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政治腐败

（一）经济腐败

我国经济领域里的腐败现象，集中体现在金钱与权力的交换与权力的私用方面。诸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走私、制假、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等等。

近年来这方面有些新变化。一是领域扩大，前几年多集中在商品流通领域，这几年扩展到党政、司法、经济执法、人事部门甚至学校。二是人员构成复杂化，过去是管钱管物的，现在是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只要手上有点权，就投入市场，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三是大案、要案急剧上升，目前，万元以上案件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有些小县也出现上百万元、上千万元的大案。四是团伙犯罪增加，有时一个单位、一个县市陷进去一帮人。五是手段多样化，过去作案用涂改账目、虚报冒领等非法手段，而今却以种种“合法”方式出现，比如赠送奖券、信用卡、房屋、在麻将桌上光明正大地“赢”，等等。六是犯罪技能高，比如受贿实行什么“四不原则”，即行贿者不可靠不收，有第三者在场不收，价值不大的不收，通过中间人不收。七是查处的难度加大，行贿受贿案一般是两人交易，知情的不举报，举报的不知情。

不但今天的经济腐败是钱权交易，过去的经济腐败也更多的是与钱权交易相关。在《红楼梦》一书中，就有以下几种形式：

（1）为谋求私利而向有权者行贿。第二十四回写贾芸为包揽花木工程而向凤姐行贿事。贾芸听说荣府园子东北角上要种大量的松柏，楼底下要种些花草，便想谋得此事，从中获利。贾芸想到的办法就是行贿送礼。无奈他手中拮据，拿不出钱来，便只好从邻居倪二处借得银子十五两，买了些冰片、麝香等物，到掌握荣府管理大权的凤姐处打点。凤姐听了贾芸的一番奉承话，又见他送来了本打算为端阳节采买的香料药饵，“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便命丰儿：‘接过芸哥儿的来，送了家去，交给平儿。’”作为交换，凤姐替贾芸谋得了此项差事，并且还向其暗示了来年“正月里烟火灯烛那个大宗儿”的工程。书中写凤姐“批了银数年月后，贾芸接了，看那批上银数批了二百两，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银库，交与收牌票的，领了银子”。贾芸还了倪二的钱，从中“又拿了五十两，出西门找到花儿匠方椿家里去买树”，如果再除去雇人种树的费用，相信他还可留下一笔可观的数目。贾芸的这一手法，与当今为包揽某一工程而向主管人行贿的伎俩如出一辙。后来，书中写贾政总办陵工（营缮帝王陵墓寝的工程），贾芸又求凤姐帮忙，好从中承包一点工程。只是由于事关重大，加之贾芸年轻缺乏经验，凤姐才拒绝了他。也是在这一回的稍前（第二十三回），还写了同一性质的事情：为修“省亲别院”，贾政欲将原住大观园内玉皇庙和达摩院两处的“十二个小沙弥并十二个小道士”移往别处。“贾芹之母周氏，正盘算着也要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事务与儿子管管，也好弄些银钱使用，可巧听见这件事出来，便坐轿子来求凤姐。”凤姐通过贾琏，在贾政面前为贾芹谋得了安顿和支领这批沙弥道士月钱的美差。尽管书中并未直接提到周氏贿赂送礼的事，但贾芹是宁府中人，他要到荣府谋事谈何容易，若不贿赂一向以贪著称的凤姐，焉能得到这样的好事？书中还写凤姐对他的进一步照顾：“凤姐又作情央贾琏先支三个月的银子”。“银库按数发出三个月的供给来，白花花二三百两。贾芹随手拈了一块，撂与掌平的人，叫他们吃茶罢……登时雇了大叫驴，自己骑上；又雇了几辆车，至荣国府角门，唤出二十四个人来，坐上车，一径往城外铁槛寺去了。”这一差事使贾芹从中捞到不少好处，处境也大为改变。第五十三回写贾珍叫族中子侄来领乌头庄送来的年货，贾芹也欲领取，却被贾珍训斥说：“你如今在那府里管事，家庙里管和尚道士们，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这些和尚的分例银子都从你手里过，你还来取这个，太也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像个手里使钱办事的？”这番话不也同时把贾芹的克扣贪污带出来了吗？此外，贾芹还借送月钱之机，在寺里与小尼姑们鬼混，“窝娼聚赌”（第九十三回）。

（2）利用权力的交换来相互牟利。贾蔷下姑苏采买置办事即属此例。第十六回写贾蓉贾蔷二人来凤姐处回话，贾蓉先回早前老爷们议定的为元春修省亲别院的事，接着“贾蔷又近前回说：‘下姑苏聘请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大爷派了侄儿，带领着来管家两个儿子，还有单聘仁、卜固修两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来见叔叔。’贾琏听了，将贾蔷打量了打量，笑道：‘你能在这一行么？这个事虽不算甚大，里头大有藏掖的。’”

