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图书出版行业，60%以上的份额，依然被教材和教参教辅占领着，余下不多的份额里，真正思想文化类的书籍，比例是越来越小。除了个别讲究一点的知名书店之外，街上大小书店里，摆放的几乎都是技能类、生活类、养生医疗类和励志类的图书。量比较大还有点知识含量的书籍，只有两种，一种是法律书，一种是外语书，而这种书籍也等于是一种技能类的书。

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年轻朋友跟我说，现在我们的书业，很有点像秦始皇焚书之后的状况，书虽然还有，人们也读书，但多为占卜的、治病的、种树的和法律文书。近年来出土了很多秦朝的简牍，法律文书最多，其次是占卜的和治病的书。有的官吏死后，还把这些东西殉葬，可见，对书还是蛮喜欢的，只是取向很实用。

秦始皇时代的阅读，是焚书坑儒暴政的结果，包括官吏在内的读书人，不得不如此，万一读了诗书百家言，被人告发，就是死罪。而我们现在，离“文革”焚书的时代已经相当久远，80后和90后甚至已经完全记不得当年有过这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阅读，还会如此趋于实用？

生活书和技能类的书多了，并不是坏事，大家都去学外语、学法律、学会计也不是坏事。但是相应的，思想文化类书籍的销量，本应该也水涨船高才是，至少不应该像今天这样大幅度下降，一些很有分量的历史文化类书籍，出版后能卖到上万，已经算是畅销了，学术性稍微强一点，就只能印几千。回想改革之初，世界名著一开印就上百万、学术书也可以印几万几十万的日子，恍惚若白头宫女说玄宗。(www.daowen.com)

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读者的问题。学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得不到人文精神的滋养，从家长到学生，弥漫着畸形的实用主义空气。凡是对考试对今后谋生的技能暂时无关的书籍，都被视为无用，弃之如敝履。即使那些考文科的学生，入校之后，只读教科书的，也不在少数。对于历史文化类的书，相当多学生能接受的，只有非常通俗甚至非常滥俗的心灵鸡汤和讲故事的书。当然，网络的流行，很多年轻读者满足于网上阅读甚至网上查阅，也是思想文化类书籍销量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出版者身上。虽然说，出版者也非常渴望出版一些至少是貌似有文化品位同时非常畅销的书籍，但他们也知道，像于丹、易中天这样的奇迹，只是异数，不大可能反复再现。稍微有点思想性的书，出了就没准有风险，一不留神，出版社负责人的乌纱帽兴许就丢了。因此，众多的出版者，为了保险起见，往往不敢更不热衷策划出版真正具有思想和文化品位的书籍。既要出书挣钱，又要没风险，最佳途径是出教材，但教材刚放开不久，又收了回去，还是教育出版社垄断。出外语和法律书也保险，但也是专项出版，除了专门的出版社，别的社不好染指。剩下的空间，大概也就是生活类、技能类和养生类了，害得书店里的书，像是遭过秦火一样。

以上诸因素中，只有网络的冲击是个客观因素，剩下的主要是因为教育和出版氛围出了毛病。只要我们的教育界和出版界，真正有心振兴文化，着意培养下一代的人文精神，年轻一代自然会意识到，仅仅依靠网络，是不可能完善自己的心灵世界的，网络的存在，将会成为图书出版业的催化剂，而非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