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卸任一年多一点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尽。尽管很多韩国人对卢武铉的死感到悲痛，执政党甚至担心卢武铉的葬礼会导致一场反对现任总统李明博的骚乱，但是卢武铉的死，还是跟其亲属接受商人不当钱财有关，无论卢武铉知情与否，有无政治追杀的情事，其家族的弊案毕竟是存在的。

回推上去，自打民主化以来，韩国卸任总统，无论左右，个个都逃不出家族弊案的牵连，前总统的悲剧，似乎成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某种宿命。

再放眼望去，整个东亚和南亚，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菲律宾如此，印尼如此，印度和巴基斯坦似乎好不到哪儿去，我国台湾地区的前领导人陈水扁正在收押，其栽跟头，也是其妻子和儿子率先受贿。连号称具有比较成熟民主制度的日本，其家族政治的名声也不怎么样，弊案时有所闻。

关于中国政治，鲁迅先生有个猛人及其包围术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中国政坛上，经常会出现广东话所谓的猛人，即大人物。凡是猛人，必有包围者，一大群人围上去，直到把这个猛人围垮，然后再围下一个。他说，中国政治若想有所突破，必须破除包围术。其实，包围猛人的人，未必直接包围猛人本人，往往是连猛人的家族一起围。就算猛人自己操守不错，但一大家子人，总有意志薄弱者，不愁包围术不成功。直到今天，东方国度，只要有权而且权力比较大的人，其家人亲属都会被有心人精心搜索出来，然后以各种借口围上去，明里暗里给很多好处，最后的目的，自然是打有权者手中权力的主意，而且屡试不爽。

东方民族是家族本位，家人和亲戚在亲情伦理上似乎理所当然可以分享有权者的权力，至少可以分享这个权力所带来的好处。如果一个人出息了，当了官，却不肯跟自己的家族分享好处，似乎伦理道德上就是有亏的。家族的概念，有时候会扩大，扩大到仆人和家丁，老师和幕僚。因此，古代的中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百姓日常的道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人做官，实际上等于一大家子人在做官，分享只要不过分，皇帝也睁眼闭眼加以默许。反过来，只要过了线，皇帝加以惩罚的时候，只要你的家人，哪怕仅仅是管家仆人犯了法，当家人也会乖乖地认罚。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恶仆为非作歹，主人未必真的完全清楚。家族本位的政治，是包围术得以施展的基本条件。(www.daowen.com)

当然，这种家族政治，跟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还是有冲突的。中国比较有理想的士大夫，对付这种家族政治的办法，是高度的道德自律，自觉地追求圣人之境，像海瑞那样，自奉甚薄，连自己都不要一丝权力带来的好处，自然家人也就无从分润了（我国台湾地区马英九的不粘锅作派近似之）。显然，这样一种包围破解的办法，不是谁都可以施用的，历史上像海瑞这样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所以，包围者和包围术，始终都有用武之地。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东方多数国家都采用了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的本质是个体本位的，但是东方国家，无论政客还是选民，都不排斥家族网络。政客会利用家族网络给自己扩大势力，而选民也会对特定的家族给予持续的支持。反过来，一旦政客当选，不仅要给自己的家族某些交代，而且包围者也会找家族的空隙，乘虚而入，挡都挡不住。

事实上，只有家族政治整体改观，类似卢武铉这样的悲剧才能避免。但是，家族政治的削弱，却并非简单推行或者灌输某种政治文化可以实现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媒体和社会第四权的发育和成熟，从历史上讲，是剥开家族政治阴霾最有效的利器，媒体越发达越独立，社会的自由度就越大，家族政治的黑幕就越容易被揭露。

这就意味着，东方国家要想摆脱家族政治的阴影，必须得持续地向前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在这个过程中，让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盯住权力的眼睛，越来越多越来越尖，到那个时候，卢武铉们的权力有限了，而且被随时监视，也许就用不着跳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