是他侄子。哪个部门来查，人家都“有理有据”，你能说人家不合法？

还有，一些官员打着“需要”的旗号，干出种种不正当不合法不光彩的事情。比如，坐进口轿车，住星级宾馆，建摩天办公大楼，是“门面”需要；公款吃喝，打牌赌博，桑拿按摩，是“交际”需要；装修豪华办公室，购置高档办公用品，配漂亮女秘书，是“办公”需要；召开会议时发床罩被套，地方名酒，购物证券，是“纪念”需要……

种种“需要”，看起来冠冕堂皇，听起来理直气壮，似乎是名正言顺，其实都是“合法”的腐败。

4.“借”“卖”的腐败

中央和各地政府都出台了领导干部小汽车配备标准和使用管理的相关规定。但是，一些领导钻政策空子，放着符合配备标准的车不坐，以“借用”为名违规、超标配备小汽车，具体表现在本应机关集中管理、统一配备的高级越野吉普车、商务车和三防指挥车等特种车辆被某些领导长期占用；还有些领导干部长期“借用”下属企业、下属单位或民营企业的进口汽车。

还有更邪的，如山西省忻州煤监局除了到下属企业、下属单位“借”，还给下属企业、下属单位“卖”——“卖”走自己都不要的破烂。宁武县一煤矿，花35万高价买走了煤监局不要的破烂！这一“借”一“卖”的后面，是交易：我掌握着监管你的大权，你“借”是聪明，不“借”是短视，谁能不“借”，谁敢不“借”？

“借”“卖”是遮羞布。可丑陋终究是遮不住的。沂州每年都有一两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后矿主和有关部门总有胆量瞒报事故死亡人数，转移藏匿遇难者尸体。这说明了什么？一句话：腐败也是导致矿难的原因之一。

还有，别有用心的借，巧取豪夺的借，偷梁换柱的借，借人、借车、借房，凡能借的都可借，借得顺顺当当，借得理直气壮，而且一“借”便如泥牛入海，久而久之就成了自己的。正所谓“不借白不借，借了也白借”。有的狼狈为奸，借与被借串通一气，你借权弄钱，我借钱谋权，心有灵犀，心照不宣，各得其所。如此种种，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5.“不作为”的腐败

如果作一番调查，就会发现，在一些地方，越是那些“遇到好事抢着办，遇到新事不开口，遇到大事随大流，遇到难事绕着走”的干部，提升的速度就越快。因为不说别人不爱听的话，所以就不得罪人；因为不干不好干的事，所以就没有失误。该开的会开着，该坐的车坐着，该喝的酒喝着，该拿的钱拿着。只让人民养着，却不为人民尽责，不是腐败又是什么？

2005年8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8月13日，山东省省长韩寓群在省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上通报，因为不作为或乱作为，今年上半年，山东省有456名公务员受到责任追究，听来让人振奋。

山东省各级共受理行政效能投诉2997件，查结2896件。其中，违反规定收费、罚款或摊派的占26.9％；因工作作风生硬、态度粗暴被投诉的占11.9％；无正当理由对符合规定的事项拖延不办的占10.5％；不认真履行职责、对工作推诿的占8％；对群众的正当要求和合理意见置之不理的占5.5％。如果说前两项属于“乱作为”，后几项属于“不作为”，粗算一下，“不作为”的比例占24％。

这还是一省一地的情况。尽管就全国而言，对于行政不作为的统计没有一个现成的数据，但多年来，行政不作为一直是百姓怨言颇多而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现象。

对于官员腐败，我们通常更多地放在贪污受贿等明显违法犯罪的行为上，而对于行政不作为则常常轻而视之，甚至视而不见。总觉得“不作为”大不了是一种不积极的工作作风。殊不知，“不作为”看似事小，实际上是乱作为，以致到违法犯罪的原始形态。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不少官员心态的真实写照。对于贪官、昏官我们几乎都是众口一词的反对，但对于碌碌无为的“庸官”，虽有微词，但大多纵而容之。殊不知，庸官表面看似无大危害，但如果一味纵容“庸官”存在，从长期来看危害更烈。

“无功即是过”。庸官现象正如长堤之蚁穴，蚁穴虽小，却有毁堤泛洪之大害。“庸官”提高了行政成本，传播了腐败病毒，而又不为人觉察，极易造成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假象。