贾琏对贾珍将此美差交与贾蔷去办甚感诧异，他心中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头大有营私舞弊的机会。这时，“贾蓉在身旁灯影下悄拉凤姐的衣襟”，要凤姐帮忙。凤姐会意，便着实替贾蔷说了好些好话，贾琏这才软化了态度：“自然是这样，并不是我驳回，不少得替他算计算计。因问：‘这一项银子动那一处的？’贾蔷道：‘才也议到这里。赖爷爷说，不用从京里带下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的使费。’贾琏点头道：‘这个主意好。’”终于不再反对了。但这种同意是要求回报的。所以“凤姐忙向贾蔷道：‘既这样，我有两个在行妥当人，你就带他们去办，这个便宜了你呢。’”结果把赵嬷嬷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赵天梁，一个叫赵天栋”的，塞给了对方。三万银子的差事搭两个人，凤姐认为这远抵不了对方所占的“便宜”。当凤姐有事离开时，“贾蓉忙送出来，又悄悄地向凤姐道：‘婶子要什么东西，吩咐我开个账给贾蔷兄弟带了去，叫他按账置办了来。’”“这里贾蔷也悄问贾琏：‘要什么东西？顺便织来孝敬。’”书中写凤姐与贾琏都一口回绝，显得很正经的样子，但贾琏却留下一句话：“我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且不要论到这里。”显然贾琏认为还不是谈那些事的时候，故暂未提出进一步的回报要求。这个例子不同于上述情形的地方就在于：尽管贾蔷为揽到这一好事很可能已先贿赂了贾蓉或贾珍，但本质上却是以贾珍、贾蓉、贾蔷为一边和以贾琏、凤姐为另一边的荣宁两府间的权益交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交换，是因为为元春修建省亲别院并添置附属设施，乃是东府和西府共同的事。任何一方欲从中牟利，都需得到对方的同意或默许。“投桃”焉能不“报李”？

（3）索贿替人谋利。这是第一种腐败形式的变式，其特点在于：这里的重心不再是行贿者求人替己办事，而是被求者向人索贿，更带有权力主动“寻租”的色彩。此外，已不限于贾府内部，更有外部权力的介入。第十五回写贾府一干人送秦可卿亡灵到铁槛寺安葬，当晚，“族中诸人皆权在铁槛寺下榻，独有凤姐嫌不方便，因而早遣人来和馒头庵的姑子净虚说了，腾出两间房子来作下处”。这净虚趁夜阑人散之机向凤姐说：“只因当日我先在长安县内善才庵内出家的时节，那时有个施主姓张，是大财主。张有个女儿小名金哥，那年往我庙里来进香，不想遇见了长安府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发人来求亲，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长安守备的公子的聘礼。张家若退亲，又怕守备不依，因此说已有了人家。谁知李公子执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儿，张家正无计策，两处为难。不想守备家听了此信，也不管青红皂白，便来作践辱骂，说一个女儿许几家，偏不许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状起来。那张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来寻门路，赌气偏要退定礼。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云老爷与府上最契，可以求太太与老爷说声，打发一封书去，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一声，不怕那守备不依。若是肯行，张家连倾家孝顺也都情愿。”

凤姐先是故意推辞不允，后来终于答应说：“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为了掩饰其贪婪，凤姐接着又对老尼说：“我比不得他们扯蓬拉牵的图银子。这三千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做盘缠，使他们赚几个辛苦钱，我一个钱也不要他的。便是三万两，我此刻也拿的出来。”凤姐得人钱后，便“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着人连夜送往节度使处。“那节度使……久见贾府之情，这点小事，岂有不允之理，给了回书”。由于节度使（权力）的干预，“果然那守备忍气吞声的受了前聘之物”。张家要退婚的目的达到了。然而，尽管张家出了这口气，但其后果和代价却是惨重的：“谁知那张家父母如此爱势贪财，却养了一个知义多情的女儿，闻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条麻绳悄悄地自缢了。那守备之子闻得金哥自缢，他也是个极多情的人，遂也投河而死，不负妻义。张李两家没趣，真是人财两空。这里凤姐却坐享了三千两。”（第十六回）

然而，在某些特殊的权势面前，甚至贾府也成了这种索贿的对象。第七十一回写贾琏、凤姐等人正在说话，忽有人回：夏太府打发一个小太监来说话。“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搬够了。’”凤姐叫贾琏藏起来，自己“命人带进小太监来，让他椅子上坐了吃茶，因问何事。那小太监便说：‘夏爷爷今儿偶见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有现成的银子暂借一二百两，过一两日就送过来。’”凤姐无奈，只得叫平儿佯装用首饰当回银子交与小太监。小太监走后，贾琏出来说道：“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这里说的是“借”，其实就是勒索。这些太监之所以能公然频频索贿，显然是因为不论过去还是将来，贾府都有求于他们。他们是通向最高权力的“守门人”，是连达官贵人都得罪不起的“亚主子”。

