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中国人窝里斗，柏杨先生当年给国人头上加上“丑陋”两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人的这种特别能战斗的习性。其实，更早一点，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之初，我们的志士仁人也经常为国人的这种习性而懊恼颓丧，因此而出家做和尚的不知凡几。

窝里斗多半是因为派系。孔夫子说，君子群而不党。这里所谓的党是指阿党，以私利结合的一伙。可惜，国人中君子太稀缺，所以偏要党。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是能找到一个个的小圈子，说话、做事，往往以小圈子为依据，想不斗都难。

中国人祖祖辈辈活在乡村世界，说是家庭或者家族本位也许并不十分合适，但毕竟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个洋葱头结构的圈圈里，圈圈有核心有边缘，每个人位置不同，说话的分量各异，多数人注定是要别人替他们说话的。不过，洋葱头里的每个人有一点是绝对一样的，那就是对圈子的依赖。当人们还生活在农村的时候，由于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乡村里的公共生活，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但毕竟有人替他们说话，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包在家庭和家族的圈子里。可是一旦离开了乡村，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家庭的圈子不再能包住人们的活动，原来公共生活的情景无法再现。城狐社鼠，没了依托，难免无所措手足，未免按照原来的圈子模式，复制类似的圈子，力求再现过去的情景，江湖上的结拜、行会里的师徒等等都属此类。

进入现代之后，城里的人似乎离中世纪很远了，离农村也很远了，但活动在潜意识里的暗流，却跟从前没有什么区别。人们不拜把子磕头了，但不靠上个小圈子心里就不塌实，没有办法寄托自己的情感，甚至没法子给自己找乐。小圈子无形中成了家庭和家族结构的替代品，难免在行动中以小圈子为依托，动机和冲动，是非和曲直，全以小圈子为准。如果说，对过去的中国人而言，家庭具有价值观的意义，那么，现在的小圈子，怎么也有半个价值观的分量。

古代中国的乡村，虽然不能说没有公共生活，但在洋葱头的结构中，不可能人人都参与。每个洋葱头的核心人物才可以参与议事，而且说话的分量各有不同，往往只有那些乡绅和别类的精英才可以真正参与意见。其他人只有汉娜·阿伦特所谓的labor（劳动）而没有action（行动）的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而在那个时代，在乡村以外的生活场景，是一种非稳态的情景，属于无法用“礼”来约束和安排的生活情景，城市（包括集市）和江湖难分彼此，相互渗透，从来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社会，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商人已经不算是好人，而车、船、店、脚、牙，则跟黑社会没有多少的差别了（俗谚：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因此，在农村社会以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www.daowen.com)

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的介入下，中国的沿海都市总算有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但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又秋风扫落叶似的将每个人都变成了单位人。一个个独立的单位，尽管处在非农村的场景里，但至少在外观上很像是乡村。在其中的人，也像农村人一样，彼此没有隐私空间，可以戚戚嚓嚓。但是跟过去的农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是，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单位领导手上，人的行动，不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更重要的是，单位没有了过去农村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垂直与领导发生联系，没有过任何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每个人都会追求跟领导或者跟领导关系密切的人套上某种关系，地缘、亲缘、业缘等等都成了现成的工具，而各个领导间的分化，则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系。实际上看起来派系间的争斗往往是无原则的，甚至像是乡下妇女间莫名其妙的闹剧，但事实上都有其利益争夺的背景，比如，每个高校资深教授之间，近乎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最早大多起源于建国后第一次职称评定。从表面上看起来，各单位领导似乎对派系和派系斗争深恶痛绝，但实际上，派系斗争往往对单位的主要领导有利，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更方便地控制局面，做个似乎是超然的仲裁者。

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政治学的中国学者，也没有过过真正的公共生活，不习惯妥协，不会求同存异，不自觉地追求零和博弈，在学术讨论中，没有fair play的风度，没有弄清问题的预设，甚至想把对方批倒，再踏上一只脚，帮腔是自己人，批评者必是敌人。其实，我们早就掉入了祖先为我们准备好的圈子里而不自知，画圈为战，也画圈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