某些行政人员为什么要或者会“不作为”呢？简单推论，肯定是“不作为”不仅坏处不多甚至没有坏处，更有可能还有好处。为什么呢？办公桌上的“不作为”可以引来办公桌下的“有作为”——即等着“权力寻租”兑现后才“作为”；同时，“不作为”最多是个工作态度和作风问题，但却可以“招财进宝”“招商引资”，何乐而不为呢？

这说明，我们的行政和人事激励机制存在缺陷。对于政府官员的工资，实际上作为养活政府的纳税人——百姓并不怕给予他们“高薪”，怕的是“高薪”也不能“养廉”，仍不能“有作为”，仍不能提高行政效能。因此，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政府和公务员的行政效能很高，提高其工资待遇，百姓应该不会反对，因为从整体而言，纳税人付出的成本还是相对较低的。

政府形象的树立，最直接的就是公务员的行政服务质量和效能。公务员不作为，可以说是对政府形象最经常性的破坏。如果政府成为一个不能被信任的公共机构，必将影响其公共信誉，提升更大的社会治理成本。因此，要建立一个高效的现代政府，就必须首先从反对和治理公务员不作为开始。

6.“炫耀性”的腐败

主要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做给别人看的炫耀性行为。一是公款“炫耀性消费”。如违规购买超豪华的轿车、花巨资建构超豪华的办公场所等；二是霸占“虚荣性资源”。如一些电视台、报纸总是对当地主要领导进行大量的报道，甚至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外国总统竞选都得花巨资在电视上做广告，而我们的领导干部可以在电视上免费炫耀，不付出任何的代价；三是“形象工程”满地开花。尤其是近几年，形形色色的、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马路工程”泛滥成灾，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想把阜阳建成“国际化大都市”，耗资3.2亿元的阜阳机场，如今成了杂草丛生、鸟兽出没的荒园。王怀忠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又如四川省某机场在2001年竣工通航，当年就亏损3 800多万元。根据审计部门调查，该机场目前未发挥或未完全发挥投资效益的资产高达2.2亿元。

7.公事私办的腐败

在一些单位，公事私办很盛行，明明是按规定能办的事，却要请熟人托门子，否则就要多跑几趟腿，甚至送钱才能办成事。《半月谈》曾刊载文章揭露体现官场异化到极端的“公事私办”的腐败新现象。指的是山西省和顺县原县长崔保红贪污受贿达286万元，特点是全县除组织部门和纪委干部之外，有上百名干部，包括全县正科级以上干部60％以上都给他送过钱。据调查，其中许多部门不得不给他送钱，除了有的是为了提拔官职，许多只是为了能够正常地拨给机关经费，为了工程款能按时到位，不误工期。奇怪的是，这些事情本来是“公事”，不能按公事办，反而变成了“私事”一样，要靠送钱去贿赂。

本来说腐败的特点是在于它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在山西省和顺县，腐败竟然又转向公开，明目张胆。

8.曲线受贿的腐败

拥有北京理工大学MBA硕士学历的湖南华南光电仪器厂（厅级单位）原厂长肖文瑜，在受贿方面也有着其不同凡响的创意——不直接收钱，要别人代购房产，房款最后由业务单位买单，房屋产权证上也不写自己和家人的名字，而写上一个看似没有任何关系的局外人的名字。肖文瑜的用意非常明显：“万一今后出事，这房子也不是我的，算不上受贿！”

早在2002年初，北京某公司总经理郑某经人介绍，认识了肖文瑜。2003年1月17日和11月7日，郑某以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华南光电仪器厂签订了价值为400多万元的台湾机床设备和刀具的购销合同。合同执行后，为让货款尽快到账，郑某给肖文瑜送现金人民币10万元。与此同时，郑某应肖文瑜的要求，在北京市为其定了一套价值54.5568万元的住房。

郑某把购房手续办妥以后，肖文瑜并没有立即付款的意思。为尽早收回货款以及继续在业务上得到肖文瑜的关照，郑某所在公司给肖文瑜支付了全部房款。司法机关在进行调查时，房主张小春承认了她与肖文瑜的情人关系，并将她与郑某在北京买房的过程做了详细描述。

