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团化

腐败行为的集团化指腐败行为由个人向团伙、个体向群体方向发展，即腐败活动已不仅仅限于个体的行为，诸如法人腐败、集体腐败以及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政府腐败等。腐败活动由个人向团体、由个体向群体发展，始于80年代后期，但当时仅仅存在于个别地方和部门，影响不是很大。进入90年代以来，据人民检察院和纪律检查部门查处的腐败案件中，“窝案”“串案”越来越多，腐败主体由个人发展到团体组织。而且，这种有组织的团伙性腐败已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腐败活动，其中，震惊全国的组织性腐败就是1999年经司法部门审理的湛江团伙走私大案，在这场案件中，湛江市委书记、副市长、海关关长、边防局长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结成了庞大的走私团伙，彼此互相勾结，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疯狂地从事腐败渎职和走私贩私的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

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公安厅副厅长、公安部副部长，还涉及军队、政府机关、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以及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赵洪彦。

2004年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200人受到惩处。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范广举，省委原秘书长张秋阳及省检察院原检察长徐发、省法院原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那个省市呢？

2003年第22期《时代潮》报道，近年来，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买官卖官、执法犯法、公款吃喝……腐败这个社会毒瘤，已深深侵入社会的肌体，干扰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社会政治的稳定，毒害着社会风气。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消除腐败、加强自身的廉政建设，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反腐败斗争，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腐败现象仍在蔓延滋长。

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许多腐败分子不再是独来独往，团伙违法乱纪的集体腐败现象正在悄然蔓延。在当前查处的一系列案件中，往往挖出一个带出一窝。集体腐败势头的上升和蔓延已经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危害性。

据报道，湖北省有关部门正在查处以该省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楚寅为代表的74名领导干部涉嫌腐败案，其中该市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这是襄樊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襄樊市纪委的一位官员说。

集体腐败是指多人乃至团体合谋违纪违法、中饱私囊的腐败行为。特别指拥有一定公共权力的某政府机构中的一些人甚至全体成员，共同利用本机构的公共权力谋取本单位成员私利的腐败行为。它是相对于单个个体的腐败而言的，其腐败主体不再是“单兵作战”的个人，而是“利益均沾”的集合体。这种带有群体性的腐败行为，被揭露出来的也是屡见不鲜。1990年查处的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是第一个集团腐败案件，一个典型的窝案。被查处的局级干部15人，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13人。随后出现的一些“省部级大虫”，都藏身于腐败集团之中。李纪周和石兆彬涉及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及各级、各部门官员数百人，人数之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沈阳“慕马大案”使得市政府16个政府部门“一把手”全部陷落，百余名干部牵涉其中。1998年，轰动全国的哈尔滨“国际商贸城行贿案”，有61人被依法刑事立案查办，涉及厅局级干部8人，处级干部13人，另外还涉及94名干部的违纪行为。近年来，河北省连续有多名贪官被查处，仅李真一案，就查处了包括7名厅级干部、14名处级干部在内的46人。

集体腐败还出现了一些怪现象：(www.daowen.com)

（1）集体研究，索贿分成。领导集体作决定，本来这种制度能够集思广益，保证决策民主办事公道。但领导集体一旦发生“霉变”，其危害性却非同一般。

据报道，福建漳州市南靖县长塔煤矿的前后三任矿长、副矿长、书记等10人因为收受贿赂，全部被判刑。这个腐败案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坚持“集体研究”，结果却是“集体腐败”，导致“集体坐牢”。

一般来说，重大事项坚持集体研究决定，是防止腐败保持廉洁的有效途径。但长塔矿的“集体研究”为什么反而促成了腐败，滋生了一个腐败集团呢？

据《工人日报》报道，1997年初，矿长、书记、副矿长等4人研究决定，将该矿630水平煤层交由承包人郭某续包，而他们以入股的形式从中抽取利润分成。会后，矿长张某亲自落实，要求郭某每年从利润中拿3％交给四位领导作为“好处费”。又如，1998年间，该矿承包人郭某的矿井发生塌方事故，张某等人又“研究决定”，不把事故按规定上报，从中收取郭某等人送给他们的“好处费”。这样的“集体研究”乃是一种腐败的新形式，他们所研究的就是怎样搞腐败，顶多是如何分赃摆平罢了。

（2）集体截留，私设小金库。这种“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集体腐败行为，往往打着为集体谋福利的旗号，截留上缴资金挪作他用，小金库的开销浪费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如湖南省某全国重点大学的招生处，集体私分公款达20多万元，后数人分别被判处5年、3年有期徒刑。辽宁省抚顺市某中学领导班子集体贪污案震动全国，校长与两名副校长、党支部书记、总务处主任、教导处主任及3名财务人员串通一气，在1996年8月至1999年8月的三年内，将学校账外资金107万元私分，一个好端端的市级重点高中，被这群“硕鼠”啃得千疮百孔。

（3）集体造假，有福同享。为获取非法收入，小团体往往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蒙骗上级。湖南省某县公安局户政股股长万让成与本部门几个人在短短三年间，先后采取隐瞒收入、虚列开支、销毁单据等手段，贪污70万元，万某被判处死刑。湖南省工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欧阳松，玩忽职守，为了给小团体谋取100万元的好处，竟伙同下属先后3次为两家公司违法审批非法拼（组）装汽车73台，骗取国家工商总局《没收走私汽车、摩托车证明书》73份，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达1976万元。

（4）集体敲诈，坐地分赃。一些干部身上沾有“匪气”，明目张胆地吃拿卡要，实际上，这类人就是把人民给他的“权”当成刀，去砍、去割人民身上的肉，把自己养肥。湖南省某县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乡长三人沆瀣一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趁拆迁征地之机，以搞点“辛苦费”“吃烟钱”为由，大肆勒索工程款和侵吞拆迁费达20万元，巧立名目进了个人腰包。四川省当渠县某乡的党委书记与乡长借建水井之机，对承包人大肆敲诈，乡党委书记甚至运用“黑社会”力量催“账”。承包人忍无可忍，向检察机关举报，使这名胆大妄为的乡党委书记被依法起诉。

（5）集体走私，互相勾结。海关担负着把守国门的神圣职责，但某些海关工作人员为了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铤而走险，与走私分子同流合污。湛江海关走私大案中，大面积集体腐败令国人震惊。据统计，湛江海关涉案人员多达132人，占当时湛江海关总人数的20％。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案”的厦门特大走私案中，海关与党、政、军、警、金融界的数百名官员落水，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6）集体作假，虚报瞒报。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为满足地方或小团体利益，一些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大搞集体造假，造假之风风靡一时。“上边要，下边报，准不准，天知道”“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这些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弄虚作假现象的泛滥程度。有些基层干部甚至提出：“思想要解放，数字要跟上。”上面考核哪项指标，哪项指标就虚报，上级单位难以查清。

（7）集体买官卖官，权力出租。个别地方当权者相互勾结，“假公济私，投桃报李”，在用人问题上，金钱已具有相当分量。“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些流行官场的黑色幽默式的“官场文化”，令人发指。少数掌握人事任免大权的腐败分子甚至暗中公然定出不同职级提拔的交易价格。

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原副主席、白山市统战部原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县委书记期间，借调整、提拔干部之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144万余元。李铁成将靖宇县200多名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命运完全操控在自己股掌之间，6年里调整干部竟有840余人次。调查结果表明，靖宇县科局级干部除李铁成本人和他的妻子外，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