200多年来，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看看当今媒体披露出来的一些腐败案件，就有这样一些特点：

1.“权钱交易”的领域越来越广

20世纪80年代，腐败主要发生在掌管传统经济资源分配权力的部门。进入90年代，腐败延伸到新的经济领域，如金融、证券、建筑、房地产、公有制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圈地等等，并且有向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领域渗透的趋势。2003年，中央纪委研究室委托地方纪委和有关统计部门，在北京、黑龙江、河北、江苏、江西、湖北、广西、广东、四川、新疆10个省、区、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结果发现38.54％的受访者认为建设工程领域这一问题“比较严重”，38.53％的受访者认为公安、检察院、法院问题“比较严重”，21.20％的受访者认为组织人事领域问题“比较严重”。⁽¹⁾土地批转成为近年来腐败案件频发的新领域。据土地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在100亿元以上。

2.“权力期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所谓“权力期权化”，是指政府公职人员在任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民营企业主提供贷款、审批等便利，但慑于“不得接受私营企业主财物”等规定，与企业达成“君子协定”，当时不收取企业的财物，期许在退休或辞职后到企业工作或自己开办企业，通过各种途径索取高额回报。这种类型的腐败在金融领域尤为突出。据报载，仅2003年，某国有商业银行的省、市两级分行就有近10名领导干部和中层骨干相继“跳槽”至企业或股份制商业银行担任相关职务。这是金融系统个别领导干部尤其是商业银行高管人员权力寻租的又一新动向。

3.通过“洗钱”，使腐败所得合法化

与“权力期权化”类似的一个现象叫做“洗钱”，即官员利用权力牟取非法收益后，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这是腐败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由于其产权灵活、监管宽松的特点，已经成为贪官们洗钱的首选之地。有学者提出了官员洗钱的多种方式⁽²⁾，包括“先捞钱后洗钱”“边捞钱边洗钱”“连捞钱带洗钱”以及“跨国洗钱”等。

4.“腐败链”加长，串案、窝案越来越多

一些民营企业主攀附政府官员，除了看重官员自身的“能量”外，更多的是想通过其原有的权力网、关系网，结合更多部门、更高级别的官员，从而建立更紧密的非正常政商关系，形成更大的“腐败链”。因此，官员腐败的串案、窝案现象越来越多。

据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和民所言，私营企业主与官员相互勾结作案涉及的金额巨大。从对23名涉及私营企业的省部级官员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看，涉及私营企业主所送钱物高达1.47亿元以上，而私营企业因此所获利益往往是其付出的几十倍，甚至更高。非法途径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利润，使得部分民营企业主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腐蚀政府官员，官商勾结的形式越来越多，大体上包括：一是投其所好，渐进侵蚀；二是从官员的家属或身边人员入手，“迂回包抄”；三是提供女色、情色诱惑；四是通过高级干部、重要人物的介绍，拉拢谋利⁽³⁾。

5.“权钱交易”出现“西西里化”

所谓“西西里化”，是指政治人物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在民营企业日益受到重视、蓬勃发展之际，一些地方黑恶势力利用人财物的快速流动，从不同角度挤入经济领域，企图为自己的违法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犯罪形式由原来的“以暴劫财”变成“以暴谋财”，并在少数腐败分子的扶助下，迅速增值资本，扩充实力，形成了犯罪组织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从事犯罪再生产的社会功能，改变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主体的社会身份。据研究犯罪学的专家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已查获的30个比较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开办的67个企业中，几乎清一色都是私营经济性质（只有少数属于股份制）。⁽⁴⁾

（二）政治腐败

政治腐败是指腐败已成为政治制度运行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首先，表现在用人上。党的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群众公认的原则、选拔任用考核等制度和程序遭到破坏，出现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只认钱不认人、跑官要官甚至贿选现象。其次，一些品质极为恶劣的不纯分子钻进党内，窃取了部分权力，欺上压下，弄虚作假，离间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迷失了政治方向，政治纪律松弛。少数腐败分子完全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肆意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善恶颠倒，是非不分，敌友混淆，在政治上蜕化变质。(www.daowen.com)

在腐败行为中，政治腐败是最关键、最要害的，它又可以分为用人的腐败、用权的腐败，腐败者信奉任人唯亲的选拔原则，滥用职权，欺上压下，离间党群关系，放弃共产主义信念，抛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终蜕化变质。马德就是蜕化变质的典型代表。

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25日报道，2000年10月10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主要领导集中观看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片《胡长清案件警示录》，马德看后，要求大家“吸取教训，深刻反思，做到自警、自省、自律”，并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接受监督”。