9.活动中奖的腐败

每逢圣诞、新年等节日，一些企业总要出资购买晚会入场券，赠送给关系部门权力人物，这些晚会上通常设有“抽奖”，名为“幸运博彩”，实则人人有奖，奖品最低也价值数千元。一旦案发，则以“幸运中奖”为“护身金符”。

还有政企联谊，本意是让政府和企业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互通有无，加深了解，一方面提高政府为企业公共服务化水平，创造优良的企业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促使企业按照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并依法经营、积极纳税。而时下的某些政企联谊活动竟然变质变味，通过抽奖形式企业完成了向官员行贿过程，腐败行为公然被“漂白”，值得担忧。

据悉，北京某国际家装建材市场邀请辖区城管部门领导出席庆典活动，活动中组织现场抽取“住房免费装修”大奖活动，结果城管部门领导“幸运”地捧走大奖。杭州某电脑城经销商以抽奖的方式向某官员顺理成章地送上了价值过万元的笔记本电脑。(www.daowen.com)

官员屡屡在抽奖活动中“中”大奖，看似其红运当头，手气好。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借着“运气”的幌子间接地向官员行贿而已，将肮脏的暗箱操作变得貌似“合理化”。当然，天上不会掉“馅饼”，官员乐享其成的背后，就是利用公权为企业的不法行为撑起保护伞，甚至与之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结成非法利益同盟。

显然，较之于公然行贿，这种变相的“抽奖行贿”既隐蔽，又易于被人所接受，更具有危害性和腐蚀性。首先，它是打着抽奖的招牌将违法行为合法化。事实上，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也难以定罪，因为没有明显证据证明“中奖”官员与“行贿者”之间有着某种直接的“猫腻”，这就为变相行贿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其次，这种行贿方式极易击破那些意志脆弱官员的心理防线，不但不会引起其心理反感，反而使之心安理得，从而陷入“温水效应”中慢慢地腐化堕落。

10.题字题词的腐败

现在有些领导字写得不好，甚至不懂起码的毛笔字书写技巧，但却总爱题词题字。如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走到哪写到哪，酒店、市场、夜总会、店铺、汽车站、洗浴中心等都写，润笔费极为可观。如果说胡长清的书法还有一定的功底的话，广西的成克杰，其字极差也都到处乱写乱题，每字千金，其“润笔费”在交代中就有几百万元之多。纵观我国的书画市场，就是著名的书法家也没有如此高额的收入。这种“润笔费”给多少也合理合法，无法定性。腐败分子就钻这一空子。如四川省营山县原县委书记杨敏培在法庭上说：“我是南充市书法协会会员，总是为单位、个人题字。我算了一下，这笔收入大概40余万元。这些属于我的合法收入。”

假如杨敏培不是县委书记，他的字“合法收入”能那么多吗？

11.低价置房的腐败

据《财经》杂志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利用职权低价购买房产共计24套，其中8套已经出售，获利达1 600余万元。消息人士说，所涉及房源多为“豪宅”一级，其中16套在其妻王某名下，8套在康的名下。

现年50岁的康慧军，2004年被任命为浦东新区副区长，同时担任“金桥出口加工区”党工委书记。此前，他曾长期担任有“浦东地主”之称的陆家嘴（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上市公司陆家嘴（上海交易所代码：600663）的董事、董事长，主管浦东CBD陆家嘴地区的土地交易达六年之久。而其担任副区长后，分管的金桥地区因区位优越，土地资源丰厚，亦被誉为“浦东新地主”。

康慧军的老同事对《财经》杂志称：康慧军是江西知青出身，1975年高中毕业后在江西万年县大源乡红米村插队，因表现突出，期间成为江西省劳动模范、团县委常委。1979年返回上海，就读上海师范学院，获大专学历。不久，即担任黄浦区团干事、团区委书记；后担任黄浦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黄浦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20世纪90年代初，他出任新成立的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党组书记、局长；1998年出任陆家嘴集团“一把手”。

2007年5月29日，中央纪委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之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规定发布后30日内，主动说清楚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对拒不纠正或者在规定发布后继续违反本规定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利用职务之便低价购房进行炒作谋利，适用这一规定。

