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的近作《受活》，讲了两个彼此关联的故事，一是柳县长气魄宏大的富民工程，计划购买列宁遗体，发展当地旅游事业；一是满是残疾人的受活庄的领袖茅枝婆，几十年努力“退社”的经历。

前一个故事里，柳县长为了筹集到买列宁遗体的资金，把受活庄的残疾人组织成“绝术团”，出卖他们的“残疾”挣钱。后一个故事比较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原来受活庄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曾经身为红军伤员的茅枝婆发现山外的世界已经进入人民公社时代，拼了命把三个县都不乐意管的受活庄拉进了“社”，挂在双槐县柏树子公社下面，成为一个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结果一向安逸的受活庄接二连三地遭受了“铁灾”（大炼钢铁）、“黑灾”（大批判）、“红灾”（“文化大革命”），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甚至几次三番被外面的“圆全人”（健康人）洗劫，庄上的残疾人大批饿死。于是，茅枝婆开始谋求“退社”，不仅要求退出人民公社，而且要退出双槐县的行政管辖，回复到原来三不管的状态。

两个故事的衔接是，在茅枝婆的坚持下，绝术团出外“卖艺”成为受活庄“退社”的条件，结果是，当绝术团为双槐县挣得了大笔的钱，县长派人前往俄罗斯商洽购买列宁遗体的时候，却因为这种政治上的荒唐而丢了官，在丢官前夜，柳县长眼看着升官蓝图化为乌有，连老婆都跟秘书跑了，于是批准了受活庄的“退社”，自残之后来到受活庄落户。

小说的叙事是非写实的，处处洋溢着荒诞不经的感觉，因为不可能有祖祖辈辈都是残疾的村庄，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地方出现过购买列宁遗体的设想，但是，荒诞的叙事却处处透着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对于外面严酷的世界和同样严酷的现代化过程而言，受活庄的残疾人就是中国农民的象征，相对于信息的不对称，农民是瞎子和聋子，相对于行动能力和条件，农民缺胳膊少腿，相对于发言权，农民是哑巴。

土改后的农民，自己做主的日子没有过上几天，强制性的统购统销，就开始将他们推入国家工业化的漩涡，农户被强制接受剪刀差的盘剥，落入“九地”之下。然后，为了消弭这种类似苏俄十月革命期间“余粮征集制”的印象，合作化运动提早推行，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90%左右的个体农民一夜之间就被推进了合作社，然后又过了一夜则进了“全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然后小社并大社，不仅农民的生产资料甚至一部分生活资料都被充了公，而且穷村和富村之间财产平调，然后上调。

在农村搞互助合作其实并没有错，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农民之所需，但将互助合作变成合作化，一场由行政强制加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群众运动”，事情则走到了反面。农村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有需要生产合作的农户，也有不需要的，对于合作层次也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合作，轻易地采用运动式的强制结束小农私有制，对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是那个当年令人振奋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同时也是农村大牲畜死亡的高潮，农民大量宰杀猪羊鸡鸭的高潮。然而，农村的“生产力暴动”，很快使农民陷入了半饥饿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农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反右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主要是大辩论，听经过的农民讲，大辩论实际上就是大批判、大斗争，经过一场场的大辩论，原来一肚子瓜菜、叫嚷吃不饱的农民，一下子就吃饱了，改口说一天三顿大米饭，撑得不得了。很多农村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跃进”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农民军事化，砸锅炼铁，吃公共食堂，把老房子拆了当肥料，分男营女营，集体居住。每天劳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经常挑灯夜战连轴转，妇女子宫脱垂成为普遍性的疾病。在这种举国狂欢式的工作热潮中，未来天堂的诱惑和高度组织化和强度动员的建设氛围，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的确暂时消除了因急速合作化给农民带来的种种忧虑，尤其在放开肚皮吃饭的那几个月，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违背科学的生产方式（高度密植、过度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导致的农田抛荒，在不多的存粮吃完糟净之后，农村先后进入了饥荒，“跃进”跳得越快的地方，饥荒就越严重，小说所本的河南农村，还在跃进的高潮的1958年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因饥饿大批逃亡到湖北的农民。

接下来，在饥荒中没有饿死的农民，刚刚缓了口气，就迎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在大革命中，最让农民头痛的是农业学大寨，就是小说里写的“造梯田”，无非是变相的“大跃进”，大队核算，大干社会主义。

回顾这段历史，如果从文字上看，你会发现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农民自己的意愿，统购统销是应农民反对奸商盘剥的要求，合作化是顺应农民对两极分化的不满，“大跃进”、人民公社更是顺应了“人民群众急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文革”以及革命中的学大寨运动，不仅顺应了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要求，而且是群众反修防修的需要。当然，我们不能说农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欲望和要求，因为口号虽然是上面提出来的，但下面的农民也确实跟着走了，而且有的时候看起来走得还挺欢的，当年媒体上农民欢欣鼓舞的照片和镜头，不见得都是造出来的。只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为什么每当农民有这种大规模的要求的时候，总会伴随着大规模的运动，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不必说了，就连统购统销，都是由组织安排群众评议每家的余粮存量，只要把第一家评高了，那么接下来就会越评越高，直到逼得人家上吊（如果查一下那时的《内参》，就会发现这样的事还真不少）。(www.daowen.com)