据知情人介绍，当李嘉廷、丛福奎分别在云南省省长、河北省副省长职务上落马时，马德除了表示惋惜，没有受到更多的触动。观看《胡长清案件警示录》时，他的认识还停留在“与己无关”的状态。

就在此后不久的同年11月，马德因病住院，海伦市（县级市）市委原副书记王学武来到绥化市医院病房，交给马德50万元人民币，马德看都没看，往床底下一踢。据知情人介绍，马德有个习惯，就是“从不数钱”，由夫人数完了告诉他。次年，王学武升任青冈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有一次住院，马德一个星期就在医院里收了240万元。一位送钱的县委书记说，是马德的秘书通知的：“马书记病了，你们也不来看看？”一位涉案的县委书记说：“知道消息了，谁敢不去啊！而且去了不能空手。”但事发后，马德的秘书却否认这件事，马德也否认：“不知道是谁通知让他们来的。”

在绥化市，一些干部向记者表示，下级给上级送钱送物，乃至买官卖官，并不是发生在马德身上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风气。

肇东市（绥化市下属的县级市）的一位领导干部，30多岁，年轻有为，听说马德对他的工作“不太满意”，甚至要“重新考虑”对他的任命，就急忙凑了25万元给马德送去。有关人士称之为“保官”，意思就是虽然当上了官，但要“屁股坐稳”，还得花钱。否则，位置就可能被别人“买了去”。

东北地区十分重视过年，每年春节前，绥化市所属县市区一些干部都要带着钱给马德拜年，否则，连过年心里都不踏实。在这样的“潜规则”下，党纪国法这样的“硬规则”就失效了。

有一次，马德到北京开会，有的县委书记追到北京送钱。

2001年10月12日，《绥化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受贿人民币341万元，美元23万元，并有1 068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清合法来源，马向东被依法判处死刑。这让马德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看到昔日的同学被枪毙，马德感觉到“太可怕了”。他连续几天没睡着觉，将近期收受的钱款归在一起，写了一个明细，准备交给纪检部门，以避免和马向东一样的下场。但由于工作繁忙，几天后，他又把这事忘了。

一位办案人员回忆：“提审马德时，他曾经说自己心理不平衡，甚至愤愤不平——‘我早该当副省长了’”，同时，马德也为卖官败坏风气的责任感到委屈：“我还给赵洪彦（原绥化地委书记、省人事厅原厅长）送过钱呢！”

马德担任绥化市市委书记时，非常“重视”制度建设。他曾提出“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

2002年1月24日，在绥化市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

绥化市组织部门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推荐干部责任书》，上面写着：“中共绥化市市委：本着对党的事业、对干部选拔任用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以个人的名义郑重地向市委推荐某某同志担任职务。如果推荐情况不实，被推荐人‘带病’任职或任职后出现问题，属于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不良后果的，我绝不推责辞咎，愿意接受市委对我的任何处分。”

签字署名的是各县市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旁边注明“此责任书在选拔干部的酝酿、决策环节公开；任用后，由市委组织部长期存档”。

2001年10月16日，绥化市有关县市提出五个不用：“溜须拍马的不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无德无廉、形象不端的不用。”

2001年12月5日，绥化市全面实施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廉政述职，提出“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各业务环节中的一些容易出现腐败问题的事项全部纳入述职内容中。”

2002年1月10日，绥化市市委一届6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马德强调：“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就如何落实《关于领导干部廉政述职的实施意见》，马德说：“领导干部述廉、群众评廉、组织考廉等有效措施，使全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取得新突破。”

然而，马德案的爆发，充分说明这些制度形同虚设。

绥化市地处松嫩平原，管辖10个县（市）区，3.5万平方公里，人口550万。全省66个县排名，综合经济实力最差的10个县，绥化占了4个。记者在当地看到，绥化市区的面貌更像偏远、落后的县城。涉案265名干部的背后，是亟须改变的贫困状况和严峻现实。

绥棱县原县委书记李刚因向马德“买官”并向下属“卖官”而受到查处。该县有15 000多名下岗职工需要就业，3 500多户贫困户亟待解困，有70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64个村的生活用水都得不到保障。

青冈县原县长王学武一次给马德送上50万元，而这个县1990年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01年被黑龙江省政府确定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县有104个村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扶持的贫困村，近40％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在国定贫困县标准以下。

当地一位老干部说：“马德出事不奇怪，买来的官就得搂（意为敛财）啊，最严重的后果是绥化市发展耽误了，形成恶性循环。”他认为，买官卖官的社会风气，使当地干部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发展当地经济、改善人们的生活上，而是用在了跑官上。

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因为腐败问题落马的官员，大多是插手工程、项目，收取巨额贿赂，这几乎已成为腐败问题的一个时代特征。而绥化市是欠发达的农业地区，本身就缺少项目，缺少资金，这样，马德等腐败官员的受贿构成，就以卖官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