“在上海，涉及低价购房的干部恐怕为数不少。一些党员干部都认为法不责众，试图蒙混过关。”此间司法界人士称：“康慧军被双规，无疑给他们一个迟来的、也是非常严重的警告。”据悉，在“三十天大限”期间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上海官员仅有14名。

12.干股牟利的腐败

以干股牟利，这是在腐败和反腐败的博弈中产生的一种更隐蔽、更巧妙的腐败形式。

近日，浙江省永嘉县检察机关就挖出了一起以搭“干股”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新型权钱交易案。

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楠溪江一直以水秀、岩奇、滩林美而闻名遐迩，楠溪江畔大量的优质砂石更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由于砂石的开采不仅会影响楠溪江的景观，还会影响整个河床，因此，浙江省永嘉县政府“下令”：严禁以营利为目的在楠溪江主要景区内开采砂石。

然而，近几年来，几大高速公路相继在永嘉境内开工建设，对砂石的需求量非常大。在暴利的诱惑下，一些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串通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以疏浚河道的名义在楠溪江经营砂场，非法挖采砂石，把楠溪江“折磨”得遍体鳞伤，改变了溪流原有航道，严重破坏了楠溪江的滩林美观。

近日，永嘉县检察机关有关人士向记者详细介绍了隐藏在砂石下的新型权钱交易——以“干股”名义进行的腐败。

永嘉县渠口乡码砗村这段河流位于楠溪江的主要风景区，开采砂石是受严格控制的。可是，码砗村的村干部金佰平、金献国等5人，眼看就地取材就能轻松获得大把金钱，便决定冒一冒风险，看看能不能搞到一张采砂证发大财。

请人办事自然少不了好处费。于是，他们在准备成立采砂场时，特地预留了几个空股准备送给那些能够帮得上忙的人。2004年下半年，金佰平、金献国等人找到时任永嘉县水利局副局长的刘衍孝，求他帮忙办理相关采砂证。

根据永嘉县当地的相关规定，当时，县水利局、旅游局、国土资源局、乡政府都有权对采砂场进行管理，并有各自的职权：全县河道采砂由水利行政部门牵头负责审批；开采量在五万立方米以上的采取公开拍卖方式，五万立方米以下的采取挂牌方式，参加投标的必须具有企业法人资格；非营业性用砂由旅游管理部门审批管理。

按这样的正常程序，金佰平等人肯定拿不到审批文件。于是，刘衍孝为他们出了个点子，叫他们以疏浚河道的名义审批。因为2004年以来，永嘉县楠溪江流域因台风发大水，楠溪江三角岩沿岸的村庄受到了严重的洪水灾害，造成部分河床的抬高、河道的堵塞。县里非常重视河道的疏浚，决定由县水利局负责楠溪江的疏浚工作。疏浚中势必清理部分砂石，刘衍孝正好分管这块工作，如果以疏浚的名义报批，最终能否通过审批只要他点个头就行了。

当刘衍孝表示愿意帮这个忙时，金佰平等人马上提出要送一个空股给刘衍孝，一起发财。但当时刘衍孝本人并没有直接接受，他推荐让自己的弟弟刘仁爱搭股经营。

决定以疏浚河道的名义报批后，金佰平等人着手先由另一砂场合伙人之一金秀照与码砗村签订砂场承包协议，再由码砗村以疏浚河道的名义上报审批。金佰平拿着要求审批疏浚河道的报告书找到了渠口乡政府原乡长孙斌。作为基层政府的负责人，孙斌也是审批疏浚工程的关键人物，他的意见至关重要，于是金佰平也许诺给其一份干股。面对高额的回报，虽然知道所谓的河道疏浚工程实际上是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采砂场，但孙斌依然在审批报告上“基层政府主要负责人意见”一栏里签上了“同意”二字。

之后，疏浚工程进入了审批阶段。会审会议由刘衍孝主持，孙斌代表渠口乡发言，极力吹嘘疏浚河道的重要性，刘衍孝自然也站在金佰平等人这边。最终，会审得以顺利通过。

接下来，将由水利局规划建设总站站长、疏浚工作管理的职能科室负责人汤伟丘负责修改及起草同意疏浚的文件。但是在最后的图纸审核中，汤伟丘办事“拖拉”。金佰平意识到，这是对方在索要好处费，于是，他也为汤伟丘送上了一个干股。