运动，就是总是躲在袖子后面的那只手。

等到农民最后一点社会主义热情的火星被耗尽，任凭学大寨的号角吹得山响，农民依旧磨他的洋工，而把所有的力气，投到巴掌大的自留地上，“文革”后期的所有运动，实际上都变成了锣鼓喧天的空热闹，这时人们发现，“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很可能这只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实际情况是我们被东亚的某些邻居远远地落在了后面，陷入了没有活力的短缺经济的陷阱。于是，慢慢地，农民“退社”的要求被在半遮半掩中考虑了一半，大包干出现了，普及了，农民自己当家（其实是半当家）的欢喜劲刚刚上来，在更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浪潮里，就又被卷入了权力和市场的新的漩涡中。无限供给的农民工，不仅为中国的出口加工提供了100%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的存在，也成为中国吸引国外投资的最佳条件。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工会，甚至连起码的劳动保障都没有的农民工，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还经常遭到拖欠，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从本质上讲，革命时代的工业化和眼前的现代化是一样的，区别只是一个沿着苏联道路走，一个沿着美国的道路走而已。农民依旧是被某一只手拖着走。

这时，那只手变成了市场和绝对权力嫁接的畸形骈指。

市场来了，行政的权力架构，却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大队变成了村，公社改了乡镇，书记还是书记，长还是长，只是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变成了政府、党委加上七站八所的成百上千人的队伍，而且还是逐渐膨胀着。所有该管的事情都不管了，所有该收和不该收的钱都拼命地收，收不上来就出动武装，夜间“悄悄地进去”。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小说里描绘的那种“富民工程”，工程一来，农民就得毁掉自己原来的庄稼，跟着领导走，最后颗粒无收，但领导已经变成更大的领导了。几乎每个工程的背后，都有一个小说里说的“敬仰堂”，有一个规划好了的升官图，不是所有领导都像柳县长那么倒霉，为自己最后砸了锅的工程付出代价，丢了乌纱，更多的好汉事实上就是踩着一个个劳民伤财的工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不，爬了上去。而农民出卖了劳力和脸皮（茅枝婆对绝术团的评语）之后，得到的往往是他们几辈也还不清的工程债，最后的结果还只能是卖，能卖什么卖什么，能卖的都卖了。小说中故事所在的河南，农民响应上面的号召“卖血致富”，结果出现了一个个的艾滋病村，得了艾滋病奄奄待毙的农民，逐渐连外界对他们的同情，也一并卖掉。可悲的是，农民卖血的行情，并不总是像小说里描绘的那么好，血价经常会往下掉，有时候，想卖都卖不出去，卖的过程，有权的人还七手八脚地刮上一道，权力和资本的钱袋里，不仅装了农村小伙卖命卖血的钱，也装了农村姑娘卖皮肉的钱。留给农民的选择，只是有什么卖什么，还卖不出价钱。可是有的时候，如果农民的东西被人看上了，那么不想卖也得卖，比如某些地段的地皮，卖的时候，得利最小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真正所有者，有时，小到了不足以再搭建一座成本非常低廉的足以蔽体的房屋的地步。

事实上，有这种除了上级、根本没人管得了的绝对权力，才会有这样一个又一个富民工程（或者说升官工程），有这样“民之父母”的权力架构，才有柳县长这样的升官图，旧的权力接在了新的市场上，才使得资本的威力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既想买列宁遗体获利，又想在列宁水晶棺旁安排自己的水晶棺，以图永垂不朽，在正常人眼里，也许是荒诞的，但如果我们听了某些贪官“放松思想改造，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信任”之类充满革命意境的忏悔，也许感觉就不那么荒诞了。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就是这样天衣无缝地和某些现代西方的概念，嫁接到了一起。

其实，像柳县长这样的官，说到底，也是农民，尽管进了城，当了县长，却没有抖干净身上的土气（即使当得再大也一样），同样要受那只看不见的手摆布，他的功过祸福，造的孽和作的恶，都有那只手舞弄的影子。小说最后让柳县长弄残了自己的双腿，来到受活庄落户，其时，外面的“圆全人”都在装瘸弄瞎，变成了不残而残的残疾人，世界彻底走进了荒诞的受活庄。

小说的结尾，受活庄在经受了屈辱和劫难之后，终于换回了摆脱行政管辖的一纸“文件”，读者也许松了一口气，但是且慢，这充其量只是作者给书中饱经磨难的人们的一个有点暧昧的光明尾巴，谁都知道，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不啻痴人说梦。

受活，按小说的解释，是北方方言，“豫西人、耙耧人最常使用，意即享乐、享受、快活、痛快淋漓。在耙耧山脉，也暗含有苦中之乐、苦中作乐之意”。但是通览全书，我们不仅看不到第一层意思，连第二层暗含的意思也没有，满眼的只有两个颠倒过来的字：活受。同样是某种方言，意思是活受罪。