承办该案的王检察官告诉记者，三个干股的“袭击”让在楠溪江畔开采优质砂石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最终在疏浚河道的掩护下，于2005年4月获得了正式审批。

如果是正常的河道疏浚工程，不仅要注意河道的水质，保持河道的宽度和深度，还要及时把弃渣运走。然而，金佰平等人的主要目的是采砂赚钱，一开工后便把先前制定的疏浚方案抛到了脑后，不仅超深度、超宽度采砂，而且采砂产生的弃渣也堆砌在现场，严重影响了楠溪江的水质。

野蛮的采砂工程开工没多久，就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因为没有经过国土资源部门的审批，采砂工程被多次叫停，水利局的水政监察大队也多次对砂场进行处罚，可砂场经营者凭借着刘衍孝这座靠山，屡禁不止。在刘衍孝的“力保”下，本应被查封的采砂场正常运转，大车大车地把楠溪江的砂石运往各高速公路工程的工地。

2005年12月，运作了仅半年的采砂场就帮投资者赚回了108万元的投资成本，随后，金佰平等人开始给搭干股的“股东”孙斌、汤伟丘等人分红。每个月月底结账后，金佰平等人都会按时将该月的分红送到几位“股东”手中。从2005年12月到2007年4月案发，汤伟丘分到了26.9万元，孙斌分到了26万元。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刘衍孝的弟弟分到了15.8万元。

据刘衍孝交代，直到2006年9月他才知道自己的弟弟没有实际出资，搭的是“干股”。虽然他也害怕出事，可看见弟弟白白拿了这么多钱都没有出事，不禁也心痒了。于是，他对弟弟说，砂场已经结束了。此后，分红便都进了刘衍孝的腰包。截至案发，刘衍孝共收受分红8.7万元。

没有出一分钱，收到的分红却越来越多，刘衍孝、汤伟丘等人都感到了心虚害怕。2006年8月，当得知码砗村村民在举报该村“疏浚工程”有问题时，汤伟丘变得寝食难安。因为害怕自己被查处，他将当月的分红5万元还给了砂场合伙人金献国。但二人心知肚明，名为退还款项，实际上是由金献国代为保管，两人为此还伪造了借据和收条。

汤伟丘觉得金佰平每月给他送钱，眼多耳杂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为了掩人耳目，他让金佰平先替他保管着，以后再一次性给他。

2007年2月初，汤伟丘收受了金佰平送来的2006年9月到12月的分红共计10.3万元。4月，汤伟丘看到一份关于码砗村疏浚工程的信访件，害怕东窗事发的他又将10万元退还给了金佰平，说等风头过了再说。

刘衍孝也是一样，刚开始觉得自己出面搭“干股”不好，于是推荐了弟弟搭股赚钱，在得知弟弟未实际出资，刘衍孝也害怕过，找到金佰平说这样做不好。在金佰平极力保证不会出事之后，刘衍孝又心安了。就这样，刘衍孝、汤伟丘等人害怕过、犹豫过、后悔过，也曾想过就此住手，但他们最终还是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越陷越深。

2007年，永嘉县检察机关经深入调查，最终挖出了这起掩埋在砂石下的新型权钱交易——楠溪江疏浚工程干股大案，并对7名涉案人员分别以受贿罪和行贿罪提起公诉。近日，永嘉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永嘉县检察院检察长张纯亮告诉记者：“与以往的很多权钱交易相比，以干股牟利，这是在腐败和反腐败的斗争中产生的一种更隐蔽、更巧妙的腐败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干股受贿的新形式，很容易被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

据介绍，楠溪江干股案查处之时，正值中共中央纪委发布《关于严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和“两高”颁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期间。“我们以具体的案例诠释了严禁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搭干股的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相关规定，给全县的机关干部敲响了警钟，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张纯亮说。

永嘉县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此案的查处，最终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楠溪江流域各疏浚和采砂点进行专项整治的活动。虽然，这一迟来的整治无法抚平楠溪江受到的伤害，但经历了一番风雨，楠溪江正在逐步恢复清澈的面貌⁽²⁾。

【注释】

(1)《新闻周刊》，2007年第21期，6月24日《文摘报》。

(2)参见2007年10月31